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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c Ricci）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合作译述《几何原本》为肇始，掀起我国历史上自晋唐佛籍翻译以来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称之为学界该“大笔特书”的“明末大公案”，是“中国学术史上中外“智识线”的第二次接触。正是这段科技翻译的历史，对明末清初乃至以后的科学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耶稣会究竟是何组织？它的传教士为何不畏艰险远渡重洋舍身入华？入华后又为何满腔热情译介西方科学，传播中国文化？难道这些智慧超群、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真的是善心大发，来中国“传学”？逻辑上难以使人信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查阅明史、耶稣会史、日本史、翻译史等相关文献和记载，整理成这篇文字，以帮助大家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次翻译高潮的背景。
一、耶稣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西欧宗教改革
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国际组织和封建堡垒，它既是西欧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又是各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其最高机构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各国教会均直接受命于教廷而不受所在国政府统治，以致形成国中之国的局面。教会在政治上干预各国内政，阻挠各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经济上以种种手法剥削各国人民，精神上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其内部又腐败不堪。教会的倒行逆施引起欧洲人民的强烈不满。德国因被罗马教廷残酷剥削而被称为“教皇的奶牛”，甚至通过大肆兜售“赎罪券”疯狂敛财。所以，16世纪20年代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席卷瑞士、法国等许多国家，对封建的基督教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使其发生分裂，涌现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派。
2、罗马教会的反宗教改革
罗马教廷不甘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包括整顿组织内部，革除内部弊端，停止出售赎罪券，惩治贪污腐化，加强对神职人员监督；坚持教皇至上，对新教寸步不让，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加强宗教裁判，扩大惩治范围，加紧打击“异端”。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为了扭转教权危机，加紧了进行天主教会的改革和阻挠、镇压新教宗教改革的活动。保罗三世积极整顿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惩办贪污腐化，以及渎职和严重违犯教规的教士，不再增加神职人员的薪金待遇，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停止兜售赎罪券等。1542年在意大利设立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即“异端法庭”。对有异端嫌疑的人，严刑逼供，或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或加以放逐，甚至火刑焚死。这一类异端法庭不久在许多国家内相继建立起来。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天主教的教条完全正确，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很重视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1543年組成了查禁书刊的主教会议。经常开列“禁书目录”，严禁天主教徒阅读，许多伟大著名的科学著作，均列入“禁书”之列。不断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加紧对异端的迫害，还增设神学院，培训为天主教会忠心服务的神职人员。
3、耶稣会和耶稣会士
宗教改革运动的严重打击使天主教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半壁西方世界背离了旧教，或行将分裂出去。这使得欧洲天主教产生了进一步向海外传播、培植势力和占领地盘的愿望和需要。“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在此背景下，西班牙人罗耀拉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1540年获教皇正式批准。并很快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建立分支机构。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组织上仿效军事模式，纪律森严，机构严密。必须做到“绝对服从”，强调为“愈显主荣”而战，故曾有梵蒂冈的“黑衣卫队”之称。耶稣会成立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其重点是亚洲和美洲。耶稣会竭力主张“教皇权力绝对主义”，在世俗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但一切君主必须服从教皇，君主只是教皇在俗世的代理人。耶稣会特点非常鲜明：强调对教会和会长的绝对服从以及对天主坚定“纯正的信仰”，而会士要“象僵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知觉”；注重传教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会士们对当地情况要努力理解深入调查，制订灵活适当的政策，并以书信和报告的方式向总会汇报经验；大力兴办教育事业。1580年，耶稣会已有学校144所，1599年发展到245所；取消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其传教活动不是“遁世”而是“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并施以影响，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
耶稣会对会士的选拔和培养非常严格。为了使会士能有效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注重会士本身的教育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种培养往往长达15年之久，故会士多才多艺，博学专精。会士培养课程有三年学习人文主义，一年学习人性哲学，两年学习修辞学，经过两年的见习后，开始学习哲学。第一年学习逻辑学，尤其关注“共相”和认识问题。然后学习物理学，同时每天必须学一个小时的《几何原本》，然后开始学习地理学，制图学，天文学和机械学。课程设置中包括实践活动，如制造日晷仪、星盘、时钟和天体图等。最后学习形而上学。
耶稣会强调下级对上级、所有信徒对教皇的服从甚至盲从，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罗耀拉写道：我们应当坚信，上司命令皆正确。如果修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必须把白的说成黑的。可见，耶稣会要求对人的完全征服，要求牺牲个人意志，取消自己的判断。
耶稣会鼓励会士们为保卫天主教会的利益而进入世俗世界，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与上层社会建立联系，结交达官贵人，深入宫廷王府，扩展势力，对社会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教皇还赋予耶稣会赦罪的全权，耶稣会的总会长可以赦免耶稣会士入会前后的一切罪过，包括凶杀和谋杀罪等。
二、耶稣会士为什么不远万里舍身入华
1、西方对中国的垂涎
十五世纪末，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金需求剧增。而当时欧洲盛传的《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黄金遍地”的中国强烈地诱惑西欧国家，极大地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 16世纪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接近了中国海域，在明正德年，葡萄牙即派人假冒为其吞并的满刺加使臣前往北京，请求通商。到嘉靖年，葡萄牙加入了为害中国沿海的倭寇行列中，不仅“筑室立寨，为久居计”，且“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共杀掠”。《明史》把葡萄牙称为佛朗机，正是来源于嘉靖二年明官军逐走葡萄牙海盗之后缴获的西式大炮。其后数十年，葡萄牙使尽各种卑鄙手段，诸如利用汉奸、贿赂官宦、武装入侵、勾结倭寇骚扰等，但始终未能得逞。
2、在菲律宾等地的“刀剑”传教
1492年，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队到达美洲，占领古巴、墨西哥等地，开始在当地的殖民统治。1521年，麦哲伦的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的三描岛（Samar），然后侵占宿务（Cebu），麦哲伦将该岛及附近各岛的首领全部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交出一切偶像，改信天主教，否则没收其财产，烧毁其房屋，处死其居民。在西班牙人火与剑的逼迫下，两千多居民归依天主教。
3、在日本的掠夺和贩奴等恶行
葡萄牙人曾经把耶稣当作向亚细亚侵略的先锋军。葡萄牙国王、罗马法王、耶稣会三者，从一开始就在向亚细亚侵略的这件事情上结成一体。代表国王的果阿驻印度总督（印度副王），马拉卡长官以及马卡奥长官、兼日本航海指挥官的卡皮坦·毛尔、葡萄牙商人、耶稣会传教士结为一体进行活动。他们高声喊叫：“为了胡椒和灵魂。”
开始访问日本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法兰西斯克·萨比耶鲁1549年到日本之后还不到三个月，把他在日本的情况，一字不漏地立即报告了果阿的高梅斯神父。他说：“和界通商，特别重要的是商品表，要同封送上……如果把表中写着的商品统统运来的话，就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一堆金银。”他又说，“不可积攒很多胡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少量的话，可以卖高价。这样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特别是和界这个地方，情况就更是这样。”
与此同时，他给马拉卡长官西尔瓦的信中又叙述了以下意见：和界在日本是个富裕的城市，因此必须在哪里建立商馆，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能把我送到当地任命为一切商品管理人的话，可以这样断言，我就是这个地方的马卡拉长官。我想出了最恰当的办法，就是首先对贫民施小恩小惠，慢慢地让他们成为信徒，进而使他们拥护我们。逐渐再向各个阶层发展信徒。这样就可以使商品价值从“一”变成“十”以上。我讲了这些话，请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萨比耶鲁一个人的事情。
西班牙对日本究竟希望什么呢？当然，明眼人透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洞察得十分清楚。那么，葡萄牙也是不是这样呢？那还得用古斯曼布教史中曾经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教史是这样解释的：“耶稣教徒们……你们要把国王当作日本君主吧！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把许多大名和信徒都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密伙伴……对他们如果授与适当的策略和计谋，教授些西班牙式的军事知识，那么就能够征服整个日本国。从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了那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
三、为什么“传学”
1、对中国的野心和武力征服中国计划的失败
16至18世纪，即明清之际的中国，正处在西方世界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据沈定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过侦察。1586年4月，驻马尼拉殖民政府召开马尼拉大会，专门讨论怎样征服中国的问题。与会者在完全赞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前提下，草拟了一份包含有个十一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征服中国具体计划的备忘录，宣称中国幅员之辽阔广大，中国粮食与果品之丰富繁多和中国市场之繁荣昌盛。
由于欧洲殖民者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他们于是采取经济和文化手段对中国文化施加自己的影响。欧洲大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如风暴猛烈冲击着黑暗中世纪束缚人类理性的樊篱。羽翼渐丰的西欧资产阶级需要海外市场，殖民主义的野心随着资本增殖而急速膨胀。以武力征服中国，殖民主义者自感力有不逮，只有以宗教潜移默化中国人的精神才是可取之途。
2、选定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
“利玛窦居肇庆时，因民变几受害，然能乘时研究认识中国之精神与性质。不久感觉到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信仰必定随之。”利玛窦为了接近中国人，先是削发穿僧服，后获悉和尚在中国遭轻视，便改穿儒服。后来意识到必须广泛结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再通过他们接近中国的皇帝，再借助皇权，自上而下推进其在华的传教事业。为此，利玛窦认真览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还被中国的士大夫称之为“西儒”。1610年，利玛窦在临终前对其继承者熊三拔和庞迪我说：“我以科学传教的手段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
3、“文化适应”的策略
而中国学者自宋以迄明末，其所讨论者为一般空疏之理学，不切实用，无补民生，其弊之所至，养成士大夫萎靡苟安之气而已。竺可桢先生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亦曰：当明之末造，士大夫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但万历、天启之际，外寇已深，内乱待发，兵不习战，国库空虚，而学者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时艰也可知。宋代之弊，专究明心空见性之空谈，而不务经世致用之实学，沿至明末已奄奄一息，无复生气。而西士所讲之学、所立之说，有起衰振弊之功、回生扶死之效。皆切实有用之学，裨益国计民生，而在明末之学界兴起一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
耶稣会士靠其惊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博得了中国皇帝的好感和信任，后来汤若望甚至在皇宫内出任“钦天监”监正等重要职务，为耶稣会士提供了保护伞的作用。“赖若望之宠遇，可以保护散在外省之教侣，故提及若望之名，可以出龙华民神甫于狱，可以自谪所召李方西神甫还，可以免安文思、毕方济二神甫之死。”1605年，耶稣会在中国有16名传教士，受洗人数千余名，1610年，2500名左右，1613年，约5000名，1627年，有13000名。1650年至1664年的14年间，华人受洗者逾10万人。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耶稣会究竟是何组织？它的传教士为何不畏艰险远渡重洋舍身入华？入华后又为何满腔热情译介西方科学，传播中国文化？难道这些智慧超群、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真的是善心大发，来中国“传学”？逻辑上难以使人信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查阅明史、耶稣会史、日本史、翻译史等相关文献和记载，整理成这篇文字，以帮助大家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次翻译高潮的背景。
一、耶稣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西欧宗教改革
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国际组织和封建堡垒，它既是西欧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又是各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其最高机构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各国教会均直接受命于教廷而不受所在国政府统治，以致形成国中之国的局面。教会在政治上干预各国内政，阻挠各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经济上以种种手法剥削各国人民，精神上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其内部又腐败不堪。教会的倒行逆施引起欧洲人民的强烈不满。德国因被罗马教廷残酷剥削而被称为“教皇的奶牛”，甚至通过大肆兜售“赎罪券”疯狂敛财。所以，16世纪20年代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席卷瑞士、法国等许多国家，对封建的基督教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使其发生分裂，涌现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派。
2、罗马教会的反宗教改革
罗马教廷不甘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包括整顿组织内部，革除内部弊端，停止出售赎罪券，惩治贪污腐化，加强对神职人员监督；坚持教皇至上，对新教寸步不让，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加强宗教裁判，扩大惩治范围，加紧打击“异端”。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为了扭转教权危机，加紧了进行天主教会的改革和阻挠、镇压新教宗教改革的活动。保罗三世积极整顿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惩办贪污腐化，以及渎职和严重违犯教规的教士，不再增加神职人员的薪金待遇，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停止兜售赎罪券等。1542年在意大利设立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即“异端法庭”。对有异端嫌疑的人，严刑逼供，或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或加以放逐，甚至火刑焚死。这一类异端法庭不久在许多国家内相继建立起来。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天主教的教条完全正确，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很重视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1543年組成了查禁书刊的主教会议。经常开列“禁书目录”，严禁天主教徒阅读，许多伟大著名的科学著作，均列入“禁书”之列。不断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加紧对异端的迫害，还增设神学院，培训为天主教会忠心服务的神职人员。
3、耶稣会和耶稣会士
宗教改革运动的严重打击使天主教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半壁西方世界背离了旧教，或行将分裂出去。这使得欧洲天主教产生了进一步向海外传播、培植势力和占领地盘的愿望和需要。“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在此背景下，西班牙人罗耀拉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1540年获教皇正式批准。并很快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建立分支机构。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组织上仿效军事模式，纪律森严，机构严密。必须做到“绝对服从”，强调为“愈显主荣”而战，故曾有梵蒂冈的“黑衣卫队”之称。耶稣会成立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其重点是亚洲和美洲。耶稣会竭力主张“教皇权力绝对主义”，在世俗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但一切君主必须服从教皇，君主只是教皇在俗世的代理人。耶稣会特点非常鲜明：强调对教会和会长的绝对服从以及对天主坚定“纯正的信仰”，而会士要“象僵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知觉”；注重传教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会士们对当地情况要努力理解深入调查，制订灵活适当的政策，并以书信和报告的方式向总会汇报经验；大力兴办教育事业。1580年，耶稣会已有学校144所，1599年发展到245所；取消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其传教活动不是“遁世”而是“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并施以影响，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
耶稣会对会士的选拔和培养非常严格。为了使会士能有效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注重会士本身的教育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种培养往往长达15年之久，故会士多才多艺，博学专精。会士培养课程有三年学习人文主义，一年学习人性哲学，两年学习修辞学，经过两年的见习后，开始学习哲学。第一年学习逻辑学，尤其关注“共相”和认识问题。然后学习物理学，同时每天必须学一个小时的《几何原本》，然后开始学习地理学，制图学，天文学和机械学。课程设置中包括实践活动，如制造日晷仪、星盘、时钟和天体图等。最后学习形而上学。
耶稣会强调下级对上级、所有信徒对教皇的服从甚至盲从，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罗耀拉写道：我们应当坚信，上司命令皆正确。如果修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必须把白的说成黑的。可见，耶稣会要求对人的完全征服，要求牺牲个人意志，取消自己的判断。
耶稣会鼓励会士们为保卫天主教会的利益而进入世俗世界，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与上层社会建立联系，结交达官贵人，深入宫廷王府，扩展势力，对社会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教皇还赋予耶稣会赦罪的全权，耶稣会的总会长可以赦免耶稣会士入会前后的一切罪过，包括凶杀和谋杀罪等。
二、耶稣会士为什么不远万里舍身入华
1、西方对中国的垂涎
十五世纪末，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金需求剧增。而当时欧洲盛传的《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黄金遍地”的中国强烈地诱惑西欧国家，极大地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 16世纪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接近了中国海域，在明正德年，葡萄牙即派人假冒为其吞并的满刺加使臣前往北京，请求通商。到嘉靖年，葡萄牙加入了为害中国沿海的倭寇行列中，不仅“筑室立寨，为久居计”，且“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共杀掠”。《明史》把葡萄牙称为佛朗机，正是来源于嘉靖二年明官军逐走葡萄牙海盗之后缴获的西式大炮。其后数十年，葡萄牙使尽各种卑鄙手段，诸如利用汉奸、贿赂官宦、武装入侵、勾结倭寇骚扰等，但始终未能得逞。
2、在菲律宾等地的“刀剑”传教
1492年，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队到达美洲，占领古巴、墨西哥等地，开始在当地的殖民统治。1521年，麦哲伦的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的三描岛（Samar），然后侵占宿务（Cebu），麦哲伦将该岛及附近各岛的首领全部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交出一切偶像，改信天主教，否则没收其财产，烧毁其房屋，处死其居民。在西班牙人火与剑的逼迫下，两千多居民归依天主教。
3、在日本的掠夺和贩奴等恶行
葡萄牙人曾经把耶稣当作向亚细亚侵略的先锋军。葡萄牙国王、罗马法王、耶稣会三者，从一开始就在向亚细亚侵略的这件事情上结成一体。代表国王的果阿驻印度总督（印度副王），马拉卡长官以及马卡奥长官、兼日本航海指挥官的卡皮坦·毛尔、葡萄牙商人、耶稣会传教士结为一体进行活动。他们高声喊叫：“为了胡椒和灵魂。”
开始访问日本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法兰西斯克·萨比耶鲁1549年到日本之后还不到三个月，把他在日本的情况，一字不漏地立即报告了果阿的高梅斯神父。他说：“和界通商，特别重要的是商品表，要同封送上……如果把表中写着的商品统统运来的话，就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一堆金银。”他又说，“不可积攒很多胡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少量的话，可以卖高价。这样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特别是和界这个地方，情况就更是这样。”
与此同时，他给马拉卡长官西尔瓦的信中又叙述了以下意见：和界在日本是个富裕的城市，因此必须在哪里建立商馆，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能把我送到当地任命为一切商品管理人的话，可以这样断言，我就是这个地方的马卡拉长官。我想出了最恰当的办法，就是首先对贫民施小恩小惠，慢慢地让他们成为信徒，进而使他们拥护我们。逐渐再向各个阶层发展信徒。这样就可以使商品价值从“一”变成“十”以上。我讲了这些话，请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萨比耶鲁一个人的事情。
西班牙对日本究竟希望什么呢？当然，明眼人透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洞察得十分清楚。那么，葡萄牙也是不是这样呢？那还得用古斯曼布教史中曾经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教史是这样解释的：“耶稣教徒们……你们要把国王当作日本君主吧！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把许多大名和信徒都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密伙伴……对他们如果授与适当的策略和计谋，教授些西班牙式的军事知识，那么就能够征服整个日本国。从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了那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
三、为什么“传学”
1、对中国的野心和武力征服中国计划的失败
16至18世纪，即明清之际的中国，正处在西方世界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据沈定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过侦察。1586年4月，驻马尼拉殖民政府召开马尼拉大会，专门讨论怎样征服中国的问题。与会者在完全赞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前提下，草拟了一份包含有个十一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征服中国具体计划的备忘录，宣称中国幅员之辽阔广大，中国粮食与果品之丰富繁多和中国市场之繁荣昌盛。
由于欧洲殖民者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他们于是采取经济和文化手段对中国文化施加自己的影响。欧洲大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如风暴猛烈冲击着黑暗中世纪束缚人类理性的樊篱。羽翼渐丰的西欧资产阶级需要海外市场，殖民主义的野心随着资本增殖而急速膨胀。以武力征服中国，殖民主义者自感力有不逮，只有以宗教潜移默化中国人的精神才是可取之途。
2、选定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
“利玛窦居肇庆时，因民变几受害，然能乘时研究认识中国之精神与性质。不久感觉到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信仰必定随之。”利玛窦为了接近中国人，先是削发穿僧服，后获悉和尚在中国遭轻视，便改穿儒服。后来意识到必须广泛结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再通过他们接近中国的皇帝，再借助皇权，自上而下推进其在华的传教事业。为此，利玛窦认真览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还被中国的士大夫称之为“西儒”。1610年，利玛窦在临终前对其继承者熊三拔和庞迪我说：“我以科学传教的手段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
3、“文化适应”的策略
而中国学者自宋以迄明末，其所讨论者为一般空疏之理学，不切实用，无补民生，其弊之所至，养成士大夫萎靡苟安之气而已。竺可桢先生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亦曰：当明之末造，士大夫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但万历、天启之际，外寇已深，内乱待发，兵不习战，国库空虚，而学者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时艰也可知。宋代之弊，专究明心空见性之空谈，而不务经世致用之实学，沿至明末已奄奄一息，无复生气。而西士所讲之学、所立之说，有起衰振弊之功、回生扶死之效。皆切实有用之学，裨益国计民生，而在明末之学界兴起一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
耶稣会士靠其惊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博得了中国皇帝的好感和信任，后来汤若望甚至在皇宫内出任“钦天监”监正等重要职务，为耶稣会士提供了保护伞的作用。“赖若望之宠遇，可以保护散在外省之教侣，故提及若望之名，可以出龙华民神甫于狱，可以自谪所召李方西神甫还，可以免安文思、毕方济二神甫之死。”1605年，耶稣会在中国有16名传教士，受洗人数千余名，1610年，2500名左右，1613年，约5000名，1627年，有13000名。1650年至1664年的14年间，华人受洗者逾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