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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池莉小说描写的琐碎繁杂的日常婚姻生活,笼罩着一种灰暗庸俗的基调,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与诗意化色彩,而在其烦闷不堪的生活状态的背后,却蕴涵着深层审美意义,体现了一种达观而平静的美,体现了时代的“民族性格”,重构了一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世俗;爱情;婚姻;审美意义;民族性格
在池莉的小说中,缠绵悱恻、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志同道合等理想主义的爱情话语成为被消解的对象,神圣而浪漫的爱情为世俗的婚姻所取代。以世俗性与日常性消解了千百年来人们给爱情加上的神圣性与纯洁性。这种世俗的爱情婚姻生活是怎样在池莉文本中呈现的呢?在被解构后的废墟中反射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呢?本文通过对池莉小说文本中爱情婚姻生活的探究,挖掘隐藏在反复冗杂、烦闷不堪的生活状态中的深层审美意义:在灰色的烦恼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达观而平静的美,体现了时代的“民族性格”,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一
池莉眼中的男男女女对爱情、对婚姻都有十分清醒的态度:结婚是成家,是为了找一个终生伴侣,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生个孩子,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其他理想化、浪漫化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童话或“自欺式”的回忆中,甚至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在男人和女人的相互妥协之下,婚姻最终在跌跌撞撞中走向平衡,在浑浑噩噩中走向圆融。如果把爱情仅仅理解成“泰坦尼克号”式的,那么池莉没有谈过爱情,池莉讲述的只是平凡人的故事,她认为平凡人的爱情应有平凡人的特点:在细致中见深情,并通过这平凡的真情来维持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烦恼人生》中,从由住房的狭小引发家庭的混乱开始,婚姻出现了纠纷,又归结到一个家庭(婚姻)赖以生存的住房马上要拆迁的困难为止。其间印家厚面对蛮横、絮叨的老婆,心中竟起了瞬间的杀机,“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这个细节性的描写真实道出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这好比大杂烩的市场喧嚣吵闹声,此起彼伏,然而整个市场却呈现一片热闹繁华、整齐稳定的状况。
鲁迅曾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从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论上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由物质决定,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缺乏根基的。
池莉笔下的婚姻生活磕磕绊绊,但却在这种摇摆中平平稳稳地延续着它的寿命。如果说“爱情”在池莉的小说中来得快也去得快,那婚姻却像马拉松一样,犹犹豫豫,毫不果断。爱情因带上世俗的功利不纯正而夭折,那么婚姻则需要一种世俗存在的维持。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的大彻大悟之后对婚姻独白更可以看到池莉笔下的婚姻状况:“婚姻不是单纯性的意义,远远不是。妻子不只是理想的对象,而是过日子的伴侣。过日子你就要负起丈夫的职责,注意妻子的喜怒哀乐,关怀她,迁就她,接受周围所有人的注视。与她搀搀扶扶,磕磕绊绊走向人生的终点。”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在池莉小说中找到爱情是让人烦恼的,而婚姻却是完美而值得称赞的,犹如《失乐园》结尾中写到的亚当与夏娃:“他们手携手,以踯躅而缓慢的步伐,通过伊甸园走向孤寂的征途。”[2]
二
黑格尔曾说过:“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真为美。”[3]作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此岸和彼岸、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中得到精神的舒解、感情的疏导和意愿的寄托,以寻求在适当审美方式中表达自己对天地人的态度和情感。
同样从爱情到婚姻,从被解构到圆融,“爱情仿佛悠然之间从彼岸的想象回到了此岸的实在”[4]。池莉撕裂了爱情,却将婚姻的温暖与抚慰作为补偿融入这种缺陷之中,在巨大的反差下,给予一个修补的空间。“池莉正是以一种放逐爱情的方式拯救爱情,以批判爱情的方式来铭刻爱情,以埋葬爱情的方式来深刻地理解了爱情。最终,她以她的小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沮丧的爱情注入了一种苦涩而执着,微弱而实在的希冀。”[5]池莉对爱情的破解,对传统意义上的主题的消解,将婚姻作为补偿,这使得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平缓、安详和从容不迫的感情基调。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女博士宜欣在爱情与婚姻中选择婚姻,在崇高与世俗中选择世俗,在物质与精神中选择物质,毅然离开了与自己极不相称的小餐馆老板陆武桥,依附了一个外国男人的物质。池莉撕破一个个理想的爱情,描写了从属于生活的婚姻,描绘了这种婚姻状态下的生存状况,这种对生活状态的描写,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这种浓郁生活之味的散发,让被这种气氛笼罩着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让人们在回味和反思中体味到一种坚韧的美,这种美并不因为生活之中的种种烦恼使人的精神沦落,反而使人们在这种情绪下变得更加有力度。池莉主人公印家厚、庄建非、赵胜天从生活中获得人生的渐悟。印家厚从“烦恼人生”中,庄建非从“不谈爱情”中,赵胜天从“太阳出世”中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成人仪式”。
正如何镇邦在《寄希望于改革》中说到:“作者不仅从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平凡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也从那平凡的生活中开掘‘诗意’……正是这种诗意,使我们面对严峻的生活,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希望。”
这种淡淡的诗意的刻画是表现在平常平平淡淡的,甚至还有些平庸的故事里,我们随着池莉的笔去六渡桥、去花楼街、去江汉码头、去吃大众化的热汤面和稍微高档一点的四季美汤包,去听印家厚们和他儿子心不在焉的谈话,这种未加雕琢的原生态的生活一幕,真实、贴近,让人感到一种自然之美,读者很容易被这种亲近所接近。
《不谈爱情》主要通过一场戏剧化的婚姻来感悟人生,达到一种圆融通达,它像一场人生的策略课,充满了智慧的启发。《太阳出世》中赵胜天和李小兰的成熟则属于人生情感的成熟,这种人生情感的基调是求知和善良。孩子的出世正仿佛人性光辉的出世,而人性光辉,则仿佛太阳温暖地、恒久地与人类相随。
三
仔细嚼读池莉的小说,我们发现她对主题消解的意义产生的美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飘淡、温暖、智慧的美,而且表现一种民族性格。它写出了下层市民的生存本相,展示了民族性格的消极面和“生存竞争”的冷酷无情,并在反抗这种消极面的背后彰显出强大的力和美。
就像池莉在《也算一封回信》中说到:“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面对烦恼,是一种正观而朴质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将这种民族性格提炼出来,便是面对现实的琐碎需要的一种“正观而质朴的生活观”,上升到整个民族可以理解为坚韧、厚重、沉稳、消极与对抗。同样从人生观之一的爱情观来看,池莉取消对爱情的追逐而顺从了对平凡婚姻的选择。《预谋杀人》中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后的王腊狗,最终回到家乡与那个曾令他失望的麻脸婆娘居家过起生活来,认可了“事实上”的婚姻。当浪漫与理想被婚姻驱逐出去以后,婚姻也就成了一种偏重物质性的世俗生活。人们的“民族性格”表现为一种安贫乐道、听任生活的活法,他们都是出于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考虑,是对这种世俗婚姻的尊重、理解和认同。
虽然人生处处充满烦恼,然而这种烦恼却在一种乐观的“民族性格”的包容中化为生存的状态,化为人类得以延续的动力。我们从池莉笔下的芸芸众生中可以看到历史动荡中的波光流影,摒弃民族、阶级感受普遍的人民群众——我们祖国的脊梁的力和美,揭示着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生活秀》中与来双扬相比照的来家其他人无论从人格上、相貌上、能力上都显得那么委琐。来双元自私、愚昧、横蛮、好色、爱占别人的小便宜,没有什么能力却又妄自尊大。妹妹来双瑗可算是来家唯一的知识分子,却眼高手低,自以为逃离了吉庆街的小市民生活,高姐姐一等,却无论是审美眼光还是生存技能都比其姐差了一大截。来双久更是不成器,连来双扬送给他的“久久”酒店都经营不好,到最后进了戒毒所,靠来双扬的血汗钱买毒品维持生命。这几个不成器或自以为成器的来家兄妹,在有风韵、有魄力、有能力、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来双扬面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作者对来双扬的塑造表达了池莉对市民的务实耐劳和注重实际的人生的礼赞。
池莉看透市井生活的日常层面,撕碎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崇高理想,重构圆融的生活状态,是在用心探寻卑微生命的价值,对生命给予热切的关注。对此她曾说过:“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实际上是在扫扫清洁,拂去灰尘,让本来的真善美露出光芒来”。[6]
池莉在尽力擦掉蒙在生活本质上的灰尘,摘掉人们眼前的有色眼镜,力图还原生活,涤荡生命,探寻与强大外界压力苦苦对抗的普通民众的生命价值所在。
“认同世俗化原则,义无返顾的消解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以放逐理想、消除诗意、反抗崇高,表达了文学皈依世俗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7]池莉的小说以理解、宽容的态度,体现了一种认识生活本质后的淡定和从容,一种敢于直面社会普通乃至庸俗的勇气。她说要“谢谢颠沛流离贫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和思考”。因此池莉对世俗人生的描绘,选取普通大众的生活题材,在通俗与趣味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人物生存困境的思索和超越庸俗的努力,她的笔触在进行形象描绘的同时又能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揭示人性的本质,这种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又给她的作品蒙上了一层严肃的面纱,保证了作品的思想性。这种认同大众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立场,与大众的审美要求紧密契合,正是这样,池莉站在更高层次上,给暗淡的现实投射了审美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鲁迅.伤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弥尔顿.失乐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恩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谢永新.重建的想象空间——池莉小说的女性解读[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2).
[5] 成霄.小论池莉小说的婚恋意义[J].丝路学刊,1997(4).
[6] 池莉.我[J].花城,1997(5).
[7] 向荣.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J].文艺评论,2005(12).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关键词:世俗;爱情;婚姻;审美意义;民族性格
在池莉的小说中,缠绵悱恻、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志同道合等理想主义的爱情话语成为被消解的对象,神圣而浪漫的爱情为世俗的婚姻所取代。以世俗性与日常性消解了千百年来人们给爱情加上的神圣性与纯洁性。这种世俗的爱情婚姻生活是怎样在池莉文本中呈现的呢?在被解构后的废墟中反射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呢?本文通过对池莉小说文本中爱情婚姻生活的探究,挖掘隐藏在反复冗杂、烦闷不堪的生活状态中的深层审美意义:在灰色的烦恼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达观而平静的美,体现了时代的“民族性格”,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一
池莉眼中的男男女女对爱情、对婚姻都有十分清醒的态度:结婚是成家,是为了找一个终生伴侣,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生个孩子,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其他理想化、浪漫化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童话或“自欺式”的回忆中,甚至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在男人和女人的相互妥协之下,婚姻最终在跌跌撞撞中走向平衡,在浑浑噩噩中走向圆融。如果把爱情仅仅理解成“泰坦尼克号”式的,那么池莉没有谈过爱情,池莉讲述的只是平凡人的故事,她认为平凡人的爱情应有平凡人的特点:在细致中见深情,并通过这平凡的真情来维持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烦恼人生》中,从由住房的狭小引发家庭的混乱开始,婚姻出现了纠纷,又归结到一个家庭(婚姻)赖以生存的住房马上要拆迁的困难为止。其间印家厚面对蛮横、絮叨的老婆,心中竟起了瞬间的杀机,“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这个细节性的描写真实道出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这好比大杂烩的市场喧嚣吵闹声,此起彼伏,然而整个市场却呈现一片热闹繁华、整齐稳定的状况。
鲁迅曾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从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论上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由物质决定,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缺乏根基的。
池莉笔下的婚姻生活磕磕绊绊,但却在这种摇摆中平平稳稳地延续着它的寿命。如果说“爱情”在池莉的小说中来得快也去得快,那婚姻却像马拉松一样,犹犹豫豫,毫不果断。爱情因带上世俗的功利不纯正而夭折,那么婚姻则需要一种世俗存在的维持。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的大彻大悟之后对婚姻独白更可以看到池莉笔下的婚姻状况:“婚姻不是单纯性的意义,远远不是。妻子不只是理想的对象,而是过日子的伴侣。过日子你就要负起丈夫的职责,注意妻子的喜怒哀乐,关怀她,迁就她,接受周围所有人的注视。与她搀搀扶扶,磕磕绊绊走向人生的终点。”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在池莉小说中找到爱情是让人烦恼的,而婚姻却是完美而值得称赞的,犹如《失乐园》结尾中写到的亚当与夏娃:“他们手携手,以踯躅而缓慢的步伐,通过伊甸园走向孤寂的征途。”[2]
二
黑格尔曾说过:“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真为美。”[3]作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此岸和彼岸、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中得到精神的舒解、感情的疏导和意愿的寄托,以寻求在适当审美方式中表达自己对天地人的态度和情感。
同样从爱情到婚姻,从被解构到圆融,“爱情仿佛悠然之间从彼岸的想象回到了此岸的实在”[4]。池莉撕裂了爱情,却将婚姻的温暖与抚慰作为补偿融入这种缺陷之中,在巨大的反差下,给予一个修补的空间。“池莉正是以一种放逐爱情的方式拯救爱情,以批判爱情的方式来铭刻爱情,以埋葬爱情的方式来深刻地理解了爱情。最终,她以她的小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沮丧的爱情注入了一种苦涩而执着,微弱而实在的希冀。”[5]池莉对爱情的破解,对传统意义上的主题的消解,将婚姻作为补偿,这使得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平缓、安详和从容不迫的感情基调。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女博士宜欣在爱情与婚姻中选择婚姻,在崇高与世俗中选择世俗,在物质与精神中选择物质,毅然离开了与自己极不相称的小餐馆老板陆武桥,依附了一个外国男人的物质。池莉撕破一个个理想的爱情,描写了从属于生活的婚姻,描绘了这种婚姻状态下的生存状况,这种对生活状态的描写,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这种浓郁生活之味的散发,让被这种气氛笼罩着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让人们在回味和反思中体味到一种坚韧的美,这种美并不因为生活之中的种种烦恼使人的精神沦落,反而使人们在这种情绪下变得更加有力度。池莉主人公印家厚、庄建非、赵胜天从生活中获得人生的渐悟。印家厚从“烦恼人生”中,庄建非从“不谈爱情”中,赵胜天从“太阳出世”中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成人仪式”。
正如何镇邦在《寄希望于改革》中说到:“作者不仅从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平凡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也从那平凡的生活中开掘‘诗意’……正是这种诗意,使我们面对严峻的生活,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希望。”
这种淡淡的诗意的刻画是表现在平常平平淡淡的,甚至还有些平庸的故事里,我们随着池莉的笔去六渡桥、去花楼街、去江汉码头、去吃大众化的热汤面和稍微高档一点的四季美汤包,去听印家厚们和他儿子心不在焉的谈话,这种未加雕琢的原生态的生活一幕,真实、贴近,让人感到一种自然之美,读者很容易被这种亲近所接近。
《不谈爱情》主要通过一场戏剧化的婚姻来感悟人生,达到一种圆融通达,它像一场人生的策略课,充满了智慧的启发。《太阳出世》中赵胜天和李小兰的成熟则属于人生情感的成熟,这种人生情感的基调是求知和善良。孩子的出世正仿佛人性光辉的出世,而人性光辉,则仿佛太阳温暖地、恒久地与人类相随。
三
仔细嚼读池莉的小说,我们发现她对主题消解的意义产生的美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飘淡、温暖、智慧的美,而且表现一种民族性格。它写出了下层市民的生存本相,展示了民族性格的消极面和“生存竞争”的冷酷无情,并在反抗这种消极面的背后彰显出强大的力和美。
就像池莉在《也算一封回信》中说到:“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面对烦恼,是一种正观而朴质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将这种民族性格提炼出来,便是面对现实的琐碎需要的一种“正观而质朴的生活观”,上升到整个民族可以理解为坚韧、厚重、沉稳、消极与对抗。同样从人生观之一的爱情观来看,池莉取消对爱情的追逐而顺从了对平凡婚姻的选择。《预谋杀人》中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后的王腊狗,最终回到家乡与那个曾令他失望的麻脸婆娘居家过起生活来,认可了“事实上”的婚姻。当浪漫与理想被婚姻驱逐出去以后,婚姻也就成了一种偏重物质性的世俗生活。人们的“民族性格”表现为一种安贫乐道、听任生活的活法,他们都是出于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考虑,是对这种世俗婚姻的尊重、理解和认同。
虽然人生处处充满烦恼,然而这种烦恼却在一种乐观的“民族性格”的包容中化为生存的状态,化为人类得以延续的动力。我们从池莉笔下的芸芸众生中可以看到历史动荡中的波光流影,摒弃民族、阶级感受普遍的人民群众——我们祖国的脊梁的力和美,揭示着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生活秀》中与来双扬相比照的来家其他人无论从人格上、相貌上、能力上都显得那么委琐。来双元自私、愚昧、横蛮、好色、爱占别人的小便宜,没有什么能力却又妄自尊大。妹妹来双瑗可算是来家唯一的知识分子,却眼高手低,自以为逃离了吉庆街的小市民生活,高姐姐一等,却无论是审美眼光还是生存技能都比其姐差了一大截。来双久更是不成器,连来双扬送给他的“久久”酒店都经营不好,到最后进了戒毒所,靠来双扬的血汗钱买毒品维持生命。这几个不成器或自以为成器的来家兄妹,在有风韵、有魄力、有能力、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来双扬面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作者对来双扬的塑造表达了池莉对市民的务实耐劳和注重实际的人生的礼赞。
池莉看透市井生活的日常层面,撕碎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崇高理想,重构圆融的生活状态,是在用心探寻卑微生命的价值,对生命给予热切的关注。对此她曾说过:“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实际上是在扫扫清洁,拂去灰尘,让本来的真善美露出光芒来”。[6]
池莉在尽力擦掉蒙在生活本质上的灰尘,摘掉人们眼前的有色眼镜,力图还原生活,涤荡生命,探寻与强大外界压力苦苦对抗的普通民众的生命价值所在。
“认同世俗化原则,义无返顾的消解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以放逐理想、消除诗意、反抗崇高,表达了文学皈依世俗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7]池莉的小说以理解、宽容的态度,体现了一种认识生活本质后的淡定和从容,一种敢于直面社会普通乃至庸俗的勇气。她说要“谢谢颠沛流离贫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和思考”。因此池莉对世俗人生的描绘,选取普通大众的生活题材,在通俗与趣味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人物生存困境的思索和超越庸俗的努力,她的笔触在进行形象描绘的同时又能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揭示人性的本质,这种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又给她的作品蒙上了一层严肃的面纱,保证了作品的思想性。这种认同大众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立场,与大众的审美要求紧密契合,正是这样,池莉站在更高层次上,给暗淡的现实投射了审美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鲁迅.伤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弥尔顿.失乐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恩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谢永新.重建的想象空间——池莉小说的女性解读[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2).
[5] 成霄.小论池莉小说的婚恋意义[J].丝路学刊,1997(4).
[6] 池莉.我[J].花城,1997(5).
[7] 向荣.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J].文艺评论,2005(12).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