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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去年有关语文的事，印象较深的是两件。一是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发表，二是叶开关于陪读女儿语文的感受文章。
首先，我以为杨争光的这部小说当是如今的老师、家长必读之书。
为什么我要如此认为呢？因为《少年张冲六章》讲的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少年，在家长、老师、社会不谋而合地“教育”下，最后成为“少年犯”的故事。只要是承担了“教育者”的身份，就有必要认真地读读这部小说。
读过《红楼梦》这部伟大之作，当知道贾宝玉为什么要拒绝“成长”。封建家长式的教育必然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叛逆性格。而《少年张冲六章》虽然历史社会背景变到了今天，但写的也还是这一主题，尽管“封建”不在了，但教育方式的简单、粗暴依旧。“教育者”不懂得如何顺着“受教育者”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而施教，而是逆着“受教育者”的自然天性的发展，靠“强制”靠“奴化”靠“标准化”的手段来“拔苗助长”。什么时候，“教育者”才能完全摆脱所谓“师道尊严”的教师爷臭架子，平等的对待“受教育者”呢？所谓的“师道尊严”又该如何建立起真正的“尊严”？
都说“家长”是第一任老师，而“家长”充当老师的弊病，早就显而易见。所以，才有了“学校教育”。如今的“学校教育”，从低幼到小学、初中乃至到高中，孩子们在学校和老师一起的时间，比家长多得多。有什么理由把“学校教育”应尽的责任，推还给“家长”呢？
现在的中、小学老师布置回家作业需要家长签名，甚至动不动就要叫“家长”来一趟学校。原本是作为反封建家长式教育而诞生，同时也已经立法为“义务”的“学校教育”发展到如今还需要“家长”来陪读，岂不怪哉？
更可怕的是“学校教育”似乎从来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无方”以及“无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出了大“毛病”：“教育者”自己不首先树立“信任、平等、自由”的教育思想，又如何使“受教育者”培养出“自主、独立、能动”的学习态度？
虽然，“学校教育”在我看来，突出的矛盾是难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但，作为学校老师首先就应当具有针对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有效的“学校教育”方法，并严格限制在学校内实施完成。因为，无论语、数、外，还是音、体、美的学校老师最首先的“专业”是“教育者”而不应当是语、数、外，还是音、体、美的“专业”，把学校“专业教育者”的角色责任推委给“非专业”的家长，显然是错误的。
而按照如今通常的做法，将学校“专业教育者”的角色完全由“班主任”（通常是教语、数、外的主课老师）来独自担当，在我看来也是相当危险的。在当今再三强调“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还把音、体、美当作副课来对待，尤其矛盾。其实，从艺术和体育的角度来说，也是越年幼越容易培养。“学校教育”的最大问题，当然就是教育思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解决不好，其他的问题自然就会接踵而来，但这样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政策文件规定，而需要由每一位承担教育责任的人都具有了清醒的认识，才能改变过来。所以说，教师这门职业关乎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是一种良心职业。
《少年张冲六章》里的张冲也曾遇到一位有“良心”的老师，但其最终成为“少年犯”的原因，说复杂也的确是多方面的。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是当下的“学校教育”和家长，社会都还缺少一些“因材施教”的机制和有效方法。
其次，小说《少年张冲六章》里举了许多语文教材的例子，语文老师尤其需要读。
都说语文教材是“死”的，语文老师不应该是“死”的，但，如今的语文老师有几个真正敢说自己“活”着呢？
就拿叶开陪读事件中网民争议最多的有关“诸葛亮”和“孔明”一题的标准答案来说，叶开认为自己女儿的答案是对的，理由太简单。有网民认为“孔明”在历史上另有其人。但显然回答任何问题是有“语境”对应的，三国里的“孔明”当然就是“诸葛亮”，这叫意明省略。有网民认为回答问题要有名有姓才算完整，这就有“吹毛求疵”之嫌。其实细究起来，问的是“三国里谁最聪明？”就一个“最”字来考学生，答案应该只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叶开女儿答“孔明、庞统”两个的确与“最”字不符，但是叶开女儿答了两个，也说明她在思考，在犹豫“聪明”的标准不止一个？更有网民认为三国里司马懿最聪明，因为最后“三国归晋”了。显然这位网民“聪明”的标准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这位网民也许不是语文老师，如果是语文老师当会意识到这样的语文考题本身有问题。聪明能用“最”来判断，只能限止在某一具体事情上，如单指“草船借箭”一计，那么答“诸葛亮”或许才对，扩展到三国里，答“诸葛亮”就未必是准确的。一个本身没有基本是非、好坏、对错，这样明确客观标准的问题，怎么可能会有明确的客观标准答案呢？
我想问题只能是错在出题的语文老师和判卷的语文老师身上。同时我也更想问问他们“三国里谁最聪明？”的标准答案“诸葛亮”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另外，在这样的语文考试题目上，又究竟想考学生掌握哪些语文知识呢？
幸而，叶开女儿遇到这样的有“问题”的语文考题，还只是在小学阶段，如果是发生在高考中，那又会“坑害”多少考生呢？
其实，我并不是要有意放大这样的有“问题”的语文考题“坑害”学生的严重性。说的不客气，“作文”考试事实上也就是最有“问题”的语文考题的“典型”。即便是我们每年都会在高考中推出一些所谓的优秀“作文”人才，但如果我们追踪下去，这批人才真正能成为语文人才的又有多少？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统计一下有多少个考生是被高考中的“作文”考试“坑害”了的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只要“学校教育”始终还是跟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走，语文教学，就只能是“死路一条”。理由很简单，要使学生“减负”，首先要给老师“减负”；要使学习“减负”，首先要给教学“松绑”。语文教学，更应如此。
怎么给语文教学“松绑”？
我以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大学语文”，所针对的是当时社会普遍的“重理轻文”思想，以及大学毕业生不会写论文的现象。因此“大学语文”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弥补中学教育因高考急功近利过早“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偏课”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大学也已经普遍的扩招，而中学教育因高考急功近利过早“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偏课”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去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套“文理分科还是不分科”的专题讨论节目，请了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许多老师、学生、家长参与，甚至还惊动了央视名嘴白岩松和董倩的加入，讨论似乎十分热闹。但在我听来却是与真正的、专业的中学“语文教学”关联甚少。因为争来争去，就是没争出语文究竟和“数学”是怎样一种有机的基础相联。基本还停留在把语文和“数学”看成是两种绝然不同思维逻辑的观念上。
说实话，持如许观念的可能还远远不仅仅是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许多学生和家长们，就连一些语文老师也未必不这么看。
何谓语文在我看来，是“语言”占先，“文字”居后。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先学会了说话，以后才学会了用文字来表达话语。现代汉语由拼音方法来“识字”，不仅仅是为了快捷方便的认识汉字，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语文要以语言思维训练为基础的教学原则。虽然，汉字的方块字系统不同于拉丁文字的符号系统，但，现代汉字毕竟除了本义之外，还有许多引申义是需要放在特定的语境里才能得到解释的。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语文教学就应该从文字学的“小学”开始教，甚至主张恢复“繁体”汉字。过分夸大汉字的人文传统和思想精神，其实并不能提高全民的语文水平。难道，不用汉字的人就没有了人文传统和思想精神？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显然首先考虑的不是语言思维问题，其弊病就在不利于将“文”、“理”在基础的教学层面上打通。
举个简单的例子，学生每读一篇课文，老师分析课文时都会提到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但是，有几个老师和学生能具体回答出来“中心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又能用何种方法来检验出“中心思想”概括的“对”还是“错”呢？
三十年前，我教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时就提问过学生，学生们回答不知道。于是，我给了学生一个公式答案，那就是每个自然段落大意的加、减、乘、除。而检验“中心思想”概括的“对”还是“错”的方法就是能涵盖每个自然段落大意的是“对”，有遗漏的为“错”。学生说我教的不是语文，而是“数学”，学生的话也没错，要想迅速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分析能力，还真要有点简单而基础的“数学”头脑。学生们通过这样的反复训练之后，其实，我已经用不着每教一篇课文，就由自己来概括课文的什么“中心思想”了。换句话说，我上语文课几乎不用教学参考书（那个时代的参考书概括出的所谓“中心思想”常常并不是从文本中得到的，而是“外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所谓“进步”思想），我给自己从教材上“松了绑”。而学生们也从“文”、“理”的基础层面打通中受益，掌握了阅读分析文本的自学能力。因为，这一语文阅读分析文本的过程，其实和数学中的根据已知条件来求证未知的推断过程是同一思维逻辑。
语文老师在我看来主要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逻辑，尤其要注重把相对枯燥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教得灵活、顺畅。
记得有一次，校长突然来听我上课。正好那堂课，教到《蜘蛛》的科普说明文，这篇文章前面讲的都是织网的蜘蛛，最后，一个自然小段讲的是也有不织网的蜘蛛。于是，我让学生们先分部分（以前语文教学习惯了用老三段来划分），学生们有分三段，也有分四段的。我说你们分错了。织网的蜘蛛和不织网的蜘蛛是不能“合并同类项”的（依然是用一个数理概念名词），所以，这篇文章准确的应该先划分成两部分。织网的蜘蛛介绍得十分详细，对比之下，不织网的蜘蛛介绍得也确实太简单，但并不等于简单就比详细不重要了，蜘蛛的特性在织网，但不等于所有的蜘蛛都织网。它的重要性在于告诉我们认识事物，当然也包括阅读分析理解课文都要以科学的态度，建立缜密的思维逻辑。不能以偏盖全，避免犯下常识性的错误。课后，那位校长也承认他都分错了。
通常来说，人们都以为语文比数理化好教。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也大都这样认为。其实不然。语文要教出“智慧”来谈何容易！
当年，我还真在上语文课时干过一件还算“智慧”的事。那是大学毕业刚到中学任教不久。校方通知我说，教育局的语文督导要来听课。我选的课文是王鲁彦的《听潮》。计划两堂课上完。正副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陪着督导一起坐在我的教室里，好严肃、好威风。
第一堂课开始，我在黑板上写下课文名后，就简单地布置学生默读一遍课文。于是，课堂上没有了声音。我观察校长和督导坐立不安的样子，心里暗笑：你们要听我的课，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以为认识汉字就自然能听懂。十五分钟时间过去之后，我又布置学生齐声朗读了一遍课文。在学生的朗读过程中，我把学生有读错的词汇加上拼音写在黑板上，等学生朗读后再纠正了一下。第一节课就到点了。第二节课开始，我首先提问学生们读完课文后有没有读出什么疑问？学生们回答没有。我说你们没有，我有，比如其中一句“停止了一切思维和情绪”，通吗？停止了一切思维，通的，停止了一切情绪，有点不通。为什么？“一个动词管不住两个宾语”学生们回答。于是我边问学生用哪个词更合适一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思绪”。“思绪”这个词虽然也是思维和情绪的意思，但在动宾搭配上用法却并不完全一致。又如，教材中有一处关于“云汀”的注解为“水边空地”。我问学生对照原文这个注解有无疑问？学生不知可否。我说原文用“不断地蠕动”来修饰“云汀”这个词，说明这里用不动的“水边空地”来解释“云汀”显然有误，我以为这个“汀”指的是“汀线”，也就是海水与陆地接壤，形成了云状的“汀线”，这样的解释才能和前面“不断地蠕动”的修饰对应起来。整个这堂课，我并没有自己来“串讲”课文内容，仅仅是由浅入深的提了几个问题。当我最后提问学生为什么作者在写了“观”潮之后，却又不强调“观”相反却突出了“听”潮，理由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写作上的别出心裁？我说不是的，作者在写了“观”潮，享受到了自然的美，而作者在写“听”潮时，强调的是陪伴着妻子坐在房中我也“心满意足”了，享受到了人生的美。由此，作者在《听潮》中真正要表达的整体意思是自然的美和人生的美的“相得益彰”。当我把“相得益彰”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后，就此结束下课时，回头发现只有副校长一个人点了点头。其他的听课者几乎没什么反应，我想他们也许比我的学生还听不明白。因为，我所讲的意思，在课文里并没有确实的文句表达出来。但我却坚信，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就是要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教出来，而那些已经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还用得着我们重复教吗？
课后，教育局的语文督导和我交换意见，虽然，对我的教学没敢提出异议，但却强调了课文错误完全可以不教的意思。我没立即反驳，但心里却想着与其有时间和这样的同事和领导争论，还不如趁早自己离开语文教学的岗位。我的教学思想、方法如果无法在我的授课中体现，我也就失去了当老师的必要。
在我从教的年代里，许多语文老师喜欢教的是文章的“文采”，而非文章的“义理”。而恰恰“文采”是越教越繁复，越教越“糊涂”，只有教会了“义理”，学生才能纲举目张，化繁为简。
由此，我个人感觉现在的语文的确越来越难教。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是老师要教的“语文知识点”的越来越“丰富多彩”（高考试题也越来越有难度），一方面却是教学时间越来越短少。许多高中学校只有一年级还有正常的语文课，到了高二即便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新课大都也让位给了针对高考语文试题的“模拟”、“摸底”练习。同时，也导致了语文老师本身在“教材教学”上的研究，远远不如对语文试题的研究，更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只认“考试”能力的提高，而非真正语文能力的提高。
写此文的时候，恰巧拜读到一期上有篇《试论语文教育本质的理论失误》，作者对如今语文教育本质的理论失误有所论及，但似乎最后开出的“药方”依然抱着“智育、德育、美育”的谐和与“真善美融合”的梦想。我以为“智育、德育、美育”如果是语文教材本身已经具有的“课文内容”，也的确该教，但假设不是语文课文的内容，“智育、德育、美育”也需要语文老师来教吗？或者，换句话说，数学教学里就没有“智育、德育、美育”可教吗？语文老师可千万记住不要听信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的“忽悠”。那才叫自作孽，不可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钱理群等专家针对语文教育的讨论，语文的“人文性”被抬高到了完全脱离“应用性”的语文教学实际。韩寒那样的“人文性”是语文老师教出来的，韩寒认可？还是语文老师敢认可？
在我看来语文教育和语文教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差得很远。如同语文和“文学”按以前的划分，初中课本是语文、高中课本才是文学。即便是大学，也还有中文系和文学系之分。中文系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文学系才培养作家。所以，我的好友蔡翔教授就说，语文教学的问题不仅仅出在中学，大学本科的问题也很大。
因此，我斗胆地说，中学的语文教学就是要从“智育、德育、美育”的过多要求中“减负”，同时更要从“应试教育”中“松绑”；把教材视为教学的“工具”，回到“语言”的基础上来，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这才是语文老师该教的根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能记住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的名字，什么上海的“于漪”、辽宁的“魏书生”等等，九十年代“新概念”一出，谁还记得住那些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的名字？
让语文教学回到“语言”的基础上来吧！陈景润数学那么好，但教不了中学，为什么？语言表述有问题。如今语文水平的普遍降低，责任不全在语文老师。任何一门课的老师只要一讲课，也都在教语文。
朱小如，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上海。本文编校：晓 苏
首先，我以为杨争光的这部小说当是如今的老师、家长必读之书。
为什么我要如此认为呢？因为《少年张冲六章》讲的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少年，在家长、老师、社会不谋而合地“教育”下，最后成为“少年犯”的故事。只要是承担了“教育者”的身份，就有必要认真地读读这部小说。
读过《红楼梦》这部伟大之作，当知道贾宝玉为什么要拒绝“成长”。封建家长式的教育必然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叛逆性格。而《少年张冲六章》虽然历史社会背景变到了今天，但写的也还是这一主题，尽管“封建”不在了，但教育方式的简单、粗暴依旧。“教育者”不懂得如何顺着“受教育者”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而施教，而是逆着“受教育者”的自然天性的发展，靠“强制”靠“奴化”靠“标准化”的手段来“拔苗助长”。什么时候，“教育者”才能完全摆脱所谓“师道尊严”的教师爷臭架子，平等的对待“受教育者”呢？所谓的“师道尊严”又该如何建立起真正的“尊严”？
都说“家长”是第一任老师，而“家长”充当老师的弊病，早就显而易见。所以，才有了“学校教育”。如今的“学校教育”，从低幼到小学、初中乃至到高中，孩子们在学校和老师一起的时间，比家长多得多。有什么理由把“学校教育”应尽的责任，推还给“家长”呢？
现在的中、小学老师布置回家作业需要家长签名，甚至动不动就要叫“家长”来一趟学校。原本是作为反封建家长式教育而诞生，同时也已经立法为“义务”的“学校教育”发展到如今还需要“家长”来陪读，岂不怪哉？
更可怕的是“学校教育”似乎从来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无方”以及“无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出了大“毛病”：“教育者”自己不首先树立“信任、平等、自由”的教育思想，又如何使“受教育者”培养出“自主、独立、能动”的学习态度？
虽然，“学校教育”在我看来，突出的矛盾是难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但，作为学校老师首先就应当具有针对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有效的“学校教育”方法，并严格限制在学校内实施完成。因为，无论语、数、外，还是音、体、美的学校老师最首先的“专业”是“教育者”而不应当是语、数、外，还是音、体、美的“专业”，把学校“专业教育者”的角色责任推委给“非专业”的家长，显然是错误的。
而按照如今通常的做法，将学校“专业教育者”的角色完全由“班主任”（通常是教语、数、外的主课老师）来独自担当，在我看来也是相当危险的。在当今再三强调“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还把音、体、美当作副课来对待，尤其矛盾。其实，从艺术和体育的角度来说，也是越年幼越容易培养。“学校教育”的最大问题，当然就是教育思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解决不好，其他的问题自然就会接踵而来，但这样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政策文件规定，而需要由每一位承担教育责任的人都具有了清醒的认识，才能改变过来。所以说，教师这门职业关乎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是一种良心职业。
《少年张冲六章》里的张冲也曾遇到一位有“良心”的老师，但其最终成为“少年犯”的原因，说复杂也的确是多方面的。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是当下的“学校教育”和家长，社会都还缺少一些“因材施教”的机制和有效方法。
其次，小说《少年张冲六章》里举了许多语文教材的例子，语文老师尤其需要读。
都说语文教材是“死”的，语文老师不应该是“死”的，但，如今的语文老师有几个真正敢说自己“活”着呢？
就拿叶开陪读事件中网民争议最多的有关“诸葛亮”和“孔明”一题的标准答案来说，叶开认为自己女儿的答案是对的，理由太简单。有网民认为“孔明”在历史上另有其人。但显然回答任何问题是有“语境”对应的，三国里的“孔明”当然就是“诸葛亮”，这叫意明省略。有网民认为回答问题要有名有姓才算完整，这就有“吹毛求疵”之嫌。其实细究起来，问的是“三国里谁最聪明？”就一个“最”字来考学生，答案应该只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叶开女儿答“孔明、庞统”两个的确与“最”字不符，但是叶开女儿答了两个，也说明她在思考，在犹豫“聪明”的标准不止一个？更有网民认为三国里司马懿最聪明，因为最后“三国归晋”了。显然这位网民“聪明”的标准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这位网民也许不是语文老师，如果是语文老师当会意识到这样的语文考题本身有问题。聪明能用“最”来判断，只能限止在某一具体事情上，如单指“草船借箭”一计，那么答“诸葛亮”或许才对，扩展到三国里，答“诸葛亮”就未必是准确的。一个本身没有基本是非、好坏、对错，这样明确客观标准的问题，怎么可能会有明确的客观标准答案呢？
我想问题只能是错在出题的语文老师和判卷的语文老师身上。同时我也更想问问他们“三国里谁最聪明？”的标准答案“诸葛亮”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另外，在这样的语文考试题目上，又究竟想考学生掌握哪些语文知识呢？
幸而，叶开女儿遇到这样的有“问题”的语文考题，还只是在小学阶段，如果是发生在高考中，那又会“坑害”多少考生呢？
其实，我并不是要有意放大这样的有“问题”的语文考题“坑害”学生的严重性。说的不客气，“作文”考试事实上也就是最有“问题”的语文考题的“典型”。即便是我们每年都会在高考中推出一些所谓的优秀“作文”人才，但如果我们追踪下去，这批人才真正能成为语文人才的又有多少？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统计一下有多少个考生是被高考中的“作文”考试“坑害”了的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只要“学校教育”始终还是跟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走，语文教学，就只能是“死路一条”。理由很简单，要使学生“减负”，首先要给老师“减负”；要使学习“减负”，首先要给教学“松绑”。语文教学，更应如此。
怎么给语文教学“松绑”？
我以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大学语文”，所针对的是当时社会普遍的“重理轻文”思想，以及大学毕业生不会写论文的现象。因此“大学语文”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弥补中学教育因高考急功近利过早“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偏课”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大学也已经普遍的扩招，而中学教育因高考急功近利过早“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偏课”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去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套“文理分科还是不分科”的专题讨论节目，请了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许多老师、学生、家长参与，甚至还惊动了央视名嘴白岩松和董倩的加入，讨论似乎十分热闹。但在我听来却是与真正的、专业的中学“语文教学”关联甚少。因为争来争去，就是没争出语文究竟和“数学”是怎样一种有机的基础相联。基本还停留在把语文和“数学”看成是两种绝然不同思维逻辑的观念上。
说实话，持如许观念的可能还远远不仅仅是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许多学生和家长们，就连一些语文老师也未必不这么看。
何谓语文在我看来，是“语言”占先，“文字”居后。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先学会了说话，以后才学会了用文字来表达话语。现代汉语由拼音方法来“识字”，不仅仅是为了快捷方便的认识汉字，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语文要以语言思维训练为基础的教学原则。虽然，汉字的方块字系统不同于拉丁文字的符号系统，但，现代汉字毕竟除了本义之外，还有许多引申义是需要放在特定的语境里才能得到解释的。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语文教学就应该从文字学的“小学”开始教，甚至主张恢复“繁体”汉字。过分夸大汉字的人文传统和思想精神，其实并不能提高全民的语文水平。难道，不用汉字的人就没有了人文传统和思想精神？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显然首先考虑的不是语言思维问题，其弊病就在不利于将“文”、“理”在基础的教学层面上打通。
举个简单的例子，学生每读一篇课文，老师分析课文时都会提到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但是，有几个老师和学生能具体回答出来“中心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又能用何种方法来检验出“中心思想”概括的“对”还是“错”呢？
三十年前，我教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时就提问过学生，学生们回答不知道。于是，我给了学生一个公式答案，那就是每个自然段落大意的加、减、乘、除。而检验“中心思想”概括的“对”还是“错”的方法就是能涵盖每个自然段落大意的是“对”，有遗漏的为“错”。学生说我教的不是语文，而是“数学”，学生的话也没错，要想迅速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分析能力，还真要有点简单而基础的“数学”头脑。学生们通过这样的反复训练之后，其实，我已经用不着每教一篇课文，就由自己来概括课文的什么“中心思想”了。换句话说，我上语文课几乎不用教学参考书（那个时代的参考书概括出的所谓“中心思想”常常并不是从文本中得到的，而是“外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所谓“进步”思想），我给自己从教材上“松了绑”。而学生们也从“文”、“理”的基础层面打通中受益，掌握了阅读分析文本的自学能力。因为，这一语文阅读分析文本的过程，其实和数学中的根据已知条件来求证未知的推断过程是同一思维逻辑。
语文老师在我看来主要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逻辑，尤其要注重把相对枯燥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教得灵活、顺畅。
记得有一次，校长突然来听我上课。正好那堂课，教到《蜘蛛》的科普说明文，这篇文章前面讲的都是织网的蜘蛛，最后，一个自然小段讲的是也有不织网的蜘蛛。于是，我让学生们先分部分（以前语文教学习惯了用老三段来划分），学生们有分三段，也有分四段的。我说你们分错了。织网的蜘蛛和不织网的蜘蛛是不能“合并同类项”的（依然是用一个数理概念名词），所以，这篇文章准确的应该先划分成两部分。织网的蜘蛛介绍得十分详细，对比之下，不织网的蜘蛛介绍得也确实太简单，但并不等于简单就比详细不重要了，蜘蛛的特性在织网，但不等于所有的蜘蛛都织网。它的重要性在于告诉我们认识事物，当然也包括阅读分析理解课文都要以科学的态度，建立缜密的思维逻辑。不能以偏盖全，避免犯下常识性的错误。课后，那位校长也承认他都分错了。
通常来说，人们都以为语文比数理化好教。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也大都这样认为。其实不然。语文要教出“智慧”来谈何容易！
当年，我还真在上语文课时干过一件还算“智慧”的事。那是大学毕业刚到中学任教不久。校方通知我说，教育局的语文督导要来听课。我选的课文是王鲁彦的《听潮》。计划两堂课上完。正副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陪着督导一起坐在我的教室里，好严肃、好威风。
第一堂课开始，我在黑板上写下课文名后，就简单地布置学生默读一遍课文。于是，课堂上没有了声音。我观察校长和督导坐立不安的样子，心里暗笑：你们要听我的课，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以为认识汉字就自然能听懂。十五分钟时间过去之后，我又布置学生齐声朗读了一遍课文。在学生的朗读过程中，我把学生有读错的词汇加上拼音写在黑板上，等学生朗读后再纠正了一下。第一节课就到点了。第二节课开始，我首先提问学生们读完课文后有没有读出什么疑问？学生们回答没有。我说你们没有，我有，比如其中一句“停止了一切思维和情绪”，通吗？停止了一切思维，通的，停止了一切情绪，有点不通。为什么？“一个动词管不住两个宾语”学生们回答。于是我边问学生用哪个词更合适一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思绪”。“思绪”这个词虽然也是思维和情绪的意思，但在动宾搭配上用法却并不完全一致。又如，教材中有一处关于“云汀”的注解为“水边空地”。我问学生对照原文这个注解有无疑问？学生不知可否。我说原文用“不断地蠕动”来修饰“云汀”这个词，说明这里用不动的“水边空地”来解释“云汀”显然有误，我以为这个“汀”指的是“汀线”，也就是海水与陆地接壤，形成了云状的“汀线”，这样的解释才能和前面“不断地蠕动”的修饰对应起来。整个这堂课，我并没有自己来“串讲”课文内容，仅仅是由浅入深的提了几个问题。当我最后提问学生为什么作者在写了“观”潮之后，却又不强调“观”相反却突出了“听”潮，理由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写作上的别出心裁？我说不是的，作者在写了“观”潮，享受到了自然的美，而作者在写“听”潮时，强调的是陪伴着妻子坐在房中我也“心满意足”了，享受到了人生的美。由此，作者在《听潮》中真正要表达的整体意思是自然的美和人生的美的“相得益彰”。当我把“相得益彰”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后，就此结束下课时，回头发现只有副校长一个人点了点头。其他的听课者几乎没什么反应，我想他们也许比我的学生还听不明白。因为，我所讲的意思，在课文里并没有确实的文句表达出来。但我却坚信，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就是要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教出来，而那些已经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还用得着我们重复教吗？
课后，教育局的语文督导和我交换意见，虽然，对我的教学没敢提出异议，但却强调了课文错误完全可以不教的意思。我没立即反驳，但心里却想着与其有时间和这样的同事和领导争论，还不如趁早自己离开语文教学的岗位。我的教学思想、方法如果无法在我的授课中体现，我也就失去了当老师的必要。
在我从教的年代里，许多语文老师喜欢教的是文章的“文采”，而非文章的“义理”。而恰恰“文采”是越教越繁复，越教越“糊涂”，只有教会了“义理”，学生才能纲举目张，化繁为简。
由此，我个人感觉现在的语文的确越来越难教。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是老师要教的“语文知识点”的越来越“丰富多彩”（高考试题也越来越有难度），一方面却是教学时间越来越短少。许多高中学校只有一年级还有正常的语文课，到了高二即便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新课大都也让位给了针对高考语文试题的“模拟”、“摸底”练习。同时，也导致了语文老师本身在“教材教学”上的研究，远远不如对语文试题的研究，更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只认“考试”能力的提高，而非真正语文能力的提高。
写此文的时候，恰巧拜读到一期上有篇《试论语文教育本质的理论失误》，作者对如今语文教育本质的理论失误有所论及，但似乎最后开出的“药方”依然抱着“智育、德育、美育”的谐和与“真善美融合”的梦想。我以为“智育、德育、美育”如果是语文教材本身已经具有的“课文内容”，也的确该教，但假设不是语文课文的内容，“智育、德育、美育”也需要语文老师来教吗？或者，换句话说，数学教学里就没有“智育、德育、美育”可教吗？语文老师可千万记住不要听信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的“忽悠”。那才叫自作孽，不可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钱理群等专家针对语文教育的讨论，语文的“人文性”被抬高到了完全脱离“应用性”的语文教学实际。韩寒那样的“人文性”是语文老师教出来的，韩寒认可？还是语文老师敢认可？
在我看来语文教育和语文教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差得很远。如同语文和“文学”按以前的划分，初中课本是语文、高中课本才是文学。即便是大学，也还有中文系和文学系之分。中文系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文学系才培养作家。所以，我的好友蔡翔教授就说，语文教学的问题不仅仅出在中学，大学本科的问题也很大。
因此，我斗胆地说，中学的语文教学就是要从“智育、德育、美育”的过多要求中“减负”，同时更要从“应试教育”中“松绑”；把教材视为教学的“工具”，回到“语言”的基础上来，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这才是语文老师该教的根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能记住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的名字，什么上海的“于漪”、辽宁的“魏书生”等等，九十年代“新概念”一出，谁还记得住那些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的名字？
让语文教学回到“语言”的基础上来吧！陈景润数学那么好，但教不了中学，为什么？语言表述有问题。如今语文水平的普遍降低，责任不全在语文老师。任何一门课的老师只要一讲课，也都在教语文。
朱小如，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上海。本文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