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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义做了利的“嫁衣裳”？还是利做了义的垫脚石？损伤了谁的利？
富翁落水，爬在溪涧的石头上，高喊救命。小伙子奋不顾身荡舟营救。富翁高喊：“你救了我，我给你1000块！”小伙子没放在心上，继续奋力前行。但因是逆流而上，水流又越来越急，舟行缓慢。富翁心急之下不停加码：“快啊！我给你2000块。”……“5000块。”筹码加到5000块，小伙子不由心中一动。这时，富翁却已将筹码加至10000块。功夫不负有心人，小伙子的心终于彻底被打动了：只要我划慢些，钱就更多了。于是舟行越来越慢。结果，当筹码加至50000块时，富翁被洪流冲走了。
当利拨出它的剑，义便没了容身之所。典型的“见利忘义”。正是这种思想，加深了义和利的割裂。但事实上，义和利也未必就非得拔剑相向，在人心的天秤上争个你死我活不可。
春秋时期， 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别的国家看到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加倍的赔偿。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得以重返故国。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在别人都称赞他的善举时，孔子却说他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完成了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行善之人不受损失，并能把他的善德发扬光大。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子贡此举把义和利对立起来。
利和义，到底是该拔剑相向还是该握手言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利义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子则认为义和利是一致的。争论几千年，亦无定论。
实则凡事皆有利弊，所谓义举，非成全某方之利，则一定损他方之益。问题是成全了谁的义，又损伤了谁的利？成全了谁的义？
关于义的英雄，国人心目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关羽。他在“万般无奈暂归曹营”后，“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曹操多么器重他，都忘不了“桃园结义”之情，“过五关斩六将”地回到了刘备、张飞身边。损了曹操的情谊，成全了兄弟的团圆。而“华容道义释曹操”则是成全了当初的知遇之恩，损了刘备的复国大计。《水浒传》里身为公务员的朱仝私自放走犯人宋江，成全一已私情而牺牲了国家利益。
无论损的是谁， 义一定是利人的，利友是义，利他则是大义。而正是因为有了利的成全，义才更显高洁。说到底利不过是义的“嫁衣裳”罢了。利越惊人，义便越加崇高。
《赵氏孤儿》就是典型的大义之举。晋灵公听信了奸臣屠岸贾的谗言，杀害了宰相赵盾的全家。赵盾的儿媳庄姬公主一人得免，在宫中生下一子，屠岸贾为灭绝赵家之后，搜查孤儿未得，便发布告示：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孤儿，就将晋国所有的男婴杀掉。程婴和公孙杵臼计议，为救赵氏孤儿，程婴先将自家的婴儿交给公孙杵臼，然后去告发公孙杵臼匿藏了赵氏的孤儿。结果，程婴的亲儿被害，公孙杵臼被杀。在以后的十五年中，程婴忍着舍弃儿子的悲痛，背着卖友求荣的骂名，终于将赵氏孤儿养大成人，对他说明了真相，手刃了屠岸贾，报了冤仇。
“ 生， 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别人的孩子，一个舍了亲生，一个舍了性命，因其代价惨重，因其悲壮无敌，成全了一个千年传颂的大义。因义舍了性命的何止程婴、公孙杵臼，单是田横手下就有五百人蹈海而死。
时至今日，更是如此，远一些的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白求恩，近的有抗震救灾英雄，没有谁的生命比谁更伟大，更高贵，只是有人为别人舍了这生的权利，成全他人的生，他人的利，成全一场义举，成全人性的光辉。翻开历史，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但为利而舍义的更不鲜见。
司马迁因为出塞攻打匈奴被俘的李陵解释了几句话，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且在狱中，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没有选择以死来维持自己的名誉，而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只为了成全《史记》之利。
为义， 他应该用死来保持一世的名声；为利，他得孤寂地活着完成《史记》。这样的生比死更加艰难，在司马迁眼里，《史记》之利大于匹夫之义。这样，义又成了利的垫脚石，成全了千秋万代的大利之书——《史记》。
利义总是难分家的，到底是义做了利的“嫁衣裳”？还是利做了义的垫脚石？其实更多时候，义，就代表了长远的利。如果非要选个极端，不防加个度，只是这个度实在是难把握。
一位法律系的教授出过这样一个题目，周一早上，你急匆匆开车去上班，见到一位老太太躺在路边，好像被撞伤的样子，怎么办？多数人选择去帮助老人。教授接着假设：如果老太太反咬一口，说是你撞的，结果你赔了一笔钱。周二早上，你又遇到一个被撞伤的老太太，怎么办……最有耐心的人也只能见到第四个老太太。
教授苦笑，你们啊，不懂还有法律吗？从来都没有被困住的人，只有被困住的思维。
富翁落水，爬在溪涧的石头上，高喊救命。小伙子奋不顾身荡舟营救。富翁高喊：“你救了我，我给你1000块！”小伙子没放在心上，继续奋力前行。但因是逆流而上，水流又越来越急，舟行缓慢。富翁心急之下不停加码：“快啊！我给你2000块。”……“5000块。”筹码加到5000块，小伙子不由心中一动。这时，富翁却已将筹码加至10000块。功夫不负有心人，小伙子的心终于彻底被打动了：只要我划慢些，钱就更多了。于是舟行越来越慢。结果，当筹码加至50000块时，富翁被洪流冲走了。
当利拨出它的剑，义便没了容身之所。典型的“见利忘义”。正是这种思想，加深了义和利的割裂。但事实上，义和利也未必就非得拔剑相向，在人心的天秤上争个你死我活不可。
春秋时期， 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别的国家看到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加倍的赔偿。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得以重返故国。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在别人都称赞他的善举时，孔子却说他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完成了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行善之人不受损失，并能把他的善德发扬光大。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子贡此举把义和利对立起来。
利和义，到底是该拔剑相向还是该握手言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利义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子则认为义和利是一致的。争论几千年，亦无定论。
实则凡事皆有利弊，所谓义举，非成全某方之利，则一定损他方之益。问题是成全了谁的义，又损伤了谁的利？成全了谁的义？
关于义的英雄，国人心目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关羽。他在“万般无奈暂归曹营”后，“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曹操多么器重他，都忘不了“桃园结义”之情，“过五关斩六将”地回到了刘备、张飞身边。损了曹操的情谊，成全了兄弟的团圆。而“华容道义释曹操”则是成全了当初的知遇之恩，损了刘备的复国大计。《水浒传》里身为公务员的朱仝私自放走犯人宋江，成全一已私情而牺牲了国家利益。
无论损的是谁， 义一定是利人的，利友是义，利他则是大义。而正是因为有了利的成全，义才更显高洁。说到底利不过是义的“嫁衣裳”罢了。利越惊人，义便越加崇高。
《赵氏孤儿》就是典型的大义之举。晋灵公听信了奸臣屠岸贾的谗言，杀害了宰相赵盾的全家。赵盾的儿媳庄姬公主一人得免，在宫中生下一子，屠岸贾为灭绝赵家之后，搜查孤儿未得，便发布告示：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孤儿，就将晋国所有的男婴杀掉。程婴和公孙杵臼计议，为救赵氏孤儿，程婴先将自家的婴儿交给公孙杵臼，然后去告发公孙杵臼匿藏了赵氏的孤儿。结果，程婴的亲儿被害，公孙杵臼被杀。在以后的十五年中，程婴忍着舍弃儿子的悲痛，背着卖友求荣的骂名，终于将赵氏孤儿养大成人，对他说明了真相，手刃了屠岸贾，报了冤仇。
“ 生， 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别人的孩子，一个舍了亲生，一个舍了性命，因其代价惨重，因其悲壮无敌，成全了一个千年传颂的大义。因义舍了性命的何止程婴、公孙杵臼，单是田横手下就有五百人蹈海而死。
时至今日，更是如此，远一些的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白求恩，近的有抗震救灾英雄，没有谁的生命比谁更伟大，更高贵，只是有人为别人舍了这生的权利，成全他人的生，他人的利，成全一场义举，成全人性的光辉。翻开历史，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但为利而舍义的更不鲜见。
司马迁因为出塞攻打匈奴被俘的李陵解释了几句话，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且在狱中，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没有选择以死来维持自己的名誉，而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只为了成全《史记》之利。
为义， 他应该用死来保持一世的名声；为利，他得孤寂地活着完成《史记》。这样的生比死更加艰难，在司马迁眼里，《史记》之利大于匹夫之义。这样，义又成了利的垫脚石，成全了千秋万代的大利之书——《史记》。
利义总是难分家的，到底是义做了利的“嫁衣裳”？还是利做了义的垫脚石？其实更多时候，义，就代表了长远的利。如果非要选个极端，不防加个度，只是这个度实在是难把握。
一位法律系的教授出过这样一个题目，周一早上，你急匆匆开车去上班，见到一位老太太躺在路边，好像被撞伤的样子，怎么办？多数人选择去帮助老人。教授接着假设：如果老太太反咬一口，说是你撞的，结果你赔了一笔钱。周二早上，你又遇到一个被撞伤的老太太，怎么办……最有耐心的人也只能见到第四个老太太。
教授苦笑，你们啊，不懂还有法律吗？从来都没有被困住的人，只有被困住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