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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3月28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如是说。
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聚集了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长和政府有关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和试点地区试点单位代表。
会议的主题十分简要而明确——总结改革试点经验，部署下一步改革工作。
今年1月发布的《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将文化体制改革定位为“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国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从2003年6月起正式启动的本轮文化体制改革已历时近三年，如今它将从原来的九个地区、35个单位试点，向全国范围逐步铺开。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文化体制改革就像“走钢丝”，其中的诀窍在于“快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但只能朝前走，停步不前就要掉下来”。
天下大势
文化体制改革已是“天下大势”。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本次会议之前，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已经开始对整体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到3月中旬，全国有23个省份成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22个省份正在制定本省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有关部门透露，除了个别条件确不成熟的地区，绝大部分省市都将在今年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本次会议之后，各省区都将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计划，并于4月底前上报。
由此可以判定，多年来一直相对滞后，并因体制、政策、管理等多重因素的掣肘而被认为是一大难点的文化体制改革，很快将呈现全面起飞之势。
对这次体制之变，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寄予厚望——这是多年来蓄势待发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经过了从思想、理论、政策到实践的充分准备后展开的一场改革“攻坚战”。这其中，要破除许多长期束缚人们观念、也束缚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绳索。
“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成立挂牌时，我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去参加。”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杨牧之谈到了一段亲身经历，“集团准备了两块牌子，一块是辽宁出版集团，另一块是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不知道应该挂哪一块，还是两块全挂上。直到最后，反复商量还是没敢挂有公司字样的那一块。”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产品生产单位一直隶属于政府文化事业管理体系，对自己的产业属性反而十分陌生。这种体制上的困惑和障碍，在改革开放多年后并没有实质性突破。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相当程度上还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文化领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荣壮大和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日益明晰。
同时，从2003年开始的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在实践上取得突破。一批大型国有文化单位成功“转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据介绍，目前9个省市和35个单位的改革试点工作基本完成。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总体评价是：进展顺利、把握平稳、成效显著，圆满完成了中央确定的各项任务。
厘清改革方向
本次会议对下一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五方面的重点任务：以激发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以培育现代市场体系为重点，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以创新文化管理体制为重点，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的宏观调控，以调整结构为重点，努力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五大任务每一项背后都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具体工作，无论文化单位还是政府部门，都有必须承担的重要改革任务。但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首先要科学区分和界定现有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按照不同类型的单位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这种界定和划分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这次会上做了十分细致的阐述：
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继续实行事业体制。
其他艺术院团、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以及新华书店、电影制片厂、影剧院、电视剧制作单位和文化经营中介机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行业组织所属的影视制作单位和销售单位，要逐步转制为企业。
这种划分大体上将文化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改革方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一类是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改革方向的经营性文化产业。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重点是转换内部机制，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以此增强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改善为公众提供的公益性服务。
至于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主要是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运用市场机制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以重塑和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这一步，可能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也最艰难的环节。
据试点单位的情况，一批经营性文化单位以不同形式完成了“转制”：如一些报业集团将经营性业务与主体采编业务剥离后转制为企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浙江、沈阳等地的电影公司等整体转制为企业，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一步到位转为股份制企业等。
尽管仍有一些症结有待解决，但试点单位的成功突破为下一步更大范围的改革还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
“我感觉很受启发，虽然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了信心。”青海省副省长邓本太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但改革不能落后。“若文化体制改革再拖下去，我们的文化事业只能是既‘走不出去，又站不住脚’了!”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
像文化体制改革这样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首先还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老问题。体制改革操作中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富余人员的“出口”，无论转制改企还是保留事业体制的文化单位，改革中都面临这一矛盾。国企改革时有一部分人员转到了事业单位，政府机构改革时又有部分人员分流进事业单位，现在文化事业单位富余出来的人员流向哪里呢?
杨牧之说，中国出版集团现有人员中，满55岁、30年工龄的男员工加上满50岁、25年工龄的女员工有700多人，其中包括享有正、副部级待遇的好几位。集团整体转为企业了，但安置这些人员的问题至今无法完全解决。
这样的困难，在文艺院团的改革中同样突出。浙江省副省长盛昌黎算来算去，仅省歌舞团一个院团，转制改企所需资金近5000万元，主要用于补齐安置人员的三险一金等社会保障费用。如此之高的成本，在经济实力尚佳的浙江尚且难以承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恐怕更是无法实现。
很多人认为，若无足够准备这将成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瓶颈。
其次，关于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改企，产权清晰是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据一家出版集团在转制试点中的经历，它们虽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解决了出资人缺位问题。但根据现行政策，原行政关系、党的关系等保持不变，以至于对这家企业来说，“管人”的在省委组织部门，“管事”的在省委宣传部门，“管资产”的在省国资委，如此情况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视，刘云山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要求，展开调研论证，抓紧制定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法。
对当下的投融资政策，此次会议上也有较多反映。调整所有制结构，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环节。但现有的一些政策框架不符合资本市场规律造成一定障碍。
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对此的感觉是，我们想让人家投资的人家不投，人家想要投资的我们不让。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体制改革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勇气，还需要科学谋划、求真务实的智慧。但无论如何，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却是大家的共识。
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聚集了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长和政府有关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和试点地区试点单位代表。
会议的主题十分简要而明确——总结改革试点经验，部署下一步改革工作。
今年1月发布的《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将文化体制改革定位为“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国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从2003年6月起正式启动的本轮文化体制改革已历时近三年，如今它将从原来的九个地区、35个单位试点，向全国范围逐步铺开。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文化体制改革就像“走钢丝”，其中的诀窍在于“快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但只能朝前走，停步不前就要掉下来”。
天下大势
文化体制改革已是“天下大势”。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本次会议之前，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已经开始对整体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到3月中旬，全国有23个省份成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22个省份正在制定本省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有关部门透露，除了个别条件确不成熟的地区，绝大部分省市都将在今年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本次会议之后，各省区都将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计划，并于4月底前上报。
由此可以判定，多年来一直相对滞后，并因体制、政策、管理等多重因素的掣肘而被认为是一大难点的文化体制改革，很快将呈现全面起飞之势。
对这次体制之变，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寄予厚望——这是多年来蓄势待发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经过了从思想、理论、政策到实践的充分准备后展开的一场改革“攻坚战”。这其中，要破除许多长期束缚人们观念、也束缚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绳索。
“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成立挂牌时，我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去参加。”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杨牧之谈到了一段亲身经历，“集团准备了两块牌子，一块是辽宁出版集团，另一块是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不知道应该挂哪一块，还是两块全挂上。直到最后，反复商量还是没敢挂有公司字样的那一块。”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产品生产单位一直隶属于政府文化事业管理体系，对自己的产业属性反而十分陌生。这种体制上的困惑和障碍，在改革开放多年后并没有实质性突破。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相当程度上还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文化领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荣壮大和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日益明晰。
同时，从2003年开始的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在实践上取得突破。一批大型国有文化单位成功“转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据介绍，目前9个省市和35个单位的改革试点工作基本完成。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总体评价是：进展顺利、把握平稳、成效显著，圆满完成了中央确定的各项任务。
厘清改革方向
本次会议对下一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五方面的重点任务：以激发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以培育现代市场体系为重点，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以创新文化管理体制为重点，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的宏观调控，以调整结构为重点，努力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五大任务每一项背后都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具体工作，无论文化单位还是政府部门，都有必须承担的重要改革任务。但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首先要科学区分和界定现有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按照不同类型的单位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这种界定和划分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这次会上做了十分细致的阐述：
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继续实行事业体制。
其他艺术院团、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以及新华书店、电影制片厂、影剧院、电视剧制作单位和文化经营中介机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行业组织所属的影视制作单位和销售单位，要逐步转制为企业。
这种划分大体上将文化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改革方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一类是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改革方向的经营性文化产业。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重点是转换内部机制，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以此增强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改善为公众提供的公益性服务。
至于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主要是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运用市场机制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以重塑和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这一步，可能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也最艰难的环节。
据试点单位的情况，一批经营性文化单位以不同形式完成了“转制”：如一些报业集团将经营性业务与主体采编业务剥离后转制为企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浙江、沈阳等地的电影公司等整体转制为企业，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一步到位转为股份制企业等。
尽管仍有一些症结有待解决，但试点单位的成功突破为下一步更大范围的改革还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
“我感觉很受启发，虽然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了信心。”青海省副省长邓本太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但改革不能落后。“若文化体制改革再拖下去，我们的文化事业只能是既‘走不出去，又站不住脚’了!”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
像文化体制改革这样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首先还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老问题。体制改革操作中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富余人员的“出口”，无论转制改企还是保留事业体制的文化单位，改革中都面临这一矛盾。国企改革时有一部分人员转到了事业单位，政府机构改革时又有部分人员分流进事业单位，现在文化事业单位富余出来的人员流向哪里呢?
杨牧之说，中国出版集团现有人员中，满55岁、30年工龄的男员工加上满50岁、25年工龄的女员工有700多人，其中包括享有正、副部级待遇的好几位。集团整体转为企业了，但安置这些人员的问题至今无法完全解决。
这样的困难，在文艺院团的改革中同样突出。浙江省副省长盛昌黎算来算去，仅省歌舞团一个院团，转制改企所需资金近5000万元，主要用于补齐安置人员的三险一金等社会保障费用。如此之高的成本，在经济实力尚佳的浙江尚且难以承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恐怕更是无法实现。
很多人认为，若无足够准备这将成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瓶颈。
其次，关于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改企，产权清晰是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据一家出版集团在转制试点中的经历，它们虽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解决了出资人缺位问题。但根据现行政策，原行政关系、党的关系等保持不变，以至于对这家企业来说，“管人”的在省委组织部门，“管事”的在省委宣传部门，“管资产”的在省国资委，如此情况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视，刘云山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要求，展开调研论证，抓紧制定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法。
对当下的投融资政策，此次会议上也有较多反映。调整所有制结构，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环节。但现有的一些政策框架不符合资本市场规律造成一定障碍。
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对此的感觉是，我们想让人家投资的人家不投，人家想要投资的我们不让。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体制改革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勇气，还需要科学谋划、求真务实的智慧。但无论如何，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却是大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