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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千万男光棍的出现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具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表示，在统计学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该指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男女出生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公认的比值是103到107之间。
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有103至107个男孩出生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一些，等到了婚育年龄，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就比较平衡了。”梁中堂说男孩死亡率高一些与男孩子比女孩子活动空间大、容易意外出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的比值已经严重超出了这一范围。国家人口计生委截至2012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而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
此前的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2008年甚至达到120.56，是历年来的最高值。
30年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严重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近3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
1980年，其比值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1982年，我国人口“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2010年“六普”时和2008年、2009年相比其比值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旧高达118.06；2011年其比值又略有下降，为117.78。
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在2008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其比值依旧严重偏高。
溺杀女婴、产前鉴定、漏报女婴？
在一些国外专家看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但是对于溺杀女婴的说法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并不认同。一些专家认为，尽管数千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最近30多年以来，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的陋习和恶行已经比较少见。
对于产前鉴定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在这一点上，国内外专家对此都没有多大的争议。
而漏报女婴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说法，梁中堂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很多地方，对于新出生的女婴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她们并没有进入统计报表中，而这种状况极有可能也导致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我国事实上的性别比可能没有现在统计数据上反映的那么严重。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高的性别比是出生统计性别比，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性别比。”梁中堂说。
但是我国新生女婴的瞒报、漏报导致的失衡规模究竟有多大？梁中堂表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过，尽管存在瞒报漏报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是谁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这些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报道中，2020年我国3000万的预测光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有的甚至预测，到2017年我国男光棍就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这个数将会接近4000万。
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在梁中堂看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关系。
80年代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走向失衡。
梁中堂认为，如果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科学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而他常常举的参考例子就是他在山西翼城县试点的试验。
1979年12月，梁中堂时为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给中央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这就是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翼城县试点的二胎方案很成功，不仅人口规模没有剧增，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要比全国同期的合理得多。例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全国1～4岁为120.9，翼城为102.7；全国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并且翼城的数值也比山西全省及其所属的临汾市更为合理，以2000年“五普”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例，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统计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属正常范围，是第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
“重男轻女”导致人为选择胎儿性别
长期以来，我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对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以前，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多生直到有男孩为止，但是少生成为一种政策以后，有这种思想的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要个男孩。
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男性人口上族谱、女性人口不上族谱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孩，上不了族谱，该家庭就会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会常常受到别人说闲话、奚落甚至是欺辱，并且有时娶进门的媳妇也不受丈夫和公婆待见，这就逼着有些家庭不得不想法子生男孩。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B超在国内偷偷被用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再加上人工引产不受限制，B超的费用和引产手术费用一般最多也只有两三千元，有的小地方甚至只要几百元，因此非法地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的医院一般都不准对双亲透露胎儿性别，但是一些想要男孩的家长常常想方设法通过做B超在产前了解孩子的性别。某些医生为了不当个人利益，也就常常暗示胎儿是什么性别。尤其是私人诊所，往往为了牟取暴利，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提供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而这加剧了性别比的不断升高。
梁中堂也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2011年以来，虽然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总后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共查处“两非”案件1.5万余件，处理各类有关责任人员近1.3万人，对违法违规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是，目前在全国各地，“两非”行为依旧广泛存在。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表示，在统计学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该指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男女出生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公认的比值是103到107之间。
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有103至107个男孩出生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一些，等到了婚育年龄，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就比较平衡了。”梁中堂说男孩死亡率高一些与男孩子比女孩子活动空间大、容易意外出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的比值已经严重超出了这一范围。国家人口计生委截至2012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而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
此前的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2008年甚至达到120.56，是历年来的最高值。
30年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严重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近3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
1980年，其比值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1982年，我国人口“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2010年“六普”时和2008年、2009年相比其比值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旧高达118.06；2011年其比值又略有下降，为117.78。
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在2008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其比值依旧严重偏高。
溺杀女婴、产前鉴定、漏报女婴？
在一些国外专家看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但是对于溺杀女婴的说法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并不认同。一些专家认为，尽管数千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最近30多年以来，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的陋习和恶行已经比较少见。
对于产前鉴定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在这一点上，国内外专家对此都没有多大的争议。
而漏报女婴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说法，梁中堂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很多地方，对于新出生的女婴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她们并没有进入统计报表中，而这种状况极有可能也导致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我国事实上的性别比可能没有现在统计数据上反映的那么严重。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高的性别比是出生统计性别比，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性别比。”梁中堂说。
但是我国新生女婴的瞒报、漏报导致的失衡规模究竟有多大？梁中堂表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过，尽管存在瞒报漏报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是谁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这些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报道中，2020年我国3000万的预测光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有的甚至预测，到2017年我国男光棍就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这个数将会接近4000万。
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在梁中堂看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关系。
80年代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走向失衡。
梁中堂认为，如果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科学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而他常常举的参考例子就是他在山西翼城县试点的试验。
1979年12月，梁中堂时为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给中央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这就是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翼城县试点的二胎方案很成功，不仅人口规模没有剧增，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要比全国同期的合理得多。例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全国1～4岁为120.9，翼城为102.7；全国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并且翼城的数值也比山西全省及其所属的临汾市更为合理，以2000年“五普”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例，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统计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属正常范围，是第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
“重男轻女”导致人为选择胎儿性别
长期以来，我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对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以前，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多生直到有男孩为止，但是少生成为一种政策以后，有这种思想的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要个男孩。
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男性人口上族谱、女性人口不上族谱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孩，上不了族谱，该家庭就会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会常常受到别人说闲话、奚落甚至是欺辱，并且有时娶进门的媳妇也不受丈夫和公婆待见，这就逼着有些家庭不得不想法子生男孩。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B超在国内偷偷被用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再加上人工引产不受限制，B超的费用和引产手术费用一般最多也只有两三千元，有的小地方甚至只要几百元，因此非法地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的医院一般都不准对双亲透露胎儿性别，但是一些想要男孩的家长常常想方设法通过做B超在产前了解孩子的性别。某些医生为了不当个人利益，也就常常暗示胎儿是什么性别。尤其是私人诊所，往往为了牟取暴利，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提供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而这加剧了性别比的不断升高。
梁中堂也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2011年以来，虽然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总后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共查处“两非”案件1.5万余件，处理各类有关责任人员近1.3万人，对违法违规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是，目前在全国各地，“两非”行为依旧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