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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的公安现场法医，16年的DNA亲权鉴定，看尽人间冷暖悲欢。”邓亚军近一年半没有更新的微博上，写着这句高度概括她人生经历的签名。
女法医、女博士、“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邓亚军身上的小众标签很多，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众对这些小众标签的想象：干练的短发、利落的西装，简单的无框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纵横”人性考场十余年，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师。十几万张DNA鉴定报告“卷子”发下去，很多人拿到“不及格”。
她安慰、记录，却从不为任何—人改分。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人生崩盘，她也没有丝毫动摇。在她看来，亲子鉴定这场“考试”只有一道选择题，两个选项，是与不是，自愿报考。
“婚姻粉碎机”
“我们要做加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内，一个外地男人语气平静地提出需求。在他身边的是扎着马尾辫儿、同样平静的妻子，还有他们一脸懵懂的孩子。
作为该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助理，赵佳悦了解这位客户的情况：之前带孩子做过一次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并非亲生，这次带上妻子一起，是为了再次确认，也是让“死不承认，’的对方现场见证。
普通的亲子鉴定出结果需3个工作日，加急只需5小时，因此，赵佳悦很陕又见到了这一家三口。只是和依然平静的丈夫不同，妻子捂着脸站在一旁，马尾辫儿被扎得乱糟糟，像是挨了打。
鉴定结果仍为“不支持”。不发一言的妻子拿着报告离开了鉴定所，赵佳悦跟了出去。她看见那位妻子出门后点了一支烟，边哭边扶着栏杆下楼，脚步异常飘忽，“高跟鞋在走廊趿拉、趿拉地响”。在赵佳悦的印象中，大部分客户都像这位妻子一样，在鉴定所时平静如常，出门后开始崩溃痛哭。
有十多年DNA亲子鉴定经验、做过的鉴定有十几万例，邓亚军早已对婚姻的破碎见怪不怪。面对来猎奇的网友和媒体，她可以讲出各种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结尾时，她习惯淡定地补上一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遇不到”。
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数十年的夫妻出了门就能一拍两散，有如此“神力”的亲子鉴定机构被网友称为“继产科手术室门外后的又—人性鉴别地”。在这里，亲子鉴定技术“只是证明了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邓亚军等DNA亲子鉴定师又名“婚姻粉碎机”。
邓亚军不认同这个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神色自若，目光因为高挑的眉毛更显坚定：“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只是用技术把结果公开化而己。我们没有错，鉴定机构也没错，错的谁知道是谁呢？反正不是我们。”
从命案现场到DNA实验室
邓亚军所坚持的观点与思路，与她的职业生涯一脉相承。
1996年，邓亚军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毕业。虽然当年选法医专业只是听了哥哥“公检法铁饭碗”的安排，但面对法医和临床医生两个就业方向时，邓亚军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成为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女法医。
毕业九年后，邓亚军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此前为了攻读博士辞职，邓亚军不得不再次面临职业选择。第三方鉴定机构里的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物证鉴定……她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法医物证鉴定中的DNA亲子鉴定。
与上次一样，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确定性：“法医临床和病理太需要主观的东西在里面，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里，不如实验室一是一、二是二来得好。”
邓亚军告诉记者，2005年是国内DNA亲子鉴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讲到此处，她像大学老师授课一般把这项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STR、触摸DNA……即便科普过无数遍，她的耐心和兴奋程度也没有打折。
总之就是在那一年，亲子鉴定技术从公安机关走进了社会，邓亚军也从命案现场走进了DNA实验室。老照片里，那时的邓亚军留着长发，穿着长裙，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入行的前两年，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农村的老人带着儿子儿媳来给孙子做亲子鉴定，因为儿子儿媳都有智力缺陷，孙子却是个正常人。邓亚军本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可做完鉴定，结果显示孙子真的是公公和儿媳的孩子。
赵佳悦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和当时的邓亚军一样大惊失色。然而此时此刻，她也已和邓亚军一样司空见惯：“这种案例挺常见的，没什么新奇。”
希望
比起新奇，邓亚军更喜欢对自己更有挑战的案子。
DNA亲子鉴定领域有多少难题悬而未决？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事实上，DNA亲子鉴定的客户类型很广泛，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们只是冰山一角。经常拿出陈年旧案委托的公安机关、怀着孕想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年轻女孩、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二胎甚至还有猫狗牛羊的主人，都是行業的难题制造者。
要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就必须在追踪到新技术时立刻实践一一实验室里埋头十几年，这条解压秘诀邓亚军屡试不爽。
可当被问及“还对哪些离奇的案例印象深刻”时，邓亚军语气中的轻松消失不见。
最先进的技术，鉴定出来的往往是最不希望的结果。
几年前，在湖北卫视的真情帮扶类节目《大王小王》中，邓亚军帮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寻母，当在场所有人都坚信台上的老妇就是山楂妹的母亲时，邓亚军给出了“不支持”的鉴定结果。
节目现场哭成一片，一向情绪稳定的邓亚军也推开眼镜抹起泪来。
经这一电视节目寻亲的人中，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人。在邓亚军看来，这是一种遗憾，但她同时抱有希望，“我总觉得他们还有希望”。
那些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邓亚军还能列出无数个典型。但她依然相信爱情、亲情，相信思想的进步，因为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作传递信念的介质，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
女法医、女博士、“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邓亚军身上的小众标签很多，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众对这些小众标签的想象：干练的短发、利落的西装，简单的无框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纵横”人性考场十余年，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师。十几万张DNA鉴定报告“卷子”发下去，很多人拿到“不及格”。
她安慰、记录，却从不为任何—人改分。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人生崩盘，她也没有丝毫动摇。在她看来，亲子鉴定这场“考试”只有一道选择题，两个选项，是与不是，自愿报考。
“婚姻粉碎机”
“我们要做加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内，一个外地男人语气平静地提出需求。在他身边的是扎着马尾辫儿、同样平静的妻子，还有他们一脸懵懂的孩子。
作为该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助理，赵佳悦了解这位客户的情况：之前带孩子做过一次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并非亲生，这次带上妻子一起，是为了再次确认，也是让“死不承认，’的对方现场见证。
普通的亲子鉴定出结果需3个工作日，加急只需5小时，因此，赵佳悦很陕又见到了这一家三口。只是和依然平静的丈夫不同，妻子捂着脸站在一旁，马尾辫儿被扎得乱糟糟，像是挨了打。
鉴定结果仍为“不支持”。不发一言的妻子拿着报告离开了鉴定所，赵佳悦跟了出去。她看见那位妻子出门后点了一支烟，边哭边扶着栏杆下楼，脚步异常飘忽，“高跟鞋在走廊趿拉、趿拉地响”。在赵佳悦的印象中，大部分客户都像这位妻子一样，在鉴定所时平静如常，出门后开始崩溃痛哭。
有十多年DNA亲子鉴定经验、做过的鉴定有十几万例，邓亚军早已对婚姻的破碎见怪不怪。面对来猎奇的网友和媒体，她可以讲出各种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结尾时，她习惯淡定地补上一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遇不到”。
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数十年的夫妻出了门就能一拍两散，有如此“神力”的亲子鉴定机构被网友称为“继产科手术室门外后的又—人性鉴别地”。在这里，亲子鉴定技术“只是证明了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邓亚军等DNA亲子鉴定师又名“婚姻粉碎机”。
邓亚军不认同这个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神色自若，目光因为高挑的眉毛更显坚定：“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只是用技术把结果公开化而己。我们没有错，鉴定机构也没错，错的谁知道是谁呢？反正不是我们。”
从命案现场到DNA实验室
邓亚军所坚持的观点与思路，与她的职业生涯一脉相承。
1996年，邓亚军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毕业。虽然当年选法医专业只是听了哥哥“公检法铁饭碗”的安排，但面对法医和临床医生两个就业方向时，邓亚军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成为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女法医。
毕业九年后，邓亚军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此前为了攻读博士辞职，邓亚军不得不再次面临职业选择。第三方鉴定机构里的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物证鉴定……她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法医物证鉴定中的DNA亲子鉴定。
与上次一样，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确定性：“法医临床和病理太需要主观的东西在里面，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里，不如实验室一是一、二是二来得好。”
邓亚军告诉记者，2005年是国内DNA亲子鉴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讲到此处，她像大学老师授课一般把这项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STR、触摸DNA……即便科普过无数遍，她的耐心和兴奋程度也没有打折。
总之就是在那一年，亲子鉴定技术从公安机关走进了社会，邓亚军也从命案现场走进了DNA实验室。老照片里，那时的邓亚军留着长发，穿着长裙，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入行的前两年，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农村的老人带着儿子儿媳来给孙子做亲子鉴定，因为儿子儿媳都有智力缺陷，孙子却是个正常人。邓亚军本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可做完鉴定，结果显示孙子真的是公公和儿媳的孩子。
赵佳悦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和当时的邓亚军一样大惊失色。然而此时此刻，她也已和邓亚军一样司空见惯：“这种案例挺常见的，没什么新奇。”
希望
比起新奇，邓亚军更喜欢对自己更有挑战的案子。
DNA亲子鉴定领域有多少难题悬而未决？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事实上，DNA亲子鉴定的客户类型很广泛，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们只是冰山一角。经常拿出陈年旧案委托的公安机关、怀着孕想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年轻女孩、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二胎甚至还有猫狗牛羊的主人，都是行業的难题制造者。
要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就必须在追踪到新技术时立刻实践一一实验室里埋头十几年，这条解压秘诀邓亚军屡试不爽。
可当被问及“还对哪些离奇的案例印象深刻”时，邓亚军语气中的轻松消失不见。
最先进的技术，鉴定出来的往往是最不希望的结果。
几年前，在湖北卫视的真情帮扶类节目《大王小王》中，邓亚军帮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寻母，当在场所有人都坚信台上的老妇就是山楂妹的母亲时，邓亚军给出了“不支持”的鉴定结果。
节目现场哭成一片，一向情绪稳定的邓亚军也推开眼镜抹起泪来。
经这一电视节目寻亲的人中，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人。在邓亚军看来，这是一种遗憾，但她同时抱有希望，“我总觉得他们还有希望”。
那些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邓亚军还能列出无数个典型。但她依然相信爱情、亲情，相信思想的进步，因为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作传递信念的介质，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