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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的一个周六，是《齐鲁周刊》社员工姜晓鹏的新婚志喜。
这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鸟鸣垂柳，荷绿湖岸，乌突突的济南，也有了个秋高气爽的意外。
中午喜宴，一群周刊人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喜圈儿，喝着喜酒，抽着喜烟，拉着喜呱，品着香茶，所谓喜气儿，就在这样的喜圈里聚集，蔓延。人生的大喜莫过于此：生过，活过，爱过，圆过。
酒过三巡，副社长董振说，张总，15年前的今天你还记得吗？
何止记得。
1999年9月1日这一天，是《齐鲁周刊》的诞生日，也是我的一生一世一辈子。
15年前这一天的前夜，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在著名的大明湖畔著名的贡院墙根街2号小楼，深秋的炎热尚未消退，美女们长裙摇曳，酷男们短衣短裤，汗珠滚在额头，笑意喜上眉梢。气压很低，空气很浓，敞开式的办公区里烟味儿、啤酒味儿、汗水味儿混在一起，每一粒分子都充满了青春的荷尔蒙，大家在期待着一个梦想成真。
——经过艰难的孕育，还有几个小时，《齐鲁周刊》这个新生的婴儿就要呱呱坠地。
这一天的晚上，我在赶写《齐鲁周刊》的创刊词，助手钟伟志等着拿稿录入。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拿起笔来，铺开稿纸，一时间，所有的情怀，所有的愿景，所有的诉求承载着责任和使命，光荣和梦想，如江河大海，汹涌而出，地球小了，天地小了，我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
创刊词《觉醒与顿悟·相约九九》就这样一挥而就。
伟志说，张总，你在写诗吗？
我说，不，是诗在写我们。
15年后，回想起那个时代，激情的土地，开放的春风，每天都有大树成林，每天都有鲜花盛开。每个人都在渴望改变和被改变。生命里有阳光，生活中有希望。而所谓希望，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是活着的每一天都不一样。
经济的开放，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先进的社会需要文化的浸淫和滋养，如唐诗般的北京，宋词般的济南。
为了这许多的“不一样”，我们有了梦想和激情，有了创业和冒险——这就是《齐鲁周刊》创刊的初衷和文化基因。
这一天的晚上，在另一个房间里，忙碌着另一班人马，隔着墙壁，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和电话铃声，还有分管经营的副总编徐波的大嗓门儿，他在调动着广告和发行，这个晚上，他的嗓门又高了八度。
一会儿，徐总叼着小烟到我办公室，他问我，开机首印多少份？我说15万份吧。他说，咱稳着点儿，开印10万份吧——这就不少了，能卖光，也是个奇迹！我们找来了承揽首期《齐鲁周刊》四封广告的程老板商议，虽然开印的数字经过了市场调研，最后，我们决定首期开印15万份。
1999年9月1日这一天，注定是周刊人的节日。天蒙蒙亮，整个泉城2400多个报摊就已布满了刚刚出炉的《齐鲁周刊》，带着锐气，带着新意，散发着墨香。
首期《齐鲁周刊》的封面人物是鲁能主帅桑特拉奇，他呼风唤雨、傲立群雄的英姿为《齐鲁周刊》平添了魅力。那一年，鲁能俱乐部获得全国足球联赛的双冠王，桑特拉奇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个江湖传奇，他的故事也写进了首期《齐鲁周刊》的体育板块。
这一天的一大早，刊社全体员工一起出动了，大家抱着《齐鲁周刊》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奔向街头路口体验卖报。我和王晶来到泺源大街的街口，刚刚卖出几份，迎面开来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下了，下来几个人，一把将我们怀里的周刊夺走了，不容解释，不分由说。王晶追着面包车前头跑，我跟在后面追，追了几步，我发现车体上涂着“城管”两个大字。王晶穿着背带裤，留着娃娃头，回头看着我，一脸的无奈。
我冲他们大声喊着，拿走吧，别扔了，回家好好给你妈看看。
那时的城管就这么牛逼。15年后，比城管牛逼的还是城管。诸如此类，当你真正做起了媒体，你会发现，在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你不希望的“不一样”却比希望的“不一样”多起来。不是世界在变，而是你的眼睛在变。这些“不一样”必然成为《齐鲁周刊》的责任和使命。于是，质疑、批判、建设，逐渐形成了《齐鲁周刊》的精神气质，也符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谁抛弃了济南》、《济南南部山区之命运》、《走进56个民族》、《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等大型报道，令读者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一时，《齐鲁周刊》洛阳纸贵。
这一天，上午10点不到，徐波急乎乎打过电话来说，《齐鲁周刊》马上脱销，怎么办？我说，加印。于是，我们又找那位承揽周刊四封广告的程老板，大概是这位老板害怕再多印赔钱就找不见人了。我们迅速调整了四封广告，随即又加印15万份，因此，首期《齐鲁周刊》便有了两个版本。
这一天的上午，遭遇城管后，我们又跑到银座商城门口，我的发行部主任林春晓正等在那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笔，咧开大嘴说，张总，你也来个签名售报吧。我说，行啊，咱脸皮厚，不害羞。说完，我发现，我的嘴咧得比他还大。
于是乎，平生第一次，大庭广众之下，我大言不惭地展示了自己的“龙飞凤舞”、“笔走龙蛇”。每签一本，我都小心翼翼地在周刊封面上选一个小角，我害怕不小心惊动了那位帅气的桑特拉奇先生。
还别说，签售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周围一会儿就聚起了一群读者，来了，走了；走了，又来了。不知不觉，两大摞《齐鲁周刊》一会儿就全部卖光。那时，我想，总编辑除了写字，也能赚钱。但完全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总编辑一直在找钱，找钱。也许是，这创刊的第一天就注定了找钱的命运。
下午五点时分，徐波又打电话说，新加印的15万份《齐鲁周刊》全部被报贩付款预定。
30万份！我们创造了齐鲁大地上一个同类媒体创刊首发的奇迹。
1999年9月1日的晚上，注定是周刊人的狂欢。大家喝酒唱歌，放纵激情，放纵生命，把这一天深深打上了青春的印记。
那个夜晚，我把自己喝醉了，我的年少轻狂的弟兄们把酒喝醉了。 多少年以后，希拉里才说，我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而我们要说，创造“自己”就是创造历史，创造“自己”远比创造历史更为重要。没有“自己”的历史是“自己”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
15年后，为了15年前的那个日子——1999年9月1日的纪念，我们特意征集了《齐鲁周刊》四套全套本和数本创刊号。这些全套本和创刊号都是用专车拉回来的，每一套都被收藏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一套摞起来都比我高。它们临时码在刊社大厅里，每天向我们深情的瞩目，同事们建议我和它们合影留念，我一直不敢。
突然想起季羡林老先生的境界，他说，这些年来，我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这一大摞《齐鲁周刊》也一直努力表达这样的境界，全世界的假话大致相同，而真话却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一个媒体坚持的基本品格和职业操守，恰如我们立志追求的每一天和每一天的“不一样”。
15年来，“不一样”形成了《齐鲁周刊》独特的精神品质，也是一群人的思想形态和集体表达，无论坎坎坷坷，生生死死，15年的脚印里一如既往地刻满了我们的初心。虽然，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希望中的“不一样”和不希望的“不一样”有时候成相反的气势而凶猛，这不仅是一个媒体的块垒和纠结，也是一个社会的块垒和纠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往往结伴前行。
也许，对于一个媒体来说，15年的历史还不足以成为历史，与其唤醒它，不如让它好好沉思，或许，它根本没有沉睡，只是它们比我们还累。
2014年八月的这个周末，喝着同事姜晓鹏的喜酒，忽然发现，我们的小才子吴永强没有到场——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大概同一天，我们另一位同事的父亲则刚刚去世。15年啊，15年，我们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变革，也经历了一个圈子里的人生轮回。张总编荣升为张阿姨、张奶奶、张姥姥，亦被业界戏称为“张校长”。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熙来攘往，进进出出，15年的《齐鲁周刊》千难万险，荣辱与共，被业内封为“黄埔二期”。今天的新郎姜晓鹏已经说不上是“黄埔二期”的第几拨学员了，但毫无疑问，《齐鲁周刊》是一个孕育新生命的开始。
在姜晓鹏的婚宴上，我想起前一天吴永强报喜的短信，说“儿子很帅，有乃父之风”，我哈哈大笑。当我“质疑”吴永强父子的帅气时，一家人对我群起而攻之，杨百会说，永强就是帅啊，怎么看都帅。由卫娟盯着杨百会的小眼睛接上话茬，“百会也帅”！于是乎，一家人举起酒杯，“我们都帅”！
看着这群江山依旧，青春不老的孩子们，我想了我们的“思想广场”——那是刊社办公大厅靠近厕所存放杂物的一个小屋，大小不足五个平方，摆着一个随时卖破烂的旧沙发和破茶几，我的这些才子才女们就偏偏爱上了这个小屋，每到周五选题会后，他们就像趋光的萤火虫一样聚集到这里，继续脑力激荡。一时间烟雾缭绕，乌烟瘴气，或是锋言利语，或是大呼小叫。每个周三的晚上，是周刊人的集体加班日，这些孩子们累了，困了，都会躲到这里抽个小烟，打个小盹。此种情景，经常让我想到那个蹲在鸡窝里孵蛋的爱迪生，车库里捣鼓电脑的乔布斯，还有当年在杭州英语角上和老外练嘴皮子的马云。
在这个小屋里，我的才子才女们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用个性的思维，独特的视角，把采访来的“人咬狗”们进行思辨、思考和梳理，每一次，都产生出诸多的“和而不同”，这些“和而不同”成为一种职业常态，使《齐鲁周刊》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和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小屋里，经年累月的相知相识，互为依存，学为相长，使他们内化了自己的精神气质，在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下，仿佛各自的样貌表情也有了某些相像。因此说，他们夸赞吴永强之帅，其实是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这些孩子们大都从乡村出发，走进大学，走进《齐鲁周刊》。他们脚上带着新鲜的泥巴，带着父辈的记忆去发现和寻找这个世界关于生命的千姿百态，万千气象。多少年以后，这些泥巴会告诉他们，即使你穿越了地球，当你的生命和千万个生命发生交集的时候，你可能拥有世界，但却难以拥有故乡。
人类本质上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对精神原点的寻找。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出发。
一个小屋，折射出一个杂志的文化气象，这种气象或为一轮明月，或为一缕阳光，汇入天空平添一份靓丽，融入大地增加一份营养，文化的功德概莫如此。
一个小屋，走出了多少周刊的才子才女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曾经从这里出发。
一个小屋，连接着《齐鲁周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这样的思想广场，才有了《齐鲁周刊》15年的接力。《齐鲁周刊》的每一个符号都将记载着每个人，每一棒的精彩。
2014年9月1日这一天的晚上，为了15年前那个不能忘却的纪念，周刊人又聚到了一起。
这个晚上，沙沙秋雨带来丝丝凉意，大家带着脚上的泥巴来到酒店，这注定又是一个坎坷的轮回。
9月1日，这一天，也是一个开学日，但，有多少人已经没有了开学。《齐鲁周刊》是自己的学校，她会为自己永远开学——因为，那个未曾实现的“自己”长在别人的身体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别处。
这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鸟鸣垂柳，荷绿湖岸，乌突突的济南，也有了个秋高气爽的意外。
中午喜宴，一群周刊人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喜圈儿，喝着喜酒，抽着喜烟，拉着喜呱，品着香茶，所谓喜气儿，就在这样的喜圈里聚集，蔓延。人生的大喜莫过于此：生过，活过，爱过，圆过。
酒过三巡，副社长董振说，张总，15年前的今天你还记得吗？
何止记得。
1999年9月1日这一天，是《齐鲁周刊》的诞生日，也是我的一生一世一辈子。
15年前这一天的前夜，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在著名的大明湖畔著名的贡院墙根街2号小楼，深秋的炎热尚未消退，美女们长裙摇曳，酷男们短衣短裤，汗珠滚在额头，笑意喜上眉梢。气压很低，空气很浓，敞开式的办公区里烟味儿、啤酒味儿、汗水味儿混在一起，每一粒分子都充满了青春的荷尔蒙，大家在期待着一个梦想成真。
——经过艰难的孕育，还有几个小时，《齐鲁周刊》这个新生的婴儿就要呱呱坠地。
这一天的晚上，我在赶写《齐鲁周刊》的创刊词，助手钟伟志等着拿稿录入。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拿起笔来，铺开稿纸，一时间，所有的情怀，所有的愿景，所有的诉求承载着责任和使命，光荣和梦想，如江河大海，汹涌而出，地球小了，天地小了，我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
创刊词《觉醒与顿悟·相约九九》就这样一挥而就。
伟志说，张总，你在写诗吗？
我说，不，是诗在写我们。
15年后，回想起那个时代，激情的土地，开放的春风，每天都有大树成林，每天都有鲜花盛开。每个人都在渴望改变和被改变。生命里有阳光，生活中有希望。而所谓希望，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是活着的每一天都不一样。
经济的开放，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先进的社会需要文化的浸淫和滋养，如唐诗般的北京，宋词般的济南。
为了这许多的“不一样”，我们有了梦想和激情，有了创业和冒险——这就是《齐鲁周刊》创刊的初衷和文化基因。
这一天的晚上，在另一个房间里，忙碌着另一班人马，隔着墙壁，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和电话铃声，还有分管经营的副总编徐波的大嗓门儿，他在调动着广告和发行，这个晚上，他的嗓门又高了八度。
一会儿，徐总叼着小烟到我办公室，他问我，开机首印多少份？我说15万份吧。他说，咱稳着点儿，开印10万份吧——这就不少了，能卖光，也是个奇迹！我们找来了承揽首期《齐鲁周刊》四封广告的程老板商议，虽然开印的数字经过了市场调研，最后，我们决定首期开印15万份。
1999年9月1日这一天，注定是周刊人的节日。天蒙蒙亮，整个泉城2400多个报摊就已布满了刚刚出炉的《齐鲁周刊》，带着锐气，带着新意，散发着墨香。
首期《齐鲁周刊》的封面人物是鲁能主帅桑特拉奇，他呼风唤雨、傲立群雄的英姿为《齐鲁周刊》平添了魅力。那一年，鲁能俱乐部获得全国足球联赛的双冠王，桑特拉奇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个江湖传奇，他的故事也写进了首期《齐鲁周刊》的体育板块。
这一天的一大早，刊社全体员工一起出动了，大家抱着《齐鲁周刊》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奔向街头路口体验卖报。我和王晶来到泺源大街的街口，刚刚卖出几份，迎面开来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下了，下来几个人，一把将我们怀里的周刊夺走了，不容解释，不分由说。王晶追着面包车前头跑，我跟在后面追，追了几步，我发现车体上涂着“城管”两个大字。王晶穿着背带裤，留着娃娃头，回头看着我，一脸的无奈。
我冲他们大声喊着，拿走吧，别扔了，回家好好给你妈看看。
那时的城管就这么牛逼。15年后，比城管牛逼的还是城管。诸如此类，当你真正做起了媒体，你会发现，在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你不希望的“不一样”却比希望的“不一样”多起来。不是世界在变，而是你的眼睛在变。这些“不一样”必然成为《齐鲁周刊》的责任和使命。于是，质疑、批判、建设，逐渐形成了《齐鲁周刊》的精神气质，也符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谁抛弃了济南》、《济南南部山区之命运》、《走进56个民族》、《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等大型报道，令读者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一时，《齐鲁周刊》洛阳纸贵。
这一天，上午10点不到，徐波急乎乎打过电话来说，《齐鲁周刊》马上脱销，怎么办？我说，加印。于是，我们又找那位承揽周刊四封广告的程老板，大概是这位老板害怕再多印赔钱就找不见人了。我们迅速调整了四封广告，随即又加印15万份，因此，首期《齐鲁周刊》便有了两个版本。
这一天的上午，遭遇城管后，我们又跑到银座商城门口，我的发行部主任林春晓正等在那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笔，咧开大嘴说，张总，你也来个签名售报吧。我说，行啊，咱脸皮厚，不害羞。说完，我发现，我的嘴咧得比他还大。
于是乎，平生第一次，大庭广众之下，我大言不惭地展示了自己的“龙飞凤舞”、“笔走龙蛇”。每签一本，我都小心翼翼地在周刊封面上选一个小角，我害怕不小心惊动了那位帅气的桑特拉奇先生。
还别说，签售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周围一会儿就聚起了一群读者，来了，走了；走了，又来了。不知不觉，两大摞《齐鲁周刊》一会儿就全部卖光。那时，我想，总编辑除了写字，也能赚钱。但完全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总编辑一直在找钱，找钱。也许是，这创刊的第一天就注定了找钱的命运。
下午五点时分，徐波又打电话说，新加印的15万份《齐鲁周刊》全部被报贩付款预定。
30万份！我们创造了齐鲁大地上一个同类媒体创刊首发的奇迹。
1999年9月1日的晚上，注定是周刊人的狂欢。大家喝酒唱歌，放纵激情，放纵生命，把这一天深深打上了青春的印记。
那个夜晚，我把自己喝醉了，我的年少轻狂的弟兄们把酒喝醉了。 多少年以后，希拉里才说，我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而我们要说，创造“自己”就是创造历史，创造“自己”远比创造历史更为重要。没有“自己”的历史是“自己”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
15年后，为了15年前的那个日子——1999年9月1日的纪念，我们特意征集了《齐鲁周刊》四套全套本和数本创刊号。这些全套本和创刊号都是用专车拉回来的，每一套都被收藏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一套摞起来都比我高。它们临时码在刊社大厅里，每天向我们深情的瞩目，同事们建议我和它们合影留念，我一直不敢。
突然想起季羡林老先生的境界，他说，这些年来，我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这一大摞《齐鲁周刊》也一直努力表达这样的境界，全世界的假话大致相同，而真话却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一个媒体坚持的基本品格和职业操守，恰如我们立志追求的每一天和每一天的“不一样”。
15年来，“不一样”形成了《齐鲁周刊》独特的精神品质，也是一群人的思想形态和集体表达，无论坎坎坷坷，生生死死，15年的脚印里一如既往地刻满了我们的初心。虽然，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希望中的“不一样”和不希望的“不一样”有时候成相反的气势而凶猛，这不仅是一个媒体的块垒和纠结，也是一个社会的块垒和纠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往往结伴前行。
也许，对于一个媒体来说，15年的历史还不足以成为历史，与其唤醒它，不如让它好好沉思，或许，它根本没有沉睡，只是它们比我们还累。
2014年八月的这个周末，喝着同事姜晓鹏的喜酒，忽然发现，我们的小才子吴永强没有到场——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大概同一天，我们另一位同事的父亲则刚刚去世。15年啊，15年，我们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变革，也经历了一个圈子里的人生轮回。张总编荣升为张阿姨、张奶奶、张姥姥，亦被业界戏称为“张校长”。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熙来攘往，进进出出，15年的《齐鲁周刊》千难万险，荣辱与共，被业内封为“黄埔二期”。今天的新郎姜晓鹏已经说不上是“黄埔二期”的第几拨学员了，但毫无疑问，《齐鲁周刊》是一个孕育新生命的开始。
在姜晓鹏的婚宴上，我想起前一天吴永强报喜的短信，说“儿子很帅，有乃父之风”，我哈哈大笑。当我“质疑”吴永强父子的帅气时，一家人对我群起而攻之，杨百会说，永强就是帅啊，怎么看都帅。由卫娟盯着杨百会的小眼睛接上话茬，“百会也帅”！于是乎，一家人举起酒杯，“我们都帅”！
看着这群江山依旧，青春不老的孩子们，我想了我们的“思想广场”——那是刊社办公大厅靠近厕所存放杂物的一个小屋，大小不足五个平方，摆着一个随时卖破烂的旧沙发和破茶几，我的这些才子才女们就偏偏爱上了这个小屋，每到周五选题会后，他们就像趋光的萤火虫一样聚集到这里，继续脑力激荡。一时间烟雾缭绕，乌烟瘴气，或是锋言利语，或是大呼小叫。每个周三的晚上，是周刊人的集体加班日，这些孩子们累了，困了，都会躲到这里抽个小烟，打个小盹。此种情景，经常让我想到那个蹲在鸡窝里孵蛋的爱迪生，车库里捣鼓电脑的乔布斯，还有当年在杭州英语角上和老外练嘴皮子的马云。
在这个小屋里，我的才子才女们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用个性的思维，独特的视角，把采访来的“人咬狗”们进行思辨、思考和梳理，每一次，都产生出诸多的“和而不同”，这些“和而不同”成为一种职业常态，使《齐鲁周刊》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和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小屋里，经年累月的相知相识，互为依存，学为相长，使他们内化了自己的精神气质，在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下，仿佛各自的样貌表情也有了某些相像。因此说，他们夸赞吴永强之帅，其实是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这些孩子们大都从乡村出发，走进大学，走进《齐鲁周刊》。他们脚上带着新鲜的泥巴，带着父辈的记忆去发现和寻找这个世界关于生命的千姿百态，万千气象。多少年以后，这些泥巴会告诉他们，即使你穿越了地球，当你的生命和千万个生命发生交集的时候，你可能拥有世界，但却难以拥有故乡。
人类本质上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对精神原点的寻找。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出发。
一个小屋，折射出一个杂志的文化气象，这种气象或为一轮明月，或为一缕阳光，汇入天空平添一份靓丽，融入大地增加一份营养，文化的功德概莫如此。
一个小屋，走出了多少周刊的才子才女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曾经从这里出发。
一个小屋，连接着《齐鲁周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这样的思想广场，才有了《齐鲁周刊》15年的接力。《齐鲁周刊》的每一个符号都将记载着每个人，每一棒的精彩。
2014年9月1日这一天的晚上，为了15年前那个不能忘却的纪念，周刊人又聚到了一起。
这个晚上，沙沙秋雨带来丝丝凉意，大家带着脚上的泥巴来到酒店，这注定又是一个坎坷的轮回。
9月1日，这一天，也是一个开学日，但，有多少人已经没有了开学。《齐鲁周刊》是自己的学校，她会为自己永远开学——因为，那个未曾实现的“自己”长在别人的身体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