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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记者走进燕园，倾听北大学者对北大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接受采访的著名教授学者包括北大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陈堃銶、北大哲学系教授叶朗、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以及北大法语系主任、翻译家董强教授。
深深的北大印记
记者：请谈谈您跟北大的缘分，以及受到了北大怎样的影响？
楼宇烈：北大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1955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后，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全国最顶级的教授，讲的都是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的学术养成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至今我一直非常怀念那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就像父子、朋友。
陈堃銶：我是1953年进的北大，在数学力学系。系里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淡泊名利又敢为人先。课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默默无闻地钻研，做出成果也不会去到处宣扬，毫无怨言地奉献。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我钦佩这些老师，他们为我的为学做人打下了一生的基础。
叶朗：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我非常认同很多北大毕业生说的话：在北大当过学生，一辈子身上都会打上北大的烙印，始终抹不掉。
袁明：我是1962-1966年在北大西语系求学，1979年又回到北大读研究生，那时刚迎来“科学的春天”。老师们为了培养学生，恨不得把家里变成课堂。有了机会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生，即便没有机会，老师也会创造机会给学生，那种对青年人爱护有加的精神真的很可贵。今天我们办燕京学堂，也是要从世界各地延揽好老师，培育跨文化人才。虽然办学很有挑战，但一想到前辈们对我们倾注的情感，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扰，我的心都能静下来，沉着应对。
陈春花：我跟北大的缘分源于我的研究。过去30年我一直专注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领先”“有没有可持续性”等问题。这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用全球视野看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有一定契合之处。当国发院向我发出邀请后，我有缘成为一名新北大人。
姚洋：我1982年考入的北大。那时学校條件比现在差很多，但有一股北大的“劲儿”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到了大学三四年级，课程没那么紧张时，没有人懈怠，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有点钱都用来买书，读书就是我对大学时光的最深印象。
董强：从北大毕业后，我到法国生活了十多年，2001年回到北大并任教至今。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这十多年北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刚回来时，感觉北大还是在“慢慢走”，现在则是“发力向前跑”了，有一种青春力量在澎湃。很荣幸我赶上这个阶段。
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
记者：在您眼中，北大走到今天有什么精神特质？
楼宇烈：我在北大求学、教书、治学已63年。北大的学术氛围相对要宽松活泼得多，对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要求学生有统一答案。同样听我的课，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他可能有那样的体会，大家互补就好了。对一个高校而言，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陈堃銶：“选准方向、狂热探索、依靠团队、锲而不舍”是王选的为人和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北大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和奉献精神确实流淌在很多北大人的血液里，他们在学术上不断要求进步，这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120年来，北大在推动国家整个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因为他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生而为蚕就要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这样一种境界的欲罢不能。
冯先生说的“欲罢不能”，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北大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这座校园里的很多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渴望、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把学术研究看作自己的精神依托、生命核心，把做学问看作自己的生命所在。
陈春花：大学有个特点，就是永远走在时代潮头。大学不仅仅是个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能够让有志向有理想的人聚一起，为知识而来、为引领时代而去的场所。北大在学术上充分尊重每个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自由。辩论和对话在北大一直都有，这就是北大的包容性。辩论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和对话，激发倾听者的智慧，让其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落实成行动。这恰是学校和学术的价值。
董强：北大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恒定性，根扎得很深，这是一所好大学的根本所在，也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相吻合。建立在现代大学概念之上，吸收时代精华，包括中国最优秀的生源，使它能够在中西比较中相对平衡，使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究保持一种同步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步性，一个大学可能无法在世界立足。
培养什么样的人
记者：育人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您认为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袁明：我很认同林建华校长提出的，要把北大建成一所“伟大的学校”。对“伟大的学校”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我想沿着“兼容并包”这条路走下去，北大定会开启新的历史。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比如我们燕京学堂的定位是“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我们用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希望培养更多在国际上能够理解中国的人才，和中国携手做一篇推动人类进步的大文章。
姚洋：我觉得北大就是要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文科要以培养思想家为己任，理科要以培养科学家为己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在实现了全面小康后，注定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起引领作用。北大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现在和将来也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接地气”，北大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会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问题，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关怀，成为能把理想照进中国现实的人。
董强：成功的人才培养不是灌输学生多少知识，也不是让学生进入什么学校读书，拿什么文凭，而是教给学生应对未来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但是这种能力不是纯粹能教会的，它需要土壤和氛围，需要师生之间共同探索的机制，以及国家之间的深入交流。
人文精神的价值
记者：对我国高等教育有哪些期望？
楼宇烈：教育中，老师的角色是传“为人之道”、授“为学之方”。传“为人之道”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有所弱化。坚守它，需要更加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
缺少人文科学的观照，自然科学及人类的迅猛发展可能会迷失方向，环境可能遭到毁灭性破坏。遗憾的是，100多年来人们只把科技发展看成人文力量的创造与体现，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自然科学要有人文的指导和引领，说明大家期待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对北大的期望，就是把人文精神提到最首要的位置。
叶朗：20世纪的北大，在国内率先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科学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我希望，21世纪的北大继续在文化上有所作为，重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重视在高校和全社会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提升精神世界，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袁明：我是做国际研究的，在世界各地走了几十年后发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在问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共同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都在追求物质化，物质化不断寻找新高度，创造新阶段，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但是缺乏对人类精神的关注。这一点上，教育要有所担当。
姚洋：北大要在“出思想”上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回归我们文化的根。儒家有很多超前的思想，只是我们还深挖得不够，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总结，是当前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发展这个伟大的机遇，把我们积累下的很多素材抽象成理论，改变以前只是别人设定议题、我们跟在后面修修补补的局面。经过前30年的积累，中国的学术条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应该到了转化成果的阶段。北大人要率先垂范。
董强：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好学校、好老师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现在社会整体氛围比较急功近利，我希望北大在引导好的教育氛围上发挥榜样作用。高校发展不在于仅看重一些指标，也不在于追求“大而全”，而在于所做的是不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
青年就是未来
记者：“五四”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想对青年说的话？
楼宇烈：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当然也有欠缺。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很少埋怨，觉得都是人生经历。就拿做學问来说，人生只有尝够百味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才能够真正做出学问来。所以人不仅要读书本上的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活的书。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陈堃銶：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要有定力，要保持气节和风骨，要沉下心，不要随波逐流。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同时要坚持传统：一是爱国奉献，一是学术严谨，出发点是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跟国外还有差距，希望北大能多培养出优秀的领军人才，踏踏实实把学科建设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向往之地。
陈春花：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了，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我必须说一句，你要耐得住寂寞，要给自己时间成长。反过来，我也希望社会对年轻人宽容一点，给他们时间，不要太快打标签，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把时间放长一点，会发现每一代都在承担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都在创造每一代的奇迹。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18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
接受采访的著名教授学者包括北大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陈堃銶、北大哲学系教授叶朗、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以及北大法语系主任、翻译家董强教授。
深深的北大印记
记者：请谈谈您跟北大的缘分，以及受到了北大怎样的影响？
楼宇烈：北大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1955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后，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全国最顶级的教授，讲的都是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的学术养成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至今我一直非常怀念那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就像父子、朋友。
陈堃銶：我是1953年进的北大，在数学力学系。系里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淡泊名利又敢为人先。课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默默无闻地钻研，做出成果也不会去到处宣扬，毫无怨言地奉献。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我钦佩这些老师，他们为我的为学做人打下了一生的基础。
叶朗：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我非常认同很多北大毕业生说的话：在北大当过学生，一辈子身上都会打上北大的烙印，始终抹不掉。
袁明：我是1962-1966年在北大西语系求学，1979年又回到北大读研究生，那时刚迎来“科学的春天”。老师们为了培养学生，恨不得把家里变成课堂。有了机会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生，即便没有机会，老师也会创造机会给学生，那种对青年人爱护有加的精神真的很可贵。今天我们办燕京学堂，也是要从世界各地延揽好老师，培育跨文化人才。虽然办学很有挑战，但一想到前辈们对我们倾注的情感，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扰，我的心都能静下来，沉着应对。
陈春花：我跟北大的缘分源于我的研究。过去30年我一直专注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领先”“有没有可持续性”等问题。这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用全球视野看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有一定契合之处。当国发院向我发出邀请后，我有缘成为一名新北大人。
姚洋：我1982年考入的北大。那时学校條件比现在差很多，但有一股北大的“劲儿”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到了大学三四年级，课程没那么紧张时，没有人懈怠，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有点钱都用来买书，读书就是我对大学时光的最深印象。
董强：从北大毕业后，我到法国生活了十多年，2001年回到北大并任教至今。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这十多年北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刚回来时，感觉北大还是在“慢慢走”，现在则是“发力向前跑”了，有一种青春力量在澎湃。很荣幸我赶上这个阶段。
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
记者：在您眼中，北大走到今天有什么精神特质？
楼宇烈：我在北大求学、教书、治学已63年。北大的学术氛围相对要宽松活泼得多，对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要求学生有统一答案。同样听我的课，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他可能有那样的体会，大家互补就好了。对一个高校而言，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陈堃銶：“选准方向、狂热探索、依靠团队、锲而不舍”是王选的为人和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北大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和奉献精神确实流淌在很多北大人的血液里，他们在学术上不断要求进步，这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120年来，北大在推动国家整个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因为他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生而为蚕就要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这样一种境界的欲罢不能。
冯先生说的“欲罢不能”，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北大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这座校园里的很多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渴望、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把学术研究看作自己的精神依托、生命核心，把做学问看作自己的生命所在。
陈春花：大学有个特点，就是永远走在时代潮头。大学不仅仅是个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能够让有志向有理想的人聚一起，为知识而来、为引领时代而去的场所。北大在学术上充分尊重每个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自由。辩论和对话在北大一直都有，这就是北大的包容性。辩论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和对话，激发倾听者的智慧，让其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落实成行动。这恰是学校和学术的价值。
董强：北大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恒定性，根扎得很深，这是一所好大学的根本所在，也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相吻合。建立在现代大学概念之上，吸收时代精华，包括中国最优秀的生源，使它能够在中西比较中相对平衡，使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究保持一种同步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步性，一个大学可能无法在世界立足。
培养什么样的人
记者：育人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您认为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袁明：我很认同林建华校长提出的，要把北大建成一所“伟大的学校”。对“伟大的学校”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我想沿着“兼容并包”这条路走下去，北大定会开启新的历史。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比如我们燕京学堂的定位是“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我们用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希望培养更多在国际上能够理解中国的人才，和中国携手做一篇推动人类进步的大文章。
姚洋：我觉得北大就是要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文科要以培养思想家为己任，理科要以培养科学家为己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在实现了全面小康后，注定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起引领作用。北大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现在和将来也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接地气”，北大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会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问题，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关怀，成为能把理想照进中国现实的人。
董强：成功的人才培养不是灌输学生多少知识，也不是让学生进入什么学校读书，拿什么文凭，而是教给学生应对未来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但是这种能力不是纯粹能教会的，它需要土壤和氛围，需要师生之间共同探索的机制，以及国家之间的深入交流。
人文精神的价值
记者：对我国高等教育有哪些期望？
楼宇烈：教育中，老师的角色是传“为人之道”、授“为学之方”。传“为人之道”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有所弱化。坚守它，需要更加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方向。
缺少人文科学的观照，自然科学及人类的迅猛发展可能会迷失方向，环境可能遭到毁灭性破坏。遗憾的是，100多年来人们只把科技发展看成人文力量的创造与体现，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自然科学要有人文的指导和引领，说明大家期待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对北大的期望，就是把人文精神提到最首要的位置。
叶朗：20世纪的北大，在国内率先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科学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我希望，21世纪的北大继续在文化上有所作为，重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重视在高校和全社会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提升精神世界，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袁明：我是做国际研究的，在世界各地走了几十年后发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在问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共同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都在追求物质化，物质化不断寻找新高度，创造新阶段，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但是缺乏对人类精神的关注。这一点上，教育要有所担当。
姚洋：北大要在“出思想”上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回归我们文化的根。儒家有很多超前的思想，只是我们还深挖得不够，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总结，是当前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发展这个伟大的机遇，把我们积累下的很多素材抽象成理论，改变以前只是别人设定议题、我们跟在后面修修补补的局面。经过前30年的积累，中国的学术条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应该到了转化成果的阶段。北大人要率先垂范。
董强：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好学校、好老师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现在社会整体氛围比较急功近利，我希望北大在引导好的教育氛围上发挥榜样作用。高校发展不在于仅看重一些指标，也不在于追求“大而全”，而在于所做的是不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
青年就是未来
记者：“五四”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想对青年说的话？
楼宇烈：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当然也有欠缺。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很少埋怨，觉得都是人生经历。就拿做學问来说，人生只有尝够百味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才能够真正做出学问来。所以人不仅要读书本上的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活的书。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陈堃銶：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要有定力，要保持气节和风骨，要沉下心，不要随波逐流。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同时要坚持传统：一是爱国奉献，一是学术严谨，出发点是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跟国外还有差距，希望北大能多培养出优秀的领军人才，踏踏实实把学科建设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向往之地。
陈春花：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了，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我必须说一句，你要耐得住寂寞，要给自己时间成长。反过来，我也希望社会对年轻人宽容一点，给他们时间，不要太快打标签，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把时间放长一点，会发现每一代都在承担每一代的使命，每一代都在创造每一代的奇迹。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18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