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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人刘辰翁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上的人物描写赞不绝口，称道这段描写“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节选《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一文，虽篇幅不长，但上至项羽、刘邦，下至项伯、樊哙，人物性格个个鲜明。无论笔墨着多着少，都像浮雕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善良与狡诈，悍勇和怯弱，目空一切与随机应变，老谋深算和足智多谋，种种性格都在这名为盛宴实为陷阱的鸿门宴上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鸿门宴》以它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个性，名载千古、流芳后世。
好的内容必须借助好的形式，作为典范的记叙文，《鸿门宴》叙事主线明晰，人物间关系明确。宴前、宴上、宴后一条时间线索贯通，为使各部分衔接紧密，特别写了几处具有相当明确的衔接语言标志，更显示出作者精熟的技巧。例如，上文写了“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下文就有“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上文有“‘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下文就有“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伏笔照应，丝丝入扣，似乎找不出半点雕凿的痕迹，真有点“无毫发渗漉”的味道。
但是，白璧有时也难免有微瑕。鸿门宴上的明争暗斗虽激烈异常，但由于忽略了记叙进程的合理性，给这部分最精彩的文字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众所周知，叙事既要讲究技巧，又要合乎生活的逻辑。人物的活动必须受时空的限制，否则便不合乎事理。《鸿门宴》刘邦金蝉脱壳这一情节，也应遵循合乎生活逻辑的规则，否则，对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就要因读者的疑惑而产生动摇。但恰恰在叙事的合理性问题上，作者司马迁也许由于行文的疏忽，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窦。
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想借项羽的刀把刘邦置于死地，但项羽头天夜里听了项伯的一番美言后，对此无动于衷。范增只好借项庄的剑，欲“击杀沛公于座上”，这次又是项伯暗中保护了刘邦，才使刘邦免为范增的刀下之鬼。尔后，樊哙入帐，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使刘邦的惊魂稍定。但鸿门已不是可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刘邦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怎样个走法，却有几处纰漏。
第一处是刘邦借上厕所之机，想溜之大吉。带着樊哙合情合理。一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独白，既合事理，又能体现人物性格。只可惜这是项王使都尉陈平（当时陈平是项的人）召沛公之后的事。如按照行文的顺序，刘邦是插翅难飞，惟有死路一条。如果看成插叙，补充交代项王的醒悟，其行文位置不对不说，连应有的插入语言标志都没有，的确令人费解。
第二处是刘邦与樊哙已经“于是遂去”，紧接着却是“乃令张良留谢”，这更叫读者莫名其妙。依事理，“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留下张良斡旋，符合金蝉脱壳的事理。可是在“于是遂去”之后，刘邦还能一一交代留谢的事宜，这就要让读者难以捉摸了。是在帐中，还是在帐外交代留谢一事？按情理，帐中交代合事理，但行文中无语言交代；帐外交代，谁去稳住项王？刘邦这只金蝉何以脱壳？依事理，张良应在帐中；依行文，张良又在帐外，尚且还在陈平的监视之中，这实在委屈张良了。然而张良竟能依约行事，既稳住项王，又与刘邦谋划，莫非分身有术？
第三处是“度我至军中，公乃入”。从行文上看，张良又确在帐外。在帐外，自有帐外的道理，避而不见，免得谎言编得不密而露馅。可帐中谁来应付？项王不察，难道老谋深算的范增也不察？范增已失去了两次机会，这次又有了把柄，正是置刘邦于死地的好机会，他能放弃？“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正是寻找杀机的明证。随机应变的刘邦该知道他的对手的厉害，可把张良置之帐外，不知是何用心，莫非刘邦此时连半点清醒都没了？依照事理，“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实为败笔一着。
（作者单位：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好的内容必须借助好的形式，作为典范的记叙文，《鸿门宴》叙事主线明晰，人物间关系明确。宴前、宴上、宴后一条时间线索贯通，为使各部分衔接紧密，特别写了几处具有相当明确的衔接语言标志，更显示出作者精熟的技巧。例如，上文写了“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下文就有“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上文有“‘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下文就有“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伏笔照应，丝丝入扣，似乎找不出半点雕凿的痕迹，真有点“无毫发渗漉”的味道。
但是，白璧有时也难免有微瑕。鸿门宴上的明争暗斗虽激烈异常，但由于忽略了记叙进程的合理性，给这部分最精彩的文字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众所周知，叙事既要讲究技巧，又要合乎生活的逻辑。人物的活动必须受时空的限制，否则便不合乎事理。《鸿门宴》刘邦金蝉脱壳这一情节，也应遵循合乎生活逻辑的规则，否则，对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就要因读者的疑惑而产生动摇。但恰恰在叙事的合理性问题上，作者司马迁也许由于行文的疏忽，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窦。
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想借项羽的刀把刘邦置于死地，但项羽头天夜里听了项伯的一番美言后，对此无动于衷。范增只好借项庄的剑，欲“击杀沛公于座上”，这次又是项伯暗中保护了刘邦，才使刘邦免为范增的刀下之鬼。尔后，樊哙入帐，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使刘邦的惊魂稍定。但鸿门已不是可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刘邦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怎样个走法，却有几处纰漏。
第一处是刘邦借上厕所之机，想溜之大吉。带着樊哙合情合理。一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独白，既合事理，又能体现人物性格。只可惜这是项王使都尉陈平（当时陈平是项的人）召沛公之后的事。如按照行文的顺序，刘邦是插翅难飞，惟有死路一条。如果看成插叙，补充交代项王的醒悟，其行文位置不对不说，连应有的插入语言标志都没有，的确令人费解。
第二处是刘邦与樊哙已经“于是遂去”，紧接着却是“乃令张良留谢”，这更叫读者莫名其妙。依事理，“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留下张良斡旋，符合金蝉脱壳的事理。可是在“于是遂去”之后，刘邦还能一一交代留谢的事宜，这就要让读者难以捉摸了。是在帐中，还是在帐外交代留谢一事？按情理，帐中交代合事理，但行文中无语言交代；帐外交代，谁去稳住项王？刘邦这只金蝉何以脱壳？依事理，张良应在帐中；依行文，张良又在帐外，尚且还在陈平的监视之中，这实在委屈张良了。然而张良竟能依约行事，既稳住项王，又与刘邦谋划，莫非分身有术？
第三处是“度我至军中，公乃入”。从行文上看，张良又确在帐外。在帐外，自有帐外的道理，避而不见，免得谎言编得不密而露馅。可帐中谁来应付？项王不察，难道老谋深算的范增也不察？范增已失去了两次机会，这次又有了把柄，正是置刘邦于死地的好机会，他能放弃？“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正是寻找杀机的明证。随机应变的刘邦该知道他的对手的厉害，可把张良置之帐外，不知是何用心，莫非刘邦此时连半点清醒都没了？依照事理，“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实为败笔一着。
（作者单位：句容中等专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