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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无疑是二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本岛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介石对首脑会晤的热情。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国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苏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罗斯福在10月28、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
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 由此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在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都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收复琉球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以安美国之心。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碍难接受。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本岛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
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国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苏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罗斯福在10月28、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
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 由此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在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都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收复琉球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以安美国之心。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碍难接受。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本岛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
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