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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仲舒时代的五行思想，首先可以举出约百年前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各首篇，其按照所谓相生顺序，将五行配当四季。但是在五行之外，还以方位、数量、颜色、味道、音律等配置于四季，可见五行只是被当作配置四季的要素之一。换言之，《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各首篇里，并没有形成有组织、成体系的五行思想，但是包含了相生的顺序和方位、颜色等组合，包含了后来的构成五行思想的主要因素。(《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是以时令说为基础的，所以在那里能看出五行的要素与时令说有着潜在的关系。所谓时令说，是指四个季节的自然影响是固定的，政治措施也必须与之相对。)其次，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同时，也存在讲王朝之德的五德终始说①。这是相当明确的五行思想，以相胜说为基础。只是应注意的是，这个五德终始说里面，五德所配置的颜色和数量等，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的篇章包含着共通的要素。可见五德终始说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的五行要素，都同样以五行为基础②。再次，在五德终始说形成时，还存在着《尚书》中的《洪范》篇，这篇文章里陈述的五行思想，我认为也应该和当时的其他学说同步③。换言之，大致存在三种五行思想，这就是根据相胜的顺序来讲王朝之德的五德终始说，与王朝德性无关的讲相生顺序的五行思想要素，以及属于《尚书》学的一部分的五行思想，它们并存于秦代，在汉代得到了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