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和幸福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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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美德和幸福你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我们平常所说的美德,并不一定都会给你带来好处。你勤勤恳恳地工作,花了半年时间画了一幅画卖了5千元钱,而剽窃者可能一下子就卖了10万元。你善良,你看见一个老头过马路摔了跟头,你跑过去扶他,结果他爬起来之后说是你撞的。结果善良的人反倒吃了亏,那些袖手旁观的反倒没事。这种现象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注意到,而且也有大量的讨论和记述。《聊斋志异》里有一篇故事叫《罗刹海市》,那里越是长得丑陋的,就越是做了高官,享有荣华富贵,最丑的就当了君主。而那些最善良最美好的人处在社会底层,做最辛苦的活,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罗刹海市》当成一个隐喻,跟我们所设想的美好世界是倒过来的。
  不过我想说,现实世界,无论好与坏,毕竟不是罗刹海市。那么美德跟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一种理论是,作恶即使得到好处,那也只是一时的,长远来看,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看法也许偏于乐观,但狡诈的人、欺骗的人、不诚实的人,终究往往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看得太实在了,因为的确也有狡诈的人一辈子混下来了,而公义的人一辈子没得着好。
  我把这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功效主义或功利主义。按照功效主义的说法,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第二类我把它叫唯道德论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是只认道德,而不管道德带不带来好处。第三类就是像孔子、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道德放在很高的地位上,但是他们跟唯道德论不同,他们认为幸福不仅包括美德,而且也包括健康、财富、长寿等等这些因素。
  功效主义认为幸福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美德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这种理论可能对于年轻人,至少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俗气。把美德当手段,好像听起来总归不是那么特别义正辞严的样子。但是想想平常的生活,我们的道德教育,你会发现功效主义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人,他往往最后是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觉得美德好像是获得幸福的手段。
  你再想象一个官员,他对上吹牛拍马,对下欺压受贿,他买了好几栋房子,每栋房子里都养了女人,我们说这样的人幸福吗?我们不说这样的人幸福。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幸福这个概念它天然就包含着相当的品德成分,甚至可以说美德构成了幸福的骨架,它是跟一个人的品质相联系的,它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个骨架,哪怕他吃好喝好玩好了,我们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难认为自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
  再讲一点:道德比幸福好像更加牢靠。举个例子,普里阿莫斯是特洛伊的国王,一生非常幸福,但是他到了晚年就发生了特洛伊战争,希腊人摧毁了这座城池,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死了,最后把城市烧掉了。但唯道德论也有它的短处,我这里列两条。第一条,即使是文天祥和梵·高,他们也不反对幸福,他们并不是唯道德论的,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理想放弃幸福。但如果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想象文天祥打败了元朝人,想象梵·高被慧眼识人,最后给了他幸福生活,他并不会拒绝。当然如果梵·高过上了幸福生活,他还能不能画出那么好的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我讲一下第三种,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一位是中国的哲人,另一位是希臘的哲人,两位都是把德性放在最高一级,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否认在德性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带来幸福。孔子直接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我们想过上好生活,想富贵,人人都是这样的。区别只在于,对于孔子来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如果要让我用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得富贵,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良好生活,跟孔子的结构差不多,他把美德放在第一位,但是幸福仍然包括了健康、财富、长寿等等。
  回到我们最早提到的这个问题,两者能够携手并进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两者发生了冲突,那怎么办?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唯一答案的。可以说,德性和好生活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天祥来说,德性亏了一点,他就感受不到幸福,我们如果德性亏了很多,我们就感受不到幸福。但是不管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我想说的都是,无论你对德性的要求很高还是低,德性永远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是整个地放弃了德性的要求,你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幸福和德性到底怎样构成,总是由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左右的。一个良好的社会中,那些有德的人将有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变得幸福。一个不良的社会就恰恰相反,那最不良的社会就是罗刹海市。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我们用这个来规定或者定义一个良好社会。什么叫做一个好社会?那就是有德的人会过得更好,那些缺德的人会过得不好。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一个人得到了富贵,这是好的,但在一个恶劣的社会中,在罗刹海市中,一个人得到富贵,那是可耻的事。当然,“邦有道”和“邦无道”是两个极端,我们实际的社会是介于一个特别良好的社会和一个特别糟糕的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既不可能说完全地以德论福,也不可能完全地以福来论德。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一个社会想象成那样坏。我知道大家在抱怨和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社会想成漆黑一团。但是这种想法、这种批评到了一个极端,它会带来坏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仿佛我们任何人都不再有正当的手段来赢获我们的幸福,因此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好处的人,反倒觉得这样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但反过来,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好到那种能够以福论德的程度,就好像我们只要好好地做,一定就能够得到幸福。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有待那些正直的人去加以改变,加以改善。正直的人有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许做不到,即使我们没有像仁人义士勇敢地站出来去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在心里,我们在能做的地方,是永远跟这些正直的人站在一边的。
  好,谢谢大家。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在一席的演讲节选)
  (编辑/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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