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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辛格总理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取经西归”后，会拿出更多的鲜活案例来说服同样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盟党顺应潮流，给已经落后13年的印度经济改革一个新机会。
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他任期的倒数第二年踏上了北京的红地毯。76岁的他在3天时间里参观奥运工程，出席中印经贸、投资与合作峰会，主持柯棣华中印联合医疗队的成立仪式，并在中国社科院发表倡导亚洲合作的演讲，却将一直龃龉两国关系的边界问题“冷处理”。辛格此举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他要借对华经贸来促进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而他本人亦毫不避讳：“印度的改变，我愿意承认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刺激之产物。”那么，印度的改革真能借鉴中国经验而变得海阔天空吗?
经贸之旅有得有失
辛格访华“直冲”经贸的意图，从其所带随行人员的构成就可窥见一斑，除他的夫人考尔外，其陪同人员中主要政府官员仅有工商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2人，其余40多位皆为印度著名企业家。
据悉，由辛格直接负责的印度贸易和经济关系委员会早就开始加班加点，以便在他动身之前向他呈递有关报告。然而，辛格在访问中压根就没提这事。这说明印度执政联盟在该问题上仍然心情复杂，害怕一旦自由贸易区建成，很多商品都要实行零关税，蜂拥而入的中国商品会冲垮本国的生产企业。
这种情绪与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焦虑情绪类似，当年中国国内不少人也害怕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后外国商品和服务会挤垮本国的弱势产业，但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真正妨碍本国企业发展的政府束缚条例一旦取消，与外资企业在平等环境下的竞争与合作更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成长。
曾在加拿大和英国接受经济学教育，并在德里大学任国际贸易教授的辛格总理，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掣肘他的不仅有政府的官僚主义，还有国会中的左翼盟党和反对党，后二者在去年刚刚联合埋葬了辛格与美国辛苦谈下来的核燃料供应协定。可以说，辛格这次“经贸之旅”当中“美中不足”的部分，主要原因不在中国。
对于敏感而重要的中印边界问题，也不是辛格本人不想谈，而是说这个涉及比整个福建省还要大的争议地区的战争遗留问题能量巨大，一旦引爆不当，可能加速辛格联合政府垮台，给打印度教民族主义牌的人民党以渔翁之利。
不谈对抗谈学习
对于敏感而重要的中印边界问题，也不是辛格本人不想谈，而是说这个涉及比整个福建省还要大的争议地区的战争遗留问题能量巨大，一旦引爆不当，可能加速辛格联合政府垮台，给打印度教民族主义牌的人民党以渔翁之利。
事实上，早在出访之前，印度国内就已经给辛格定下了“不准谈判”的基调。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时报》1月8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昂首应对中国》的文章，宣称中国“好战”，批评印度领导人“对华绥靖”，要求印总理“坚持自己立场，拒绝中国欺凌”。
至于由总理授权的特别代表谈判方式，之前若干年里也进行过11轮，再之前还有15轮副部长级会谈，以及8轮初始性会谈，但总体来说，由于印度政坛纷纷扰扰，主张各异，而忙于开发西藏的中国又不愿被对方摸到底牌，所以在略带神秘的气氛中，双方的谈判始终进展不大，这次就干脆没有安排边界谈判。对此，辛格出访前曾自我安慰：“我对边界谈判进程表示满意。现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我们不允许边界问题影响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
由于这次是印度总理5年来首度访华，而去年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理先后访问印度时，又都有拉印度围堵中国的意思，所以辛格此访也被打上了“接触中国”的标签。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陪同辛格访华后说，同北京的接触对双方来说都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所谓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辛格所坚持的，印度不会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遏制中国的联盟。
另一方面，辛格也认为中印的崛起是“在地球村中，国际公共的好事情”，“印度的未来依赖亚太繁荣”，通过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未来世界经济有减缓之虞时，中印可通过其发展维持全球增长”。为此，除了表示期望从温家宝总理的智慧和经验中受益外，辛格也多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北京的会见中，辛格更是敦促印度的商业领袖学习中国。印度亚洲通讯社随后发表评论说，辛格赞赏中国管理发展问题的方式。
的确，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在9％以上。而印度自1991年实行改革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只达到6％；2000年之后，才涨到8％。中国的依赖外资拉动就业的“硬件”发展模式，比印度以信息服务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软件”领跑样式还是要可取一些。这当中固然有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成本又非常低，以及中国改革之初正赶上港台、日韩对外产业转移的因素，但与中国经济体制的优胜也不无关系。
世人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往往忽略其一直实行的是公私混合的“半管制经济”模式，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离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还差很远。 此外，印度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严格限制外资进入，这一政策在改革后仍没有完全取消，其信息产业在21世纪的长足发展又掩盖了其经济发展资金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
近年来，印度平均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有20～30亿美元，不及中国吸引外资的1/10。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印度政府根本无力改善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据测算，仅因为基础设施落后这一项，在印度做生意就要比中国多支出2％～5％的费用，出口商品的平均时间也要多16天。
而在印度整个服务业中，最令印度自豪的信息技术产业及外包服务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GDP中就更少得可怜，仅为4％。信息技术属知识密集型行业，对解决就业问题没太大帮助。从实际情况看，它在全印度的雇员只有100万人左右，相对于10亿多的总人口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印度的落后面貌并无多大改观，经济高增长的果实仅惠及中上层阶级，广大的下层民众仍然一贫如洗。这是憧憬“在不久的将来将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0％”的辛格所铭记在心的，故而他决心效仿中国进行重大的结构渊整，以解决阻碍印度实现更快、更多人受益的发展目标的主要瓶颈。学不来的经济特区
1978年中国的人均CDP仅为印度的2/3，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却比印度高3/4左右，这种巨变时常让印度人在痛苦中反思，而后得出印度经济束缚多、制造业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品竞争力不足等等弊病的革除之道，就在于“创办经济特区”这条捷径。
早在2000年，印度就设想要办经济特区。2004年，国大党上台后开始着力推动此事。2005年印度《经济特区法》终于获得了批准，并于2006年2月正式实施。之后，印度全国兴起创办经济特区的热潮，到2007年3月，获准建立的经济特区已达150个，另有167个得到了“原则性批准”。
然而，国大党最大的联合执政盟友——左翼政党，尤其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该法案，认为《经济特区法》会剥夺农民土地，使他们一无所有，而企业则会偷税漏税。他们批评说，该法案对于土地使用的监管过于宽松，一些不法企业可能会伺机大搞“圈地运动”，因为按照规定，特区土地只需25％用于建造工厂厂房，其余的75％都可以用于“修建配套设施”，这样的话，房地产开发商极可能把剩余的土地变成私人享受的乐园。左翼政党进而宣称，经济特区只是通过提供扭曲性的激励措施而非建设根本的竞争力来吸引投资，这可能延误整个经济领域的真正改革。
左翼政党的立场得到了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支持，2006年9月，索尼娅·甘地对印度各邦的首席部长说：“基本的农业用地一般不应转为非农业用途，并且，即使是因无法避免的原因这么做，这种情形也不应当威胁到农业的前途。”
在左翼政党和索尼娅·甘地的压力及各地失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抗议下，印度政府于2007年1月被迫冻结了63个已经批准的特区计划。但这并没有平息农民的愤懑，一场血腥的风暴终于在3月14日爆发了。当天，西孟加拉邦南迪格拉姆近4万名因经济特区计划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毁坏公路，设置路障，拒绝让政府官员进入该地区，结果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至少14名农民丧生。这一事件引发了连日来各地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终迫使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任何邦政府都无权靠《土地获得法》强行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用于建造经济特区的土地收购，只能通过协商达成。之后，中央政府又宣布将经济特区的面积上限提高为50平方公里，以便减少地方上任意设立特区侵占土地的现象。
值得玩味的是，对经济特区始终持批评态度的印共(马)正是西孟加拉邦的执政者。在印度各邦中，这个邦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远远滞后，但却是贫富分化最小的邦。这归功于印共(马)在长期执政期间，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及下层群众的利益，给予他们较多的照顾。另外，在印共(马)的灌输下，该邦人民的排外情绪异常浓厚，对该邦别的政党都不信任，从而陷入了“愈穷愈反对改革”的恶性循环，中央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
南迪格拉姆事件不仅给印度的“经济特区热”猛泼了一盆凉水，而且使外国投资者进军印度的信心严重受挫。《泰晤士报》评论说，对于一心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印度而言，南迪格拉姆事件敲响了警钟。政府在设立经济特区的争端中做出让步，向外国投资者释放了“不安的信号”，不得不让人对其经济增长前景发出疑问。
然而，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即使印度的经济特区能办成，也不太可能帮助制造企业获得规模效应，因为在印度267个经济特区项目中，有133个项目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整个平均面积也仅为4.2平方公里。由于特区过于细碎，很多经济特区面积赶不上中国的一所大学，以至于经济特区的主要‘特别之处”只在于财政上的优惠政策。
此外，印度苛刻的劳工法规也不利于经济特区的运转。印度劳工法规定，雇员人数达100人以上的公司要想裁员，必须征得所在邦政府的批准；同时，企业与员工的合同期满之后，如果无法提供长期的雇用协议，也将无法续聘员工。这个被称为“慢性企业杀手”的法规不知使多少企业破产倒闭，对此深感痛心的印度政府曾多次提出要修改该法，但每次均因“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左翼政党的反对而屡屡“流产”。
也许，辛格总理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取经西归”后，会拿出更多的鲜活案例来说服同样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盟党顺应潮流，给已经落后13年的印度经济改革一个新机会。
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他任期的倒数第二年踏上了北京的红地毯。76岁的他在3天时间里参观奥运工程，出席中印经贸、投资与合作峰会，主持柯棣华中印联合医疗队的成立仪式，并在中国社科院发表倡导亚洲合作的演讲，却将一直龃龉两国关系的边界问题“冷处理”。辛格此举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他要借对华经贸来促进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而他本人亦毫不避讳：“印度的改变，我愿意承认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刺激之产物。”那么，印度的改革真能借鉴中国经验而变得海阔天空吗?
经贸之旅有得有失
辛格访华“直冲”经贸的意图，从其所带随行人员的构成就可窥见一斑，除他的夫人考尔外，其陪同人员中主要政府官员仅有工商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2人，其余40多位皆为印度著名企业家。
据悉，由辛格直接负责的印度贸易和经济关系委员会早就开始加班加点，以便在他动身之前向他呈递有关报告。然而，辛格在访问中压根就没提这事。这说明印度执政联盟在该问题上仍然心情复杂，害怕一旦自由贸易区建成，很多商品都要实行零关税，蜂拥而入的中国商品会冲垮本国的生产企业。
这种情绪与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焦虑情绪类似，当年中国国内不少人也害怕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后外国商品和服务会挤垮本国的弱势产业，但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真正妨碍本国企业发展的政府束缚条例一旦取消，与外资企业在平等环境下的竞争与合作更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成长。
曾在加拿大和英国接受经济学教育，并在德里大学任国际贸易教授的辛格总理，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掣肘他的不仅有政府的官僚主义，还有国会中的左翼盟党和反对党，后二者在去年刚刚联合埋葬了辛格与美国辛苦谈下来的核燃料供应协定。可以说，辛格这次“经贸之旅”当中“美中不足”的部分，主要原因不在中国。
对于敏感而重要的中印边界问题，也不是辛格本人不想谈，而是说这个涉及比整个福建省还要大的争议地区的战争遗留问题能量巨大，一旦引爆不当，可能加速辛格联合政府垮台，给打印度教民族主义牌的人民党以渔翁之利。
不谈对抗谈学习
对于敏感而重要的中印边界问题，也不是辛格本人不想谈，而是说这个涉及比整个福建省还要大的争议地区的战争遗留问题能量巨大，一旦引爆不当，可能加速辛格联合政府垮台，给打印度教民族主义牌的人民党以渔翁之利。
事实上，早在出访之前，印度国内就已经给辛格定下了“不准谈判”的基调。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时报》1月8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昂首应对中国》的文章，宣称中国“好战”，批评印度领导人“对华绥靖”，要求印总理“坚持自己立场，拒绝中国欺凌”。
至于由总理授权的特别代表谈判方式，之前若干年里也进行过11轮，再之前还有15轮副部长级会谈，以及8轮初始性会谈，但总体来说，由于印度政坛纷纷扰扰，主张各异，而忙于开发西藏的中国又不愿被对方摸到底牌，所以在略带神秘的气氛中，双方的谈判始终进展不大，这次就干脆没有安排边界谈判。对此，辛格出访前曾自我安慰：“我对边界谈判进程表示满意。现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我们不允许边界问题影响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
由于这次是印度总理5年来首度访华，而去年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理先后访问印度时，又都有拉印度围堵中国的意思，所以辛格此访也被打上了“接触中国”的标签。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陪同辛格访华后说，同北京的接触对双方来说都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所谓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辛格所坚持的，印度不会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遏制中国的联盟。
另一方面，辛格也认为中印的崛起是“在地球村中，国际公共的好事情”，“印度的未来依赖亚太繁荣”，通过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未来世界经济有减缓之虞时，中印可通过其发展维持全球增长”。为此，除了表示期望从温家宝总理的智慧和经验中受益外，辛格也多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北京的会见中，辛格更是敦促印度的商业领袖学习中国。印度亚洲通讯社随后发表评论说，辛格赞赏中国管理发展问题的方式。
的确，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在9％以上。而印度自1991年实行改革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只达到6％；2000年之后，才涨到8％。中国的依赖外资拉动就业的“硬件”发展模式，比印度以信息服务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软件”领跑样式还是要可取一些。这当中固然有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成本又非常低，以及中国改革之初正赶上港台、日韩对外产业转移的因素，但与中国经济体制的优胜也不无关系。
世人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往往忽略其一直实行的是公私混合的“半管制经济”模式，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离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还差很远。 此外，印度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严格限制外资进入，这一政策在改革后仍没有完全取消，其信息产业在21世纪的长足发展又掩盖了其经济发展资金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
近年来，印度平均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有20～30亿美元，不及中国吸引外资的1/10。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印度政府根本无力改善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据测算，仅因为基础设施落后这一项，在印度做生意就要比中国多支出2％～5％的费用，出口商品的平均时间也要多16天。
而在印度整个服务业中，最令印度自豪的信息技术产业及外包服务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GDP中就更少得可怜，仅为4％。信息技术属知识密集型行业，对解决就业问题没太大帮助。从实际情况看，它在全印度的雇员只有100万人左右，相对于10亿多的总人口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印度的落后面貌并无多大改观，经济高增长的果实仅惠及中上层阶级，广大的下层民众仍然一贫如洗。这是憧憬“在不久的将来将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0％”的辛格所铭记在心的，故而他决心效仿中国进行重大的结构渊整，以解决阻碍印度实现更快、更多人受益的发展目标的主要瓶颈。学不来的经济特区
1978年中国的人均CDP仅为印度的2/3，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却比印度高3/4左右，这种巨变时常让印度人在痛苦中反思，而后得出印度经济束缚多、制造业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品竞争力不足等等弊病的革除之道，就在于“创办经济特区”这条捷径。
早在2000年，印度就设想要办经济特区。2004年，国大党上台后开始着力推动此事。2005年印度《经济特区法》终于获得了批准，并于2006年2月正式实施。之后，印度全国兴起创办经济特区的热潮，到2007年3月，获准建立的经济特区已达150个，另有167个得到了“原则性批准”。
然而，国大党最大的联合执政盟友——左翼政党，尤其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该法案，认为《经济特区法》会剥夺农民土地，使他们一无所有，而企业则会偷税漏税。他们批评说，该法案对于土地使用的监管过于宽松，一些不法企业可能会伺机大搞“圈地运动”，因为按照规定，特区土地只需25％用于建造工厂厂房，其余的75％都可以用于“修建配套设施”，这样的话，房地产开发商极可能把剩余的土地变成私人享受的乐园。左翼政党进而宣称，经济特区只是通过提供扭曲性的激励措施而非建设根本的竞争力来吸引投资，这可能延误整个经济领域的真正改革。
左翼政党的立场得到了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支持，2006年9月，索尼娅·甘地对印度各邦的首席部长说：“基本的农业用地一般不应转为非农业用途，并且，即使是因无法避免的原因这么做，这种情形也不应当威胁到农业的前途。”
在左翼政党和索尼娅·甘地的压力及各地失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抗议下，印度政府于2007年1月被迫冻结了63个已经批准的特区计划。但这并没有平息农民的愤懑，一场血腥的风暴终于在3月14日爆发了。当天，西孟加拉邦南迪格拉姆近4万名因经济特区计划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毁坏公路，设置路障，拒绝让政府官员进入该地区，结果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至少14名农民丧生。这一事件引发了连日来各地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终迫使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任何邦政府都无权靠《土地获得法》强行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用于建造经济特区的土地收购，只能通过协商达成。之后，中央政府又宣布将经济特区的面积上限提高为50平方公里，以便减少地方上任意设立特区侵占土地的现象。
值得玩味的是，对经济特区始终持批评态度的印共(马)正是西孟加拉邦的执政者。在印度各邦中，这个邦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远远滞后，但却是贫富分化最小的邦。这归功于印共(马)在长期执政期间，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及下层群众的利益，给予他们较多的照顾。另外，在印共(马)的灌输下，该邦人民的排外情绪异常浓厚，对该邦别的政党都不信任，从而陷入了“愈穷愈反对改革”的恶性循环，中央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
南迪格拉姆事件不仅给印度的“经济特区热”猛泼了一盆凉水，而且使外国投资者进军印度的信心严重受挫。《泰晤士报》评论说，对于一心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印度而言，南迪格拉姆事件敲响了警钟。政府在设立经济特区的争端中做出让步，向外国投资者释放了“不安的信号”，不得不让人对其经济增长前景发出疑问。
然而，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即使印度的经济特区能办成，也不太可能帮助制造企业获得规模效应，因为在印度267个经济特区项目中，有133个项目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整个平均面积也仅为4.2平方公里。由于特区过于细碎，很多经济特区面积赶不上中国的一所大学，以至于经济特区的主要‘特别之处”只在于财政上的优惠政策。
此外，印度苛刻的劳工法规也不利于经济特区的运转。印度劳工法规定，雇员人数达100人以上的公司要想裁员，必须征得所在邦政府的批准；同时，企业与员工的合同期满之后，如果无法提供长期的雇用协议，也将无法续聘员工。这个被称为“慢性企业杀手”的法规不知使多少企业破产倒闭，对此深感痛心的印度政府曾多次提出要修改该法，但每次均因“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左翼政党的反对而屡屡“流产”。
也许，辛格总理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取经西归”后，会拿出更多的鲜活案例来说服同样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盟党顺应潮流，给已经落后13年的印度经济改革一个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