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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说自己是《盗梦空间》里的造梦师—他建了一层层纷繁复杂的迷宫，为的只是让那些住在他心灵最底层的人，曾经在生命中出现过的事，再一次活过来。
骆以军 台湾作家，祖籍安徽省无为县，1967年生，主要作品包括《西夏旅馆》《遣悲怀》《妻梦狗》《女儿》等。其中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骆以军的肚子总是圆鼓鼓的。里面塞满的除了脂肪之外，估计便是48年来从各处收集来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自己经历的，有在朋友身上发生的，有从的士司机口中听来的，还有从facebook上看到的它们从五官进入，顺着动脉里的血液循环流动，成为了骆以军身体的一部分。
可是，渐渐地，积攒多了，骆以军像熊一样硕壮的身躯也包裹不住，感觉这些故事随时随地都要从心脏喷涌而出。为了发泄这比发情期动物的性欲还凶猛的倾诉欲，骆以军只能不停地写—每天花上三四个小时，一手拿着烟一手握着笔，疯狂地写。
“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过来看我的脸，一定会被吓坏。因为那上面，满满都是杀意。”骆以军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必须跟脑海里争先恐后浮现出来的故事做斗争，把它们纷纷撕裂、碾碎，最后把它们的灵魂写入文字中。
无论是《遣悲怀》《西夏旅馆》，还是最新的长篇《女儿》，即便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也无法概括骆以军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千千万万个在他身体里涌动的故事。
台北的赫拉巴尔
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骆以军的每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买一包烟，到一个咖啡厅叫上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待三四个小时。
在这三四个小时里，他有时是写作者，有时也是观察者。他也不仅仅是写，当坐下来以后，他的眼睛就会变成摄像机的镜头，先把周围的环境都扫一遍，再聚焦在他感兴趣的画面，放大、摄录。这时候，即便是咖啡厅里一对小情侣的对话—“今天是你的生日，来吹蜡烛吧”，都不能逃过骆以军的耳朵。骆以军的一个短篇小说便以咖啡厅庆祝生日的情况为开头。
这个短篇叫《咖啡时光》，收录在他去年推出的短篇集《脸之书》中。他的好友、台湾作家唐诺曾劝他，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不应该出这种“玩物”。“唐诺很担心我写惯了这种专栏体例，在几千字的框架里面住惯了，会懒得动。”其实不是这样的。骆以军说，短篇小说是他的定位练习，他想跟卡尔维诺一样，在漫天飞舞的银杏叶中，找到单独一片叶子的意义。
这片单独的叶子，有时是按摩房里的一个女孩。有次，骆以军去按摩，遇到一个新手。这个按摩女说，她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因为教练要求很苛刻，导致她膝盖训练坏掉了，所以再也不能打排球，20岁就从乡下来到台北打工。听完这个故事，躺在按摩椅上的骆以军“便开始想象这双像小鸟羽毛一样轻盈的脚在打排球的样子”。
有时候，这片叶子，又可以是他身边的朋友。比如有一回张大春出差，曾经为了把出版社送的赠书都处理掉，特地到另外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放“弃书”的故事，就被骆以军写成了短篇《丢弃难》。
骆以军在进行写作练习，也是在记录一个城市。坐在咖啡厅里的骆以军，就像赫拉巴尔在写着《底层的珍珠》，以一个作家的触感去抚摸他所在的地方。“赫拉巴尔的书都围绕着布拉格的底层来写，他就耗在那里。我也是。我就是一个困在台北底层的流浪汉，收集和记录底层所看到的生活。”
写长篇是爬到梦境的最底层
短篇的练习，为的是写长篇。“写短篇只是我对这个世界撒个娇，写出《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长篇才是人间至爽。”骆以军把自己比作一个运动员，写长篇则是一次次的极限运动。
写短篇还能在咖啡厅与人聊聊天，写长篇却是一个煎熬甚至让人着魔的过程。写《西夏旅馆》的时候，骆以军曾三度抑郁症病发。写《女儿》的时候，他同样疯狂。
2013年初，骆以军向银行借了大约10万元人民币，每天跑到旅馆钟点房写书。“就像回到以前高中联考的K书中心。一进入房间，我就先抽两根烟，然后疯狂地写、疯狂地写，一下子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每次我离开，老板都会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去的旅馆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啦，有很多人会在那里嫖妓。老板估计好奇，为什么这个胖子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床也没有动，三个小时到了就走了。”
那一年的11月，骆以军封笔了。《女儿》前前后后，骆以军写了差不多40万字，最后的书稿删减了六七万字。“前段时间，我在抽屉里还找到一批手稿，竟然没有给编辑。”
《女儿》写了几十万字，但现实生活中，骆以军并没有女儿。那些误以为这本书会像吴念真的那些故事一样以情动人的读者，被眼前这个小说家骗了。骆以军在书里，写的是“不同女人身上看到的女儿性”，她是一个模型，糅杂了各种隐喻、意象。“女儿”既是年老的小说家脑袋里创造出来的“少女机器人”，也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还是他以前玩电子游戏《美少女梦工厂》时当变态老爸的记忆
“写的时候，我还会想到按摩房里的按摩女，这个少女机器人也像她们一样，抚慰了城市大叔的心。”甚至，书里还有一个意象，来自高中时期的记忆：15岁的骆以军，趴在楼道里窥看对面大楼不穿衣服的一家人，那一家人有一个女儿
当骆以军提起笔的时候，他就如同进入梦境，跑到迷宫的最底层，把过去经历过的一切人和事都揪出来，让他们碎裂、重生。“写小说，就像张爱玲写的，用开水去烫干掉的菊花，然后它在水里会再次绽放。那些被遗忘的时光、被遗忘的人，都会在小说里再次活过来。”
岛屿上孤独的写作者
每一次写完长篇，骆以军都觉得自己可以死了。
这一次也一样。“《女儿》写完后，我就会想，哪怕现在我遇到飞机失事，也不会有遗憾。我老婆可以拿到一大笔保险金下半辈子过得很好，而我也至少写完了这部小说嘛。”
骆以军的话并不夸张。在台湾，写长篇并不容易，你除了要克服若干写作上的魔障之外，还必须抵抗生活，因为写长篇不赚钱。骆以军说，在台湾，一本纯文学的书，大概只能卖到500本，卖到2000本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今年年初，我出了一本《小儿子》，其实就是我脸书上一些俏皮话的集合，如果用脑部含金量来说，《小儿子》可能只有1，《女儿》是1000。可是销售结果，却是相反。” 在《小儿子》的签售会上，有很多穿着时髦的女孩都会跑到骆以军面前，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是你的粉丝”，骆以军一边笑着跟她们“打哈哈”，一边在心里嘀咕：“屁咧，你们大概连我的一本长篇都没有看完过吧”。
“烂书”当道，长篇遇冷，这是现实。为了供养自己写长篇的梦，骆以军要接各种影响他写作节奏的工作：到学校演讲、到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当评委、出席各种宣传活动，有时候，在学校站着讲了一天，可能也就2000元台币。“和家人吃一顿饭，这点血汗钱就没了。”骆以军去年为了赚钱，参加了各种这样的活动，没有办法好好写书，《女儿》的初稿2013年底就完成了，可是拖到去年8月才正式付印。
哪怕向往着曹雪芹，可是距离《红楼梦》的时空已经很远了。在当下人人只爱读140字的“脸书”时代下写长篇，会觉得悲哀吗？“不，我一直说，你能写小说这件事便是对做这件事最大的奖赏。比如很多人想上范冰冰，可是也就只止于想而已。小说家就不一样了，当你写长篇，就已经是上了。你所得到的极限幸福，就是做这件事。”
骆以军说，现在做的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就当是他为文学这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去卖个唱、接个客吧。
[对话骆以军]
小说是“万王之王”
记者：港台作家好像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唐诺他们会经常督促你写作吗？
骆以军：唐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长辈，经常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好，大家都会直说，不藏着。我遇到的几个师长，像黄锦树，学问非常大，所以哪怕批评，我都很服气，当然有时也会想“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对我这么严厉”。
记者：在网络时代写长篇，怎么看待网络这个竞争对手？
骆以军：我并不觉得网络是傻逼。我44岁才学会上网，可是连我这几年挂网以后，我每天的阅读时间都少了很多。我凭什么讲年轻人傻逼。网络所伸进去的世界，并不是扯淡的，它是一个巨量的博尔赫斯，它就是一个像博尔赫斯那样理想性的、无限的、上帝般的大小说家。现在的年轻人，就像《星际穿越》的男主角一样，到了黑洞的五维空间，就像泡在一个巨大的基因海洋，在他们面前无数的信息被交换，所以它很难被描述出来。我这三年多在网络接受的信息量比过去都要多，我们只是来不及在大脑中处理，但未必代表网络都是肤浅的。
记者：跟历史学家、科学家相比，小说家作为一个记录者的优势在哪里？
骆以军：小说家是最棒的。历史学家、物理学家一般是找人类社会的规律，比如资本主义商人是如何兴起的，波函数的规律是怎样的。但小说家却有不同，它有量子物理里的波粒二象性。有的作家倾向粒子态，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比如张爱玲，他们可以把一个人在上万个人的人群里绽放出来，他们把人这个粒子撬开来，把它全部的维度都展现出来。如果单讲故事情节，张爱玲写的，可能跟便利店卖的什么“郎心总裁”很类似，可张爱玲是小说家，因为她的人物是高维度的。还有一些小说家，像曹雪芹，他们有办法把一个个粒子的维度放出来的同时，又能建构出它们之间的对舞关系。这些粒子的盘旋、互动、翩翩飞舞，只要达到足够大的量，就会形成波函式的领悟，人类的行为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形态。所以，我觉得小说是“万王之王”，小说就是把历史语言、科学语言、网络语言等等所有当代的语言，全部统摄起来。像刘慈欣，在他的文字里，小说就是宇宙。
骆以军作品《西夏旅馆》《女儿》 。
骆以军 台湾作家，祖籍安徽省无为县，1967年生，主要作品包括《西夏旅馆》《遣悲怀》《妻梦狗》《女儿》等。其中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骆以军的肚子总是圆鼓鼓的。里面塞满的除了脂肪之外，估计便是48年来从各处收集来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自己经历的，有在朋友身上发生的，有从的士司机口中听来的，还有从facebook上看到的它们从五官进入，顺着动脉里的血液循环流动，成为了骆以军身体的一部分。
可是，渐渐地，积攒多了，骆以军像熊一样硕壮的身躯也包裹不住，感觉这些故事随时随地都要从心脏喷涌而出。为了发泄这比发情期动物的性欲还凶猛的倾诉欲，骆以军只能不停地写—每天花上三四个小时，一手拿着烟一手握着笔，疯狂地写。
“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过来看我的脸，一定会被吓坏。因为那上面，满满都是杀意。”骆以军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必须跟脑海里争先恐后浮现出来的故事做斗争，把它们纷纷撕裂、碾碎，最后把它们的灵魂写入文字中。
无论是《遣悲怀》《西夏旅馆》，还是最新的长篇《女儿》，即便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也无法概括骆以军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千千万万个在他身体里涌动的故事。
台北的赫拉巴尔
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骆以军的每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买一包烟，到一个咖啡厅叫上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待三四个小时。
在这三四个小时里，他有时是写作者，有时也是观察者。他也不仅仅是写，当坐下来以后，他的眼睛就会变成摄像机的镜头，先把周围的环境都扫一遍，再聚焦在他感兴趣的画面，放大、摄录。这时候，即便是咖啡厅里一对小情侣的对话—“今天是你的生日，来吹蜡烛吧”，都不能逃过骆以军的耳朵。骆以军的一个短篇小说便以咖啡厅庆祝生日的情况为开头。
这个短篇叫《咖啡时光》，收录在他去年推出的短篇集《脸之书》中。他的好友、台湾作家唐诺曾劝他，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不应该出这种“玩物”。“唐诺很担心我写惯了这种专栏体例，在几千字的框架里面住惯了，会懒得动。”其实不是这样的。骆以军说，短篇小说是他的定位练习，他想跟卡尔维诺一样，在漫天飞舞的银杏叶中，找到单独一片叶子的意义。
这片单独的叶子，有时是按摩房里的一个女孩。有次，骆以军去按摩，遇到一个新手。这个按摩女说，她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因为教练要求很苛刻，导致她膝盖训练坏掉了，所以再也不能打排球，20岁就从乡下来到台北打工。听完这个故事，躺在按摩椅上的骆以军“便开始想象这双像小鸟羽毛一样轻盈的脚在打排球的样子”。
有时候，这片叶子，又可以是他身边的朋友。比如有一回张大春出差，曾经为了把出版社送的赠书都处理掉，特地到另外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放“弃书”的故事，就被骆以军写成了短篇《丢弃难》。
骆以军在进行写作练习，也是在记录一个城市。坐在咖啡厅里的骆以军，就像赫拉巴尔在写着《底层的珍珠》，以一个作家的触感去抚摸他所在的地方。“赫拉巴尔的书都围绕着布拉格的底层来写，他就耗在那里。我也是。我就是一个困在台北底层的流浪汉，收集和记录底层所看到的生活。”
写长篇是爬到梦境的最底层
短篇的练习，为的是写长篇。“写短篇只是我对这个世界撒个娇，写出《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长篇才是人间至爽。”骆以军把自己比作一个运动员，写长篇则是一次次的极限运动。
写短篇还能在咖啡厅与人聊聊天，写长篇却是一个煎熬甚至让人着魔的过程。写《西夏旅馆》的时候，骆以军曾三度抑郁症病发。写《女儿》的时候，他同样疯狂。
2013年初，骆以军向银行借了大约10万元人民币，每天跑到旅馆钟点房写书。“就像回到以前高中联考的K书中心。一进入房间，我就先抽两根烟，然后疯狂地写、疯狂地写，一下子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每次我离开，老板都会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去的旅馆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啦，有很多人会在那里嫖妓。老板估计好奇，为什么这个胖子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床也没有动，三个小时到了就走了。”
那一年的11月，骆以军封笔了。《女儿》前前后后，骆以军写了差不多40万字，最后的书稿删减了六七万字。“前段时间，我在抽屉里还找到一批手稿，竟然没有给编辑。”
《女儿》写了几十万字，但现实生活中，骆以军并没有女儿。那些误以为这本书会像吴念真的那些故事一样以情动人的读者，被眼前这个小说家骗了。骆以军在书里，写的是“不同女人身上看到的女儿性”，她是一个模型，糅杂了各种隐喻、意象。“女儿”既是年老的小说家脑袋里创造出来的“少女机器人”，也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还是他以前玩电子游戏《美少女梦工厂》时当变态老爸的记忆
“写的时候，我还会想到按摩房里的按摩女，这个少女机器人也像她们一样，抚慰了城市大叔的心。”甚至，书里还有一个意象，来自高中时期的记忆：15岁的骆以军，趴在楼道里窥看对面大楼不穿衣服的一家人，那一家人有一个女儿
当骆以军提起笔的时候，他就如同进入梦境，跑到迷宫的最底层，把过去经历过的一切人和事都揪出来，让他们碎裂、重生。“写小说，就像张爱玲写的，用开水去烫干掉的菊花，然后它在水里会再次绽放。那些被遗忘的时光、被遗忘的人，都会在小说里再次活过来。”
岛屿上孤独的写作者
每一次写完长篇，骆以军都觉得自己可以死了。
这一次也一样。“《女儿》写完后，我就会想，哪怕现在我遇到飞机失事，也不会有遗憾。我老婆可以拿到一大笔保险金下半辈子过得很好，而我也至少写完了这部小说嘛。”
骆以军的话并不夸张。在台湾，写长篇并不容易，你除了要克服若干写作上的魔障之外，还必须抵抗生活，因为写长篇不赚钱。骆以军说，在台湾，一本纯文学的书，大概只能卖到500本，卖到2000本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今年年初，我出了一本《小儿子》，其实就是我脸书上一些俏皮话的集合，如果用脑部含金量来说，《小儿子》可能只有1，《女儿》是1000。可是销售结果，却是相反。” 在《小儿子》的签售会上，有很多穿着时髦的女孩都会跑到骆以军面前，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是你的粉丝”，骆以军一边笑着跟她们“打哈哈”，一边在心里嘀咕：“屁咧，你们大概连我的一本长篇都没有看完过吧”。
“烂书”当道，长篇遇冷，这是现实。为了供养自己写长篇的梦，骆以军要接各种影响他写作节奏的工作：到学校演讲、到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当评委、出席各种宣传活动，有时候，在学校站着讲了一天，可能也就2000元台币。“和家人吃一顿饭，这点血汗钱就没了。”骆以军去年为了赚钱，参加了各种这样的活动，没有办法好好写书，《女儿》的初稿2013年底就完成了，可是拖到去年8月才正式付印。
哪怕向往着曹雪芹，可是距离《红楼梦》的时空已经很远了。在当下人人只爱读140字的“脸书”时代下写长篇，会觉得悲哀吗？“不，我一直说，你能写小说这件事便是对做这件事最大的奖赏。比如很多人想上范冰冰，可是也就只止于想而已。小说家就不一样了，当你写长篇，就已经是上了。你所得到的极限幸福，就是做这件事。”
骆以军说，现在做的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就当是他为文学这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去卖个唱、接个客吧。
[对话骆以军]
小说是“万王之王”
记者：港台作家好像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唐诺他们会经常督促你写作吗？
骆以军：唐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长辈，经常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好，大家都会直说，不藏着。我遇到的几个师长，像黄锦树，学问非常大，所以哪怕批评，我都很服气，当然有时也会想“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对我这么严厉”。
记者：在网络时代写长篇，怎么看待网络这个竞争对手？
骆以军：我并不觉得网络是傻逼。我44岁才学会上网，可是连我这几年挂网以后，我每天的阅读时间都少了很多。我凭什么讲年轻人傻逼。网络所伸进去的世界，并不是扯淡的，它是一个巨量的博尔赫斯，它就是一个像博尔赫斯那样理想性的、无限的、上帝般的大小说家。现在的年轻人，就像《星际穿越》的男主角一样，到了黑洞的五维空间，就像泡在一个巨大的基因海洋，在他们面前无数的信息被交换，所以它很难被描述出来。我这三年多在网络接受的信息量比过去都要多，我们只是来不及在大脑中处理，但未必代表网络都是肤浅的。
记者：跟历史学家、科学家相比，小说家作为一个记录者的优势在哪里？
骆以军：小说家是最棒的。历史学家、物理学家一般是找人类社会的规律，比如资本主义商人是如何兴起的，波函数的规律是怎样的。但小说家却有不同，它有量子物理里的波粒二象性。有的作家倾向粒子态，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比如张爱玲，他们可以把一个人在上万个人的人群里绽放出来，他们把人这个粒子撬开来，把它全部的维度都展现出来。如果单讲故事情节，张爱玲写的，可能跟便利店卖的什么“郎心总裁”很类似，可张爱玲是小说家，因为她的人物是高维度的。还有一些小说家，像曹雪芹，他们有办法把一个个粒子的维度放出来的同时，又能建构出它们之间的对舞关系。这些粒子的盘旋、互动、翩翩飞舞，只要达到足够大的量，就会形成波函式的领悟，人类的行为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形态。所以，我觉得小说是“万王之王”，小说就是把历史语言、科学语言、网络语言等等所有当代的语言，全部统摄起来。像刘慈欣，在他的文字里，小说就是宇宙。
骆以军作品《西夏旅馆》《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