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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鲁明老师介绍，7年前，笔者曾两次采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舒晓鸣女士。年初，舒老师新书面世，特意赠给笔者一本，其中还收录了我采访她的文章，于是我们再次相约，聊起上次未及展开的一个话题：宝贵的童年记忆，红色的延安生活。
舒老师形容自己的童年是一个永远不会破灭的美梦。每当提起自己在延安的童年时光，一向豪爽、大气的舒老师就会变得温柔细腻、深情款款；說到一个好玩的故事，她的笑容一如60多年前那般灿烂、纯真……虽然这份精神的宝藏独属于她，但却时时感染、感动着每一个聆听者的心。
舒老师說：“我童年的记忆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心驰神往，激动不已。我两岁到六岁在延安，六岁之后就辗转在晋察冀解放区，直到北京解放，我也进了北京，那年我十岁。这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是那么遥远，而又那么甜蜜。经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在脑海中翻腾，让我记一辈子。我们的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音响，没有游戏机，没有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玩意，没有巧克力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总之，一切好吃、好玩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长流不息的延河；有一排排冬暖夏凉的窑洞，有悠扬动听的陕北民歌；有酸枣树和甜甘草，有戴铃铛的骆驼队；有快乐的小朋友和关爱我们的阿姨，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我们的童年自有自己的特色和乐趣，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是无比欢乐和幸福的……”
经过层层关卡来到延安
舒老师的父亲是我国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已故著名戏剧家舒强先生。1937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系主任和话剧系、歌剧系教授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总导演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王昆、朱琳等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启蒙老师”。
当年，舒晓鸣和妈妈是先于父亲来到延安的。“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怀着大妹妹，带着我，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经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艰难地来到延安。听妈妈說，临走的那天，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都来送行。车上装满了运往延安的药品和物资，超过了卡车两边的围板，妈妈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脚上长了一个大疮，非常疼，怎么也爬不到车顶上去，还是周总理了解情况后，动员大家帮忙，才把她送上车顶，同车还有贺绿汀的夫人江瑞芝阿姨，当时她也怀孕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路上，国民党百般刁难，有一次甚至把大人孩子集中在一起，架起机关枪进行威胁，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找蒋介石交涉，才放我们通过。我们离开重庆才三天，皖南事变爆发，原来准备爸爸和贺绿汀伯伯他们第二批坐车来延安的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爸爸他们一批文化人辗转到了香港，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通过东江游击队营救，直到1944年才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舒晓鸣跟妈妈来到鲁艺所在地桥儿沟。当时，延安鲁艺聚集了一大批文艺精英，他们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向往革命。“因为妹妹小，妈妈要照顾她，自己还要工作，我经常自己玩。当时鲁艺未婚的小伙子和姑娘很多，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学员。他们早上到延河边刷牙洗脸，晚上到延河边洗脚，夏天到延河里游泳，冬天到延河上溜冰，这样，延河滩成了我经常玩耍的好地方。有时我在延河边的河滩上玩沙子、晒太阳。这时我就成了叔叔阿姨们的玩偶，叔叔阿姨经常让我表演一个，我会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撅起小嘴，翻着白眼表演‘老婆生气’，或者是找一根树棍，一头叼在嘴里，当烟袋锅，表演‘老头抽烟’，我演得非常认真、专注，逗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在保育院，有一次，妈妈突然来接我，把我领到延河边，告诉我爸爸也来了，妈妈把随手带的东西放在河边，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旁边的男人摘下帽子，我一看，吓了一大跳，高鼻子、黄头发，这是我爸爸吗，我爸爸怎么成了外国人啦？妈妈一說，我才明白了，原来爸爸化了装，马上要去演一个外国戏。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排演前苏联话剧《前线》……”
延安傍晚的灯与歌
舒晓鸣說，延安的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留给她的记忆却无比美好，“延安是诗与歌的摇篮。每当夜的帷幕不知不觉拉下的时候，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就来临了。人们都回到自家的窑洞。远远看去，山和山在朦胧的夜色中静静地对望着，山上一排排的窑洞只有极少的窗户放出温暖的黄色灯光，更多的窑洞被夜色笼罩着看不清楚，却清晰地传来信天游的歌声——‘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舒老师一边轻声哼唱，一边凝神遥想，“每当这时，妈妈总是爱唱的，我喜欢站在黑暗中静静地听，尽管我平时非常淘气，这会儿我却悄无声息，好像不存在一样。歌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远远近近，此起彼伏，荡漾在我的心头，窑洞的灯光不太亮，是红黄色的、温暖的、朦胧的、一闪一闪的，漆黑的夜幕上星星和月亮与山上窑洞里朦胧的灯光连成一片……”
舒晓鸣說，延安保育院虽然远不如现在的幼儿园条件好，但依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令她终生难忘。“我们的保育院在延安小砭沟的山上，每天早上，太阳都最先照到我们班的窑洞前，这个时候，阿姨们会把全院的小朋友集中在我们的窑洞前晒太阳。窑洞的上面是大山，山挡住了西北风，我们挤在窑洞前，像一群小鸡依偎在母鸡身旁，金灿灿的太阳照在身上，感到无比温暖。每到这时，我就能见到我的妹妹，小时候的妹妹焰焰可不像现在能說会道，那时候，她长得胖乎乎的，不爱說话，总是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身旁，我焐焐她冰凉的手，摸摸她圆圆的脸蛋，我们在太阳地里一起玩，直到分别的时刻，她虽然不得不随小班的队伍往回走，还会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上午，我们分班上课，我们大班有时学写字，有时听故事，有时猜谜语，有时敞游戏。游戏的种类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都会玩的：找朋友、拔河、击鼓传花、踢毽子、老鹰捉小鸡……我们都会玩，最喜欢玩的是老鹰捉小鸡。天气晴朗的时候，阿姨就带我们上山采野花、捉蝴蝶，拿回来压成标本，用玻璃纸包好，保存起来。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参观保育院，我们就用自己压的标本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小朋友们围着他们转成一个圆圈，给他们表演节目。当一个大鼻子的美国叔叔抱起我问：蒋介石好不好？我就說：抗日就好，不抗日就不好。平时保育院的阿姨们常给我们讲国共合作打日本的道理，还给我们表演过拉洋片，讲时事，所以美国叔叔的提问才没有难倒我。” 5岁演“小白毛女”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舒强和王大化、贺敬之、丁毅等人一道埋头创作歌词，又和王大化、王滨一起担任导演工作。在短短数月中，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任务。此剧上演后，流行于全国解放区，成为划时代的优秀剧目。
舒晓鸣介绍說：“我父亲导演歌剧《白毛女》的时间最长，王昆、郭兰英、万山红、彭丽媛——他为一代代的‘喜儿’說戏、排练，延安时期、解放后以及60年代恢复演出《白毛女》他都是导演。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演喜儿的女演员（王昆）坐在我家平房门口的小马扎上，爸爸拿出几张他画的画正在讲解，画是铅笔素描，每张都画的是喜儿的动作和表情。其中有一张‘北风吹’：一阵北风刮来，喜儿双手捧着装玉米的家什，用胳膊肘挡住迎面刮来的风。光是唱‘北风吹’，喜儿刚出场的一段戏，爸爸就画了三、四张画。《白毛女》剧组经常在桥儿沟大教堂里排戏，关着大门，我们就扒着门缝往里看。终于有一天，《白毛女》彩排了，在教堂外的院子里，表演区在一个平台上。这次彩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毛女穿一身翻毛皮衣皮裤，上身和腿上以及头发都是白色的长毛。大概是因为不好看，观众提了意见，这身打扮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喜儿变成白毛女之后，只是披着白色的长发，身上、腿上穿着破布条样的衣裤，再没有白毛了。”
1945年春，新歌剧《白毛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首先在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公演了，4月到6月这段时间，连续演出30多场。舒晓鸣回忆說，《白毛女》最初在延安演出时，“白毛女”是有小孩的，“爸爸让我演‘小白毛’。那时我五岁，个子比较高，当大春、大锁追进山洞时，我躲在白毛女的身后，拉着她的破衣裳，做出害怕的样子——王昆阿姨肯定记得这事——因为我个高，爸爸让我缩着身子，两条腿也弯起来。我每次都按照导演爸爸的要求做，一点也不马虎。在演《白毛女》的过程中，我跟着剧组走遍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像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坪，还有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让我在后台找个地方先睡觉，等快上场时，有阿姨叔叔叫我起来化装上台。白天不演戏的时候，我比较清闲，喜欢到处乱转，延安的机关干部或部队战士总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一段《白毛女》，我总是连唱带表演，好不热闹。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可能我去的地方好吧，我每次唱完，都能得到一些花生、红枣作为奖品。这样不停地唱不停地吃，我把嗓子都喊哑了。后来，爸爸做了一个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牌子上写的大意是：请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给我吃花生、红枣了，我的嗓子已经哑了，谢谢！因为是为我好，所以我很自觉地挂着这个牌子跑来跑去，叔叔阿姨们看了，再给我吃的，就象征性地给几个了。我随《白毛女》剧组演出时，如果哪一场有首长来看戏，我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等演出一结束，赶快到前三排（首长席）去捡烟头。爸爸为此专门给我一个带盖的小铁盒，就为了装烟头。我捡完了，拿到后台交给爸爸。爸爸和抽烟的叔叔们再把一个个烟头剥开，将烟丝倒在一起，用裁好的白纸卷烟抽，这大概是他们在延安抽到的最好的香烟了。”
舒晓鸣两岁时入延安第一保育院，后来又上了安塞第一保小。“上保小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就大哭大闹，叔叔怎么劝我也不听，磨蹭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发，谁拿我也没有办法，只记得叔叔最后說：‘服从组织分配嘛！’这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却产生了魔力，我二话没說，擦干了眼泪，一声不响地跟着叔叔走了。到安塞第一保小的当天，是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林华英一直领着我，她带着我从山下到山上转来转去，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还教我怎样挖甜甘草，怎样挖甜根吃，使我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减轻了对鲁艺、对父母的思念。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叫邢立统，是前线下来的小战士，当时我已经是‘老学生’了，老师让我照顾这位新同学，当时我只有五六岁，而这位新来的男生已经有十五六岁了。他穿一身灰军装，上衣特别长，盖住了膝盖，脸黑黑的，非常严肃，沉默寡言。听說他的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是跟着哥哥上前线，又从前线转到后方来的。后来他渐渐和我们熟识起来，最后成了我们保小从延安行军出来的学生大队长。”
一头撞进毛主席怀里
舒晓鸣的父母当年都是普通干部，但她上保育院和保小，父母写份申请就行了。“当时延安有好几所保育院，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的子女，都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很平等，高干子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或零食带到学校。那会儿，大一点儿的孩子经常挖一种白茅草的根儿，还有甘草根儿，嚼在嘴里有一丝甜味儿。我们学校的操场，同时也是老乡的场院，地硬邦邦的，本来什么都不应该有，可有一回，我一边在操场上走，一边用脚踢着玩儿，突然，好像踢起了一小块儿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抠，竟然抠出一小块儿枣来，我立马扔进嘴里吃了，别提多甜了！說到吃，印象深的还有过年时我们小孩子敲锣打鼓地给老乡拜年，老乡有时拿出黄酒来，我们伸舌头舔一舔，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平时就是三顿饭，小米饭、二米饭。演《白毛女》时，我吃了一些东西，因为我是演员，整天跟剧组在一起，看他们排戏，主要的唱段我都会，有时给部队或老乡演出，经常有人叫我唱一段儿，唱完，就给我点儿花生、枣什么的……”
舒哓鸣五六岁时经常没鞋穿，父亲就找来一块木板儿，钉上块皮子，给她当鞋。“那会儿，一听见‘呱嗒呱嗒’声，人家老远就知道我来了。演《白毛女》期间，扬家岭正好开一个晚会，中央首长们都去了。晚会前，我穿着‘呱嗒板儿’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突然撞上了一个大高个儿，也可能是我低着头跑，他伸手拦住了我，反正，我记得得使劲仰着脑袋瞅他……一看，这人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是谁了，可能是一下子蒙住了，这时，旁边有人說：赶快问毛主席好……”这时，毛主席的女儿也正在院子里玩儿，和舒晓鸣一样跑来跑去。“毛主席一招手就把她叫过来，印象中，李敏也穿着一条‘工裤’，就是那种有两条肩带儿、前面有个兜儿的裤子。她跑过来后，毛主席从她胸前的兜儿里摸出一块糖，长长的，我从来没见过。毛主席连糖纸都没打开，就一撅两半儿，一半儿给我，一半儿还给李敏。10岁之前，我就吃过这半块糖。不是巧克力，而是类似现在的口香糖，嚼半天剩一块儿‘橡皮’，老舍不得吐出去……” 离开延安 过黄河 摔下驴背
抗战胜利后不久，鲁艺就成立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很快参加了向日伪占领的城市进军，收复失地的工作。舒晓鸣的父母参加了华北文艺工作团，开赴前线。“后来他们到了张家口，托从延安去张家口的同志带一个孩子去，当时我在延安保小，妹妹焰焰在延安保育院。人家就决定带我去。我是跟着鲁艺的作曲家张鲁叔叔他们一起离开延安的，而我们又是跟随着延安图书馆的运书队一起走的。我们整个队伍是一个牲口队，每头牲口背上都有个木头架子，每个架子两边各放一个大木箱子，每个箱子里装的都是延安图书馆的书。要行军的时候，给每一头牲口背上盖上布垫子，然后套上牲口，把装书的驮子放在牲口背上，人再坐在驮子中间。一天下来，牲口非常辛苦，特别是小毛驴，好多背上都磨破了。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向前走着，开始是整天在山里转，后来才开始看见平原。
“记得有一天，我们刚爬过一个小山，又看见一座大山，当我们向山上爬的过程中，就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像是万人愤怒的吼声，我们越接近山顶这奇怪的声音越大，一口气爬到山顶，向下一看，我被惊呆了，一条浑浊的黄色的水龙顺两个山涧之间由上而下蜿蜒曲折、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奔腾而下，到了下游，水面渐宽，水势才略显平稳。原来在十里之外就能听到的持续不断的吼声，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大人们告诉我，这就是黄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黄河不是一个温顺的母亲，黄河是一条凶猛愤怒的巨龙，它奔腾到海、气势磅礴、势不可挡，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一切，义无反顾地奔腾向前……
“路上真正遇到敌人轰炸的事比较少，大多数时间我坐在小毛驴的驮上悠闲自在地东张西望，我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歌。在这一天又一天地行进中，我领略了祖国山川的壮美与辽阔。虽然那些年，农村还很贫穷，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在我眼里，更多看到的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的一面。就因为我总是这么东看西看，新奇的景色不断涌入我的眼帘，我陶醉其中，结果我骑的小毛驴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下，它长脖子向前一伸，我没抓紧缰绳，从毛驴脖子上摔到了地上，被大人扶起后，才发现自己的胳膊不听使唤了，原来是胳膊摔断了。当时返回村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土医生接了一下，勉强继续往前走，到了张家口之后，又上医院拉开重接，结果，还是落下了残疾，没想到四十年之后，还为此又住了一次医院，开了一次刀。
“白天行军，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讲‘鬼’故事，吓得女同志‘吱哇’乱叫。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老乡唱民歌，张鲁叔叔就会马上拿出小本本记下来，他收集民歌很认真。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张家口，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爸爸妈妈。当天晚上，我们有說不完的话，直說到半夜，还是妈妈說：今天先說到这儿吧，先睡觉，明天起来再說。我說：好。话音刚落，我就冲着电灯吹了一口大气，打算吹灭灯睡觉了，结果电灯依然如故，光亮无比，逗得爸爸妈妈都开心地笑了，妈妈教我拉控制电灯的线绳，才把电灯关掉，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我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面带微笑进入了梦乡。”
老师，我想回延安
舒晓鸣跟着父母生活了一年多，大约在1948年，她又被送进了华北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当时在河北省井陉县的孙庄，是好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合并的。我们延安保小的老师和同学大部分都在这所学校里，当然我们又见了面，互相有說不完的话。回到育才碰到的第一件难忘的事是剃光头。当时因为用水困难，容易长虱子，学校要求我们不分男女同学，一律剃光头。我当时大约是八岁，对这个问题考虑不多，推光头就推光头，我甚至还觉得有些好玩哪。但当时班里有些年龄大的女同学（最大的比我大十岁），为了剃光头，好大的不乐意，有的甚至还痛哭流涕，最后，还是有一位年岁大的女同学被允许留了小分头。
“那会儿，晚饭后，同学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表演节目。李树林同学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山参军》，我经常当众表演《白毛女》。男生们更有自己的玩法，他们能用胶泥做成棋子，下棋玩。还能用蛇皮或老鼠皮做胡琴，自拉自唱。不知谁还发明了顶牛牛，大家都去找蜗牛，双方用自己的蜗牛尖对尖的顶，谁的蜗牛尖顶碎了，谁就输了。我们女同学也会玩，一到秋天就捡树叶的梗，然后互相拔梗比赛。谁的树叶梗总不断，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有一种游戏是‘人民叫你这样做’。领头的一个同学边喊‘人民叫你这样做’，边做出一个动作或表情，其他的同学也边喊边学着做，谁要是学错了或跑神没学出来，谁就输了。在我脑子里，记得有一些调皮的男同学会想出一些特别的玩意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李印同学会把猪尿泡装上水，冲着女同学滋水玩。张小光同学不知从哪儿捡来两根坏牙刷把，把它点着，在夜晚耍着玩，他能耍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图形……夜色中的火球、火星变幻莫测，极为生动。有一天，晚饭后，天色已黑，我到男生宿舍去找老师，只见院子西屋的门没有关死，露一个大缝，从缝中可以看见一圈男生一个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身上抹着一块一块的颜色，围着一小堆火在转圈，跳呀蹦呀。我当时真纳闷，这么冷的天，他们脱个精光在干什么呢？原来这些同学身上长了疥疮，老师给他们身上抹了中草药，为了不把衣服弄脏，也为了不把药膏蹭掉，正让他们光着身子围着火烤，这是一种治疗，也是一种娱乐，这场景我见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在院子里叫老师，男生们听到女生的声音，顿时，大喊大叫起来，我也哈哈大笑起来，一片笑声在夜空中回荡。”
1949年10月1日，舒晓鸣和同学们参加了国庆游行，当他们的腰鼓队经过天安门时，天都快黑了。舒晓鸣终于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但是距离太远了……“刚进北平还比较新鲜，但是渐渐地就感到天地狭小了，心情憋闷得慌。没过三天，我们就待不住了。我对老师說：老师，咱们还是回延安吧！老师說：傻孩子，毛主席都到北平了，你还想回延安'”
舒晓鸣在延安的生活虽然短暂，但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为她带来了享用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她才有可能在退休之后，不计名利、不求回报地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多次自费赴上海等地，采访了几十位老艺术家，使她的“石挥研究课题”得以丰富和完善，并出版了多部专著。烽火岁月里的艰苦卓绝，在舒晓鸣那一代“延安孩子”的心灵里留下的竟然是“阳光灿烂”，这难道还不令我们感叹、羡慕并更加珍惜今天吗？
舒老师形容自己的童年是一个永远不会破灭的美梦。每当提起自己在延安的童年时光，一向豪爽、大气的舒老师就会变得温柔细腻、深情款款；說到一个好玩的故事，她的笑容一如60多年前那般灿烂、纯真……虽然这份精神的宝藏独属于她，但却时时感染、感动着每一个聆听者的心。
舒老师說：“我童年的记忆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心驰神往，激动不已。我两岁到六岁在延安，六岁之后就辗转在晋察冀解放区，直到北京解放，我也进了北京，那年我十岁。这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是那么遥远，而又那么甜蜜。经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在脑海中翻腾，让我记一辈子。我们的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音响，没有游戏机，没有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玩意，没有巧克力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总之，一切好吃、好玩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长流不息的延河；有一排排冬暖夏凉的窑洞，有悠扬动听的陕北民歌；有酸枣树和甜甘草，有戴铃铛的骆驼队；有快乐的小朋友和关爱我们的阿姨，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我们的童年自有自己的特色和乐趣，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是无比欢乐和幸福的……”
经过层层关卡来到延安
舒老师的父亲是我国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已故著名戏剧家舒强先生。1937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系主任和话剧系、歌剧系教授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总导演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王昆、朱琳等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启蒙老师”。
当年，舒晓鸣和妈妈是先于父亲来到延安的。“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怀着大妹妹，带着我，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经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艰难地来到延安。听妈妈說，临走的那天，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都来送行。车上装满了运往延安的药品和物资，超过了卡车两边的围板，妈妈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脚上长了一个大疮，非常疼，怎么也爬不到车顶上去，还是周总理了解情况后，动员大家帮忙，才把她送上车顶，同车还有贺绿汀的夫人江瑞芝阿姨，当时她也怀孕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路上，国民党百般刁难，有一次甚至把大人孩子集中在一起，架起机关枪进行威胁，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找蒋介石交涉，才放我们通过。我们离开重庆才三天，皖南事变爆发，原来准备爸爸和贺绿汀伯伯他们第二批坐车来延安的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爸爸他们一批文化人辗转到了香港，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通过东江游击队营救，直到1944年才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舒晓鸣跟妈妈来到鲁艺所在地桥儿沟。当时，延安鲁艺聚集了一大批文艺精英，他们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向往革命。“因为妹妹小，妈妈要照顾她，自己还要工作，我经常自己玩。当时鲁艺未婚的小伙子和姑娘很多，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学员。他们早上到延河边刷牙洗脸，晚上到延河边洗脚，夏天到延河里游泳，冬天到延河上溜冰，这样，延河滩成了我经常玩耍的好地方。有时我在延河边的河滩上玩沙子、晒太阳。这时我就成了叔叔阿姨们的玩偶，叔叔阿姨经常让我表演一个，我会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撅起小嘴，翻着白眼表演‘老婆生气’，或者是找一根树棍，一头叼在嘴里，当烟袋锅，表演‘老头抽烟’，我演得非常认真、专注，逗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在保育院，有一次，妈妈突然来接我，把我领到延河边，告诉我爸爸也来了，妈妈把随手带的东西放在河边，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旁边的男人摘下帽子，我一看，吓了一大跳，高鼻子、黄头发，这是我爸爸吗，我爸爸怎么成了外国人啦？妈妈一說，我才明白了，原来爸爸化了装，马上要去演一个外国戏。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排演前苏联话剧《前线》……”
延安傍晚的灯与歌
舒晓鸣說，延安的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留给她的记忆却无比美好，“延安是诗与歌的摇篮。每当夜的帷幕不知不觉拉下的时候，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就来临了。人们都回到自家的窑洞。远远看去，山和山在朦胧的夜色中静静地对望着，山上一排排的窑洞只有极少的窗户放出温暖的黄色灯光，更多的窑洞被夜色笼罩着看不清楚，却清晰地传来信天游的歌声——‘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舒老师一边轻声哼唱，一边凝神遥想，“每当这时，妈妈总是爱唱的，我喜欢站在黑暗中静静地听，尽管我平时非常淘气，这会儿我却悄无声息，好像不存在一样。歌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远远近近，此起彼伏，荡漾在我的心头，窑洞的灯光不太亮，是红黄色的、温暖的、朦胧的、一闪一闪的，漆黑的夜幕上星星和月亮与山上窑洞里朦胧的灯光连成一片……”
舒晓鸣說，延安保育院虽然远不如现在的幼儿园条件好，但依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令她终生难忘。“我们的保育院在延安小砭沟的山上，每天早上，太阳都最先照到我们班的窑洞前，这个时候，阿姨们会把全院的小朋友集中在我们的窑洞前晒太阳。窑洞的上面是大山，山挡住了西北风，我们挤在窑洞前，像一群小鸡依偎在母鸡身旁，金灿灿的太阳照在身上，感到无比温暖。每到这时，我就能见到我的妹妹，小时候的妹妹焰焰可不像现在能說会道，那时候，她长得胖乎乎的，不爱說话，总是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身旁，我焐焐她冰凉的手，摸摸她圆圆的脸蛋，我们在太阳地里一起玩，直到分别的时刻，她虽然不得不随小班的队伍往回走，还会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上午，我们分班上课，我们大班有时学写字，有时听故事，有时猜谜语，有时敞游戏。游戏的种类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都会玩的：找朋友、拔河、击鼓传花、踢毽子、老鹰捉小鸡……我们都会玩，最喜欢玩的是老鹰捉小鸡。天气晴朗的时候，阿姨就带我们上山采野花、捉蝴蝶，拿回来压成标本，用玻璃纸包好，保存起来。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参观保育院，我们就用自己压的标本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小朋友们围着他们转成一个圆圈，给他们表演节目。当一个大鼻子的美国叔叔抱起我问：蒋介石好不好？我就說：抗日就好，不抗日就不好。平时保育院的阿姨们常给我们讲国共合作打日本的道理，还给我们表演过拉洋片，讲时事，所以美国叔叔的提问才没有难倒我。” 5岁演“小白毛女”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舒强和王大化、贺敬之、丁毅等人一道埋头创作歌词，又和王大化、王滨一起担任导演工作。在短短数月中，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任务。此剧上演后，流行于全国解放区，成为划时代的优秀剧目。
舒晓鸣介绍說：“我父亲导演歌剧《白毛女》的时间最长，王昆、郭兰英、万山红、彭丽媛——他为一代代的‘喜儿’說戏、排练，延安时期、解放后以及60年代恢复演出《白毛女》他都是导演。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演喜儿的女演员（王昆）坐在我家平房门口的小马扎上，爸爸拿出几张他画的画正在讲解，画是铅笔素描，每张都画的是喜儿的动作和表情。其中有一张‘北风吹’：一阵北风刮来，喜儿双手捧着装玉米的家什，用胳膊肘挡住迎面刮来的风。光是唱‘北风吹’，喜儿刚出场的一段戏，爸爸就画了三、四张画。《白毛女》剧组经常在桥儿沟大教堂里排戏，关着大门，我们就扒着门缝往里看。终于有一天，《白毛女》彩排了，在教堂外的院子里，表演区在一个平台上。这次彩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毛女穿一身翻毛皮衣皮裤，上身和腿上以及头发都是白色的长毛。大概是因为不好看，观众提了意见，这身打扮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喜儿变成白毛女之后，只是披着白色的长发，身上、腿上穿着破布条样的衣裤，再没有白毛了。”
1945年春，新歌剧《白毛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首先在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公演了，4月到6月这段时间，连续演出30多场。舒晓鸣回忆說，《白毛女》最初在延安演出时，“白毛女”是有小孩的，“爸爸让我演‘小白毛’。那时我五岁，个子比较高，当大春、大锁追进山洞时，我躲在白毛女的身后，拉着她的破衣裳，做出害怕的样子——王昆阿姨肯定记得这事——因为我个高，爸爸让我缩着身子，两条腿也弯起来。我每次都按照导演爸爸的要求做，一点也不马虎。在演《白毛女》的过程中，我跟着剧组走遍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像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坪，还有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让我在后台找个地方先睡觉，等快上场时，有阿姨叔叔叫我起来化装上台。白天不演戏的时候，我比较清闲，喜欢到处乱转，延安的机关干部或部队战士总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一段《白毛女》，我总是连唱带表演，好不热闹。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可能我去的地方好吧，我每次唱完，都能得到一些花生、红枣作为奖品。这样不停地唱不停地吃，我把嗓子都喊哑了。后来，爸爸做了一个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牌子上写的大意是：请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给我吃花生、红枣了，我的嗓子已经哑了，谢谢！因为是为我好，所以我很自觉地挂着这个牌子跑来跑去，叔叔阿姨们看了，再给我吃的，就象征性地给几个了。我随《白毛女》剧组演出时，如果哪一场有首长来看戏，我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等演出一结束，赶快到前三排（首长席）去捡烟头。爸爸为此专门给我一个带盖的小铁盒，就为了装烟头。我捡完了，拿到后台交给爸爸。爸爸和抽烟的叔叔们再把一个个烟头剥开，将烟丝倒在一起，用裁好的白纸卷烟抽，这大概是他们在延安抽到的最好的香烟了。”
舒晓鸣两岁时入延安第一保育院，后来又上了安塞第一保小。“上保小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就大哭大闹，叔叔怎么劝我也不听，磨蹭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发，谁拿我也没有办法，只记得叔叔最后說：‘服从组织分配嘛！’这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却产生了魔力，我二话没說，擦干了眼泪，一声不响地跟着叔叔走了。到安塞第一保小的当天，是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林华英一直领着我，她带着我从山下到山上转来转去，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还教我怎样挖甜甘草，怎样挖甜根吃，使我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减轻了对鲁艺、对父母的思念。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叫邢立统，是前线下来的小战士，当时我已经是‘老学生’了，老师让我照顾这位新同学，当时我只有五六岁，而这位新来的男生已经有十五六岁了。他穿一身灰军装，上衣特别长，盖住了膝盖，脸黑黑的，非常严肃，沉默寡言。听說他的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是跟着哥哥上前线，又从前线转到后方来的。后来他渐渐和我们熟识起来，最后成了我们保小从延安行军出来的学生大队长。”
一头撞进毛主席怀里
舒晓鸣的父母当年都是普通干部，但她上保育院和保小，父母写份申请就行了。“当时延安有好几所保育院，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的子女，都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很平等，高干子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或零食带到学校。那会儿，大一点儿的孩子经常挖一种白茅草的根儿，还有甘草根儿，嚼在嘴里有一丝甜味儿。我们学校的操场，同时也是老乡的场院，地硬邦邦的，本来什么都不应该有，可有一回，我一边在操场上走，一边用脚踢着玩儿，突然，好像踢起了一小块儿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抠，竟然抠出一小块儿枣来，我立马扔进嘴里吃了，别提多甜了！說到吃，印象深的还有过年时我们小孩子敲锣打鼓地给老乡拜年，老乡有时拿出黄酒来，我们伸舌头舔一舔，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平时就是三顿饭，小米饭、二米饭。演《白毛女》时，我吃了一些东西，因为我是演员，整天跟剧组在一起，看他们排戏，主要的唱段我都会，有时给部队或老乡演出，经常有人叫我唱一段儿，唱完，就给我点儿花生、枣什么的……”
舒哓鸣五六岁时经常没鞋穿，父亲就找来一块木板儿，钉上块皮子，给她当鞋。“那会儿，一听见‘呱嗒呱嗒’声，人家老远就知道我来了。演《白毛女》期间，扬家岭正好开一个晚会，中央首长们都去了。晚会前，我穿着‘呱嗒板儿’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突然撞上了一个大高个儿，也可能是我低着头跑，他伸手拦住了我，反正，我记得得使劲仰着脑袋瞅他……一看，这人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是谁了，可能是一下子蒙住了，这时，旁边有人說：赶快问毛主席好……”这时，毛主席的女儿也正在院子里玩儿，和舒晓鸣一样跑来跑去。“毛主席一招手就把她叫过来，印象中，李敏也穿着一条‘工裤’，就是那种有两条肩带儿、前面有个兜儿的裤子。她跑过来后，毛主席从她胸前的兜儿里摸出一块糖，长长的，我从来没见过。毛主席连糖纸都没打开，就一撅两半儿，一半儿给我，一半儿还给李敏。10岁之前，我就吃过这半块糖。不是巧克力，而是类似现在的口香糖，嚼半天剩一块儿‘橡皮’，老舍不得吐出去……” 离开延安 过黄河 摔下驴背
抗战胜利后不久，鲁艺就成立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很快参加了向日伪占领的城市进军，收复失地的工作。舒晓鸣的父母参加了华北文艺工作团，开赴前线。“后来他们到了张家口，托从延安去张家口的同志带一个孩子去，当时我在延安保小，妹妹焰焰在延安保育院。人家就决定带我去。我是跟着鲁艺的作曲家张鲁叔叔他们一起离开延安的，而我们又是跟随着延安图书馆的运书队一起走的。我们整个队伍是一个牲口队，每头牲口背上都有个木头架子，每个架子两边各放一个大木箱子，每个箱子里装的都是延安图书馆的书。要行军的时候，给每一头牲口背上盖上布垫子，然后套上牲口，把装书的驮子放在牲口背上，人再坐在驮子中间。一天下来，牲口非常辛苦，特别是小毛驴，好多背上都磨破了。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向前走着，开始是整天在山里转，后来才开始看见平原。
“记得有一天，我们刚爬过一个小山，又看见一座大山，当我们向山上爬的过程中，就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像是万人愤怒的吼声，我们越接近山顶这奇怪的声音越大，一口气爬到山顶，向下一看，我被惊呆了，一条浑浊的黄色的水龙顺两个山涧之间由上而下蜿蜒曲折、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奔腾而下，到了下游，水面渐宽，水势才略显平稳。原来在十里之外就能听到的持续不断的吼声，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大人们告诉我，这就是黄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黄河不是一个温顺的母亲，黄河是一条凶猛愤怒的巨龙，它奔腾到海、气势磅礴、势不可挡，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一切，义无反顾地奔腾向前……
“路上真正遇到敌人轰炸的事比较少，大多数时间我坐在小毛驴的驮上悠闲自在地东张西望，我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歌。在这一天又一天地行进中，我领略了祖国山川的壮美与辽阔。虽然那些年，农村还很贫穷，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在我眼里，更多看到的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的一面。就因为我总是这么东看西看，新奇的景色不断涌入我的眼帘，我陶醉其中，结果我骑的小毛驴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下，它长脖子向前一伸，我没抓紧缰绳，从毛驴脖子上摔到了地上，被大人扶起后，才发现自己的胳膊不听使唤了，原来是胳膊摔断了。当时返回村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土医生接了一下，勉强继续往前走，到了张家口之后，又上医院拉开重接，结果，还是落下了残疾，没想到四十年之后，还为此又住了一次医院，开了一次刀。
“白天行军，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讲‘鬼’故事，吓得女同志‘吱哇’乱叫。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老乡唱民歌，张鲁叔叔就会马上拿出小本本记下来，他收集民歌很认真。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张家口，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爸爸妈妈。当天晚上，我们有說不完的话，直說到半夜，还是妈妈說：今天先說到这儿吧，先睡觉，明天起来再說。我說：好。话音刚落，我就冲着电灯吹了一口大气，打算吹灭灯睡觉了，结果电灯依然如故，光亮无比，逗得爸爸妈妈都开心地笑了，妈妈教我拉控制电灯的线绳，才把电灯关掉，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我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面带微笑进入了梦乡。”
老师，我想回延安
舒晓鸣跟着父母生活了一年多，大约在1948年，她又被送进了华北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当时在河北省井陉县的孙庄，是好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合并的。我们延安保小的老师和同学大部分都在这所学校里，当然我们又见了面，互相有說不完的话。回到育才碰到的第一件难忘的事是剃光头。当时因为用水困难，容易长虱子，学校要求我们不分男女同学，一律剃光头。我当时大约是八岁，对这个问题考虑不多，推光头就推光头，我甚至还觉得有些好玩哪。但当时班里有些年龄大的女同学（最大的比我大十岁），为了剃光头，好大的不乐意，有的甚至还痛哭流涕，最后，还是有一位年岁大的女同学被允许留了小分头。
“那会儿，晚饭后，同学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表演节目。李树林同学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山参军》，我经常当众表演《白毛女》。男生们更有自己的玩法，他们能用胶泥做成棋子，下棋玩。还能用蛇皮或老鼠皮做胡琴，自拉自唱。不知谁还发明了顶牛牛，大家都去找蜗牛，双方用自己的蜗牛尖对尖的顶，谁的蜗牛尖顶碎了，谁就输了。我们女同学也会玩，一到秋天就捡树叶的梗，然后互相拔梗比赛。谁的树叶梗总不断，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有一种游戏是‘人民叫你这样做’。领头的一个同学边喊‘人民叫你这样做’，边做出一个动作或表情，其他的同学也边喊边学着做，谁要是学错了或跑神没学出来，谁就输了。在我脑子里，记得有一些调皮的男同学会想出一些特别的玩意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李印同学会把猪尿泡装上水，冲着女同学滋水玩。张小光同学不知从哪儿捡来两根坏牙刷把，把它点着，在夜晚耍着玩，他能耍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图形……夜色中的火球、火星变幻莫测，极为生动。有一天，晚饭后，天色已黑，我到男生宿舍去找老师，只见院子西屋的门没有关死，露一个大缝，从缝中可以看见一圈男生一个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身上抹着一块一块的颜色，围着一小堆火在转圈，跳呀蹦呀。我当时真纳闷，这么冷的天，他们脱个精光在干什么呢？原来这些同学身上长了疥疮，老师给他们身上抹了中草药，为了不把衣服弄脏，也为了不把药膏蹭掉，正让他们光着身子围着火烤，这是一种治疗，也是一种娱乐，这场景我见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在院子里叫老师，男生们听到女生的声音，顿时，大喊大叫起来，我也哈哈大笑起来，一片笑声在夜空中回荡。”
1949年10月1日，舒晓鸣和同学们参加了国庆游行，当他们的腰鼓队经过天安门时，天都快黑了。舒晓鸣终于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但是距离太远了……“刚进北平还比较新鲜，但是渐渐地就感到天地狭小了，心情憋闷得慌。没过三天，我们就待不住了。我对老师說：老师，咱们还是回延安吧！老师說：傻孩子，毛主席都到北平了，你还想回延安'”
舒晓鸣在延安的生活虽然短暂，但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为她带来了享用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她才有可能在退休之后，不计名利、不求回报地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多次自费赴上海等地，采访了几十位老艺术家，使她的“石挥研究课题”得以丰富和完善，并出版了多部专著。烽火岁月里的艰苦卓绝，在舒晓鸣那一代“延安孩子”的心灵里留下的竟然是“阳光灿烂”，这难道还不令我们感叹、羡慕并更加珍惜今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