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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他叫徐世长，手里有方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思南公馆用过的砚。他知道韩天衡喜欢收藏，便托韩老的学生给韩老讲，愿出价500元钱，希望韩老能收下这块珍贵的名人用砚。
六十年间，韩老对艺术品态度依旧如故：因为喜欢而收藏，却不因财富而买卖。收藏之于韩老先生，不是金钱的贮藏，而是艺术情怀的寄托和延伸，这喜欢背后还另有一层深意：“能够为我写字、画画、刻印带来些营养的东西，我才会去收藏。”
韩天衡美术馆的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当笔者请捐赠者韩天衡老先生回忆一些藏品的收藏经历时，年逾古稀、眉发花白的韩老面对自己60多年来收藏的这些艺术珍品，由衷地笑了，那是从灵魂深处浮起的满意的笑。那久远的岁月，种种的往事，在韩老的讲述中一幕幕展现出来。其中一件“周恩来用砚”，故事更是曲折与艰辛。笔者在此重点介绍周恩来总理用过的这方石砚的故事。将周恩来总理的砚完好地保存到如今，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执着的文化追求、坚定的文化信仰，是难以想象的。
这方砚，是仿清代的瓦砚，材质为石料，长25.6cm，宽14.5cm，高3.1cm。砚盖：周恩来总理居上海思南路公馆时所用砚——故事见徐世长老人附书此砚1947年搬退时由陈家康遗赠徐氏者。砚底：陈家康是时名宽解放后任首任埃及大使又调职外交副部长文革中弃世于江西牛棚可哀——恐石不能言故记其事于石庚辰之春豆庐韩天衡。
收藏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他叫徐世长，手里有方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思南公馆用过的砚。他知道韩天衡喜欢收藏，便托韩老的学生给韩老讲，愿出价500元钱，希望韩老能收下这块珍贵的名人用砚。
砚的来历发生在194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破裂，周总理从上海撤退时考虑到徐世长的父亲是安徽军阀，是被统战的对象，便让他的秘书陈家康拿他用过的这方石砚送到徐世长的家里，希望徐世长和父亲能站在人民的阵营。在经历了解放、“文革”等岁月的磨难，徐世长尤为珍视此砚得以保全下来。
但让人哀痛的是，亲自送砚的陈家康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江西牛棚。这方饱含周总理深情厚谊的石砚辗转至韩天衡先生之手后，再被捐给国家，陈列在嘉定区博乐路70号韩天衡美术馆三楼的陈列室。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这方砚底的书法，结构自然，布局井然，笔法简朴，古雅精美，是与砚相得益彰。在这一方面恰好为各种砚台著作所忽略或遗漏。究其原因，也许古代的制砚和赏砚专家本身就是书法大家，对此不屑一顾；而现代的评砚专家，对各种书法的研究功力，尚达不到评鉴的地步。
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篆书、隶书、行书、楷书、草书等各种书法形式，以及各种书法形式中的不同流派的书法，如甲骨文、金文、籀文，隶书中的“秦隶”“汉隶”，行书中的“行楷”“行草”，楷书中的“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草书中“章草”“狂草”，这方砚台砚底的书法韩老用的是行楷。此砚结合了韩老的书法艺术，其历史、艺术价值和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将会被大大彰显。
韩老讲到他的收藏起于一个艺术品不受重视的年代，是经历了一个艺术品遭到毁坏的年代，而走到今天，艺术品已然成为财富的表征。
六十年间，韩老对艺术品态度依旧如故：因为喜欢而收藏，却不因财富而买卖。收藏之于韩老先生，不是金钱的贮藏，而是艺术情怀的寄托和延伸。他收藏、选择艺术品的标准大都为自己“喜欢”。对于韩老来说，这喜欢背后还另有一层深意：“能够为我写字、画画、刻印带来些营养的东西，我才会去收藏。” 砚作为书法和绘画的工具，今天还在使用，使我们得以熏陶于独特的艺术韵味之中。
另一方面，其本身的取材和制作之精细讲究暂且不论，就其形制而言，在满足了各种实用要求后，早已由实用而艺术了。文人们案头品赏把玩，自可消解倦怠，使神气清爽。由名人名家流传下来的笔墨纸砚更是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因为名人砚是长期浸渍于文化之中的结果，是使自身于文化艺术而言蔚然一宗。由于砚极富内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而在其实用价值已经淡化，一砚一故事，一砚一天国，在今天，了解名人砚也是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加强传统文化认知度的良好契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捐献给国家是保持我的收藏完整性最好的方式。这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韩老笑着这样说道，同时强调“国家的命运成就艺术品的命运。国家经济强大，才能彰显艺术品的价值”。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六十年间，韩老对艺术品态度依旧如故：因为喜欢而收藏，却不因财富而买卖。收藏之于韩老先生，不是金钱的贮藏，而是艺术情怀的寄托和延伸，这喜欢背后还另有一层深意：“能够为我写字、画画、刻印带来些营养的东西，我才会去收藏。”
韩天衡美术馆的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当笔者请捐赠者韩天衡老先生回忆一些藏品的收藏经历时，年逾古稀、眉发花白的韩老面对自己60多年来收藏的这些艺术珍品，由衷地笑了，那是从灵魂深处浮起的满意的笑。那久远的岁月，种种的往事，在韩老的讲述中一幕幕展现出来。其中一件“周恩来用砚”，故事更是曲折与艰辛。笔者在此重点介绍周恩来总理用过的这方石砚的故事。将周恩来总理的砚完好地保存到如今，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执着的文化追求、坚定的文化信仰，是难以想象的。
这方砚，是仿清代的瓦砚，材质为石料，长25.6cm，宽14.5cm，高3.1cm。砚盖：周恩来总理居上海思南路公馆时所用砚——故事见徐世长老人附书此砚1947年搬退时由陈家康遗赠徐氏者。砚底：陈家康是时名宽解放后任首任埃及大使又调职外交副部长文革中弃世于江西牛棚可哀——恐石不能言故记其事于石庚辰之春豆庐韩天衡。
收藏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他叫徐世长，手里有方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思南公馆用过的砚。他知道韩天衡喜欢收藏，便托韩老的学生给韩老讲，愿出价500元钱，希望韩老能收下这块珍贵的名人用砚。
砚的来历发生在194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破裂，周总理从上海撤退时考虑到徐世长的父亲是安徽军阀，是被统战的对象，便让他的秘书陈家康拿他用过的这方石砚送到徐世长的家里，希望徐世长和父亲能站在人民的阵营。在经历了解放、“文革”等岁月的磨难，徐世长尤为珍视此砚得以保全下来。
但让人哀痛的是，亲自送砚的陈家康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江西牛棚。这方饱含周总理深情厚谊的石砚辗转至韩天衡先生之手后，再被捐给国家，陈列在嘉定区博乐路70号韩天衡美术馆三楼的陈列室。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这方砚底的书法，结构自然，布局井然，笔法简朴，古雅精美，是与砚相得益彰。在这一方面恰好为各种砚台著作所忽略或遗漏。究其原因，也许古代的制砚和赏砚专家本身就是书法大家，对此不屑一顾；而现代的评砚专家，对各种书法的研究功力，尚达不到评鉴的地步。
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篆书、隶书、行书、楷书、草书等各种书法形式，以及各种书法形式中的不同流派的书法，如甲骨文、金文、籀文，隶书中的“秦隶”“汉隶”，行书中的“行楷”“行草”，楷书中的“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草书中“章草”“狂草”，这方砚台砚底的书法韩老用的是行楷。此砚结合了韩老的书法艺术，其历史、艺术价值和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将会被大大彰显。
韩老讲到他的收藏起于一个艺术品不受重视的年代，是经历了一个艺术品遭到毁坏的年代，而走到今天，艺术品已然成为财富的表征。
六十年间，韩老对艺术品态度依旧如故：因为喜欢而收藏，却不因财富而买卖。收藏之于韩老先生，不是金钱的贮藏，而是艺术情怀的寄托和延伸。他收藏、选择艺术品的标准大都为自己“喜欢”。对于韩老来说，这喜欢背后还另有一层深意：“能够为我写字、画画、刻印带来些营养的东西，我才会去收藏。” 砚作为书法和绘画的工具，今天还在使用，使我们得以熏陶于独特的艺术韵味之中。
另一方面，其本身的取材和制作之精细讲究暂且不论，就其形制而言，在满足了各种实用要求后，早已由实用而艺术了。文人们案头品赏把玩，自可消解倦怠，使神气清爽。由名人名家流传下来的笔墨纸砚更是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因为名人砚是长期浸渍于文化之中的结果，是使自身于文化艺术而言蔚然一宗。由于砚极富内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而在其实用价值已经淡化，一砚一故事，一砚一天国，在今天，了解名人砚也是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加强传统文化认知度的良好契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捐献给国家是保持我的收藏完整性最好的方式。这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韩老笑着这样说道，同时强调“国家的命运成就艺术品的命运。国家经济强大，才能彰显艺术品的价值”。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