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文字的本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人们书面交际的工具,是信息的载体。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关于文字本质的最全面、最完整的定义。
这个定义,不仅明确地说明了文字是什么,而且明确地说明了文字的功能,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在三个判断中,“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核心,是基础。因此,论证文字的本质,重点是论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一判断。
为什么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呢?
首先,文字是为记录语言才被创造出来的。
文字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需要传至远方,需要传给后代,但有声语言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寻找另外的办法。例如春夏秋冬的轮回,植物果实的辨别和采摘,狩猎对象的习性差别和活动规律,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等,这些知识都需要永远牢记。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变化,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复杂起来。如何处理各种矛盾,也需要种种先进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必须传至远方、遗至来时。这就是说,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时,便需要文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反映这些情况的实物,但根据已发现的与原始文字可能有关系的出土文物和古书的记载来看,这些情况一定发生过。先民们为了帮助记事,大体使用过如下三种办法:
1.结绳
在绳子上打结,可以帮助人们记事;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传递信息。在我国,这种记载不乏其例。
《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
《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至于怎样用结绳帮助记忆,古书中也有过解释。郑玄在《周易》注中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转引自李鼎祚《周易集解》)
古书的这些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过去有的地区某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这种方法。据说非洲、澳洲、南美洲也都用过,其中以秘鲁最为有名。前苏联伊斯特林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它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的位置和颜色都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如果绳子是不带色的,那它就用来计数或者用来记录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带色的绳结显然是用来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黑色表示死亡、灾祸,红色表示战争,白色表示和平,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玉米。西班牙历史学家G. de la Vega(其母出身于印卡部落)在十七世纪初对结绳作了如下描写:‘为了表示战争、管理、贡赋、仪式,有各种不同的结绳,每一种结绳有很多结和系着的线——红线、绿线、蓝线、白线等;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西班牙的二十四个字母加以排列组合以表达不同音素时,能够分清它们的差异。印第安人也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利用绳结的不同排列和颜色就有了大量表示不同意义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2版,86-87页)
2.刻契
刻契是在竹木札上刻齿,用以记事。《释名·释书契》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这种刻齿的竹木札可以是一片,供主人自己使用;也可以是两片,其所刻齿数不但要相同,而且齿道要相合,当事者两方各执其一,以做凭证。《易林·大畜之未济》:“符左契右,相与合齿。”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刻契记数在古书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老子》:“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
《管子·轻重甲》:“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侈弇焉。”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而得人遗契者,归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
出土的历史文物证明,古人往往在陶器上也刻上一些记号。
在甘肃和青海东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陶罐上,有描画的下列记号:
在江浙一带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下列记号:
上古的人们为什么要刻这些记号?刻这些记号有什么作用?据说,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不同的符号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部位上。在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有的记号在多件陶壶上重复出现,而且刻有相同记号的陶钵碎片往往就发现于同一墓穴或同一地区。专家们推断,在上述的记号中,应该有记数的符号、陶工的标记和器物主人的标记,也许有的是装饰画。
3.绘画
考古发现表明,欧洲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0000年至前25000年)已有绘画作品传世。最初的作品是用虚线或实线描绘动物的图形(如狮子、犀牛、马、鹿等)和女人的体形,雕刻在石头上、骨头上或用黑颜料画在洞穴的岩壁上。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多处岩洞里,发现了作于公元前25000年至前15000年的无数图画的岩壁。这些图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将其画下来,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大的可能自然是要记往这些猎取对象和自己氏族的始祖,这就是为什么只画动物和女人的原因。我们的祖先进化得也很早,在没有文字之前,也可能用绘画来记事。《吕氏春秋·勿躬》说:“大桡作甲子……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噬,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作者把史皇作图与高元作室、虞姁作舟等并列,可见古人对绘画的重视。可惜我们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的绘画,但在距今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已发现有装饰品。“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似乎已有爱美的观念。人骨化石旁散布着赤铁粉粒,似乎已有饰终的仪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5页)文化进步到这样的水平,产生绘画、雕刻的可能就不能说没有。
1981年在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发现了四十八组岩画(如下图),画的大部分是动物,也有少量的人像,有些则是打猎的场面。这些画风格古朴,造形生动,数量多,说明绘画历史已经比较长久。有人认为,这些画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白岔河城历史上曾先后是我国北方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
中原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先民们的生活比较稳定,文化比内蒙古地区更为发达,理应有更多更早的绘画,只可惜至今尚未发掘出来。现已发现的中原地区的绘画,最早的要算是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如下的一些象形符号:
结绳、刻契虽然也能帮助人们记事、传达信息,但毕竟太粗疏,对某一结绳、刻契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全靠人为规定,并要人们死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所需交流的信息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结绳、刻契由于变化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绘画则不同,不但表达的意思可以很明确,而且变化无穷,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便被广泛应用起来。久而久之,由反映生活变为记录语言和交流信息,由绘画作品变为图画文字,由整幅图画表示一句话一个意思,变为一幅图表示一个词,最后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绘画变成了文字。
文字的产生虽然比语言晚得多,但它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上却起了难于估量的作用。因为语言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不能行之远方,遗之来时;所以,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的交际就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获得的知识既不能广泛传播,更不能代代积累,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忘却,人类社会就只能缓慢地发展。中外历史都证明,文字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文字使人们交流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使一个民族产生了记忆能力。这样,甲地创造的经验可以传到遥远的乙地,这一代人获得的知识可以传到后代,这就使人类社会的进步大大加快了速度。恩格斯曾经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把文字说成是“表示意义的符号”,无疑是大大地贬低了文字的作用。
其次,文字的发展道路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
文字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五大古文字最早出现的都是象形字,因为各种语言里都有一批基本词汇是自然界里常见的物体,这些物体是有形可像的。但各种语言必然都有大量的词汇是无形可像的,因而必须寻找别的造字方法,我们的祖先寻找到的是指事和会意,外国寻找到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祖先尽管用指事和会意的办法造了不少字,但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借用同音(有些只是近音)字临时代替,这就是假借。在一个时期,假借用得很多,在甲骨文里有的句子假借几乎要占30%到40%。由于假借太多必然造成歧义,所以我们的祖先才在假借字上加与字义相关的形旁以示区别,这就是形声。大概是因为形声字表意准确,造字容易(形旁和声旁用的都是已有的表意字),所以发展很快,最后占到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这就是说,汉字体系的最终形成,有赖于假借和形声。而假借和形声,都是自觉用字形记录语音。离开记录语音,汉字体系是建立不成的。至于外国,则走得更远,他们是用字母拼写语音。离开记录语音,当然不会有拼音文字。由此不难看出,“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之论断,是违背文字发展历史的。文字如果不去记录语言,文字体系就始终建立不起来。这就是说,只表示意义而不记录语言的文字,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再次,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用字形记录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而不是只记录语义的。
众所周知,语言是听觉符号,是通过语音表现语义的。文字是视觉符号,是通过字形记录语音和表现语义的。因此,语言有两要素:语音和语义;文字有三要素:字形、字音和字义。字音就是语音,字义就是语义。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和它所记录的语言,无不如此。这是人们天天都可看到的事实,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这种论断是违背生活常识的。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种文字是单纯表示意义,而不表示语音呢?不表示语音的文字,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不是语言的语义呢?如果说是,那就不能说它不表示语言。如果说不是,那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只有表音文字才有音,表意文字就没有音。人们所以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是因为表音文字的字形直接表示语音,表意文字的字形直接表示语义。但绝不是说表音文字就不表意,表意文字就不表音。因为谁都知道,表音文字也表意,表意文字也有音。否则,文字就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就不能起到在书面上交流思想的作用。只不过,表音文字表音是直接的,表意是间接的;表意文字表意是直接的,表音是间接的。
既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为什么汉字又有了超方言的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的字形不是用字母根据语音拼成的。汉字中的表意字(人们常说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用字形直接表示字义;汉字中的形声字虽说一半表义(形旁或义旁)一半表音(声旁或音旁),但表音的声旁是直音而不是拼音;汉字中的假借字虽说是表音的(借字表音),但也是直音而不是拼音。因此,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言读同一个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但这不等于说,汉字是不表音的,因为汉字在任何方言里都有固定的读音,决不能乱读。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混乱。各大方言区的人,说话互相听不懂,写出来能够互相沟通,了解对方的意思,是因为方言之间有比较严格的对应规律,就是说,语言中的方言本来是大体一致的,后来发生变化则是有规律的。汉语如此,别的语言也如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寻求一些语言间的共同之处。例如“我”,现在普通话读wǒ,但俄、娥、峨、鹅都读é;陕西话“我”读ē,俄、娥、峨、鹅都读é。假如这些字的读音,彼此毫不相干,各读各的音,汉字恐怕就难于在各方言区之间普遍使用了。
既然声音是文字的要素,为什么聋哑人也会使用文字?难道他们也会发复杂的声音吗?聋哑人虽然不能发出复杂的声音,但他们依然有概念(客观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他们也有思想,也有同别人交流思想的要求和能力。这些都是他们也能学会文字的必备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他们才有可能学习文字。由于他们不能利用听力来记字音字义,所以他们要看正常人的口形变化,并用不同的手势来代表字义。只要看一看聋哑人学习文字的过程,就能理解字音的重要。
有很多字我们不知道它的音但却能知道它的意思,这该怎么解释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下文的启发,二是文字有表意功能。一个生字如果孤立存在,我们很难猜测它的意思;如果是在一个句子里出现,我们就可以根据上下文(即语境)来猜测它的意思。这并不奇怪,因为上下文规定了它的意思。二是因为汉字的字形有表意功能。上文说过,汉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用字形表示字义的,形声字的形旁(或叫义旁)也是表示字义的。有文字学常识的人们可根据字形猜测它的字义。但这种猜测一般都只是大概,不能很具体很肯定,甚至可能错误。
“氕、氘、氚”是先有的字形,后定的字音。这又该怎么解释?这些字所代表的那个元素,本来都有名称。就是说,本来都有音。中国人在造这些字时,很可能用的是它们在外语中的音,后来才给它们改了音。它们在外语中的音也是音,不能说它们没有音。
二、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既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当然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没有语言,当然就没有文字,语言产生在先,文字产生在后。这样说,不仅符合逻辑学的推理,而且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语言的历史有多长?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判定。但考古学一致认定,发现于云南的元谋人生存的年代大约距今170万年。发现于陕西的蓝田人,生活在距今85—100万年。发现于北京的周口店人,生活在距今20—70万年。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人,当然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人”。在发现元谋人的地层中,不仅发现了7件石制品(其中有刮削器),而且有大量炭屑,说明他们已经学会用火。这就是说,汉语的历史至少已有100万年。
汉字的历史有多长?以前曾有过三千年、五千年、八千年、上万年等种种说法。现在则基本形成共识,汉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要有下面几点根据。
首先是出土文物。在大汶口文化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四个象形符号:
这些符号与作为古汉字基础的象形文字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符号,显然是繁简两体,其中第四个符号的残文在诸城前寨也有发现,说明它使用的次数比较多,使用的范围也比较广。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它是在记录汉语的更有力的证据,但据现有的资料已说明,人们刻它们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个特别的含义。这就是说,它们在记录信息。从它们的形体来看,有人把它们分别释作成戉、斤、旦(旵)并不牵强,而这几个字所代表的事物在当时社会中是存在的,当时的语言中有这几个词也是可能的。尽管由于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我们不宜把问题说得十分肯定,但说它们可能是原始汉字,则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莒县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大汉口文化晚期。据碳十四测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690年,至今有4500年左右。因此,专家们认为,汉字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开始产生,汉族已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
1992年在龙山文化山东省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一块刻字陶片(如下图),上面刻有十一个符号,分五行排列,书写有行款,说明它是在记录语言,虽然现在还无法释读,但其为文字则是很可能的。它们形成的时代至今虽未确定,但龙山文化形成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与大汶口文化相去不远。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
其次,是甲骨文、金文。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字,共有单字约5000个。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而且还有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已能够完整记录汉语。此前历代先后发现的金文,也有少量的商代文字。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商代文字已是很发达的文字了。最初产生汉字的时代必然比商代要早,那就是夏代或更早于夏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把文字的发明归于个人,虽然是不对的,但他也透漏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汉代人也认为汉字的产生在夏代。
汉语的历史至少已有100多万年,而汉字的历史大概只有5000年。这就是说,汉语的历史至少是汉字历史的200倍。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也创造过不少表意符号。上述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刻号,都应该有各自的意义。能否把它们叫作非字音文字呢?恐怕不能。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字,指的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都有字音和字义。这些符号既然还没有与语言结合,还没有字音,当然就不是文字,它们只能是表意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字音文字”“非字音文字”的叫法,我认为,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凡是文字,就必然有字音;没有字音的,就必然不是文字。否则,在概念上难免出现混淆。例如“十”和“一”,在汉语里它们都是字,普通话字音分别是shí和yī,字义分别是最小的双位数和最小的正整数。但在数学里,它们是加号和减号;在电学里,它们是正极和负极;在医学里,它们代表加查物的有和无。我们只能把数词“十”和“一”,看成是记录汉语的汉字,而把它们在数学里,在电学里,在医学里看成是表意符号。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混乱。而且,我们说文字记录语言,是指文字系统,或者成系统的文字,而不是零星符号。动物得到食物,当时吃不完,把剩下的藏在某处,留有记号,那不是文字。上述出土的各种刻号,也都不是文字。把它们称为与“字音文字”并列的 “非字音文字”,是概念的混淆。
(通讯地址: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人们书面交际的工具,是信息的载体。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关于文字本质的最全面、最完整的定义。
这个定义,不仅明确地说明了文字是什么,而且明确地说明了文字的功能,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在三个判断中,“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核心,是基础。因此,论证文字的本质,重点是论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一判断。
为什么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呢?
首先,文字是为记录语言才被创造出来的。
文字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需要传至远方,需要传给后代,但有声语言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寻找另外的办法。例如春夏秋冬的轮回,植物果实的辨别和采摘,狩猎对象的习性差别和活动规律,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等,这些知识都需要永远牢记。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变化,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复杂起来。如何处理各种矛盾,也需要种种先进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必须传至远方、遗至来时。这就是说,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时,便需要文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反映这些情况的实物,但根据已发现的与原始文字可能有关系的出土文物和古书的记载来看,这些情况一定发生过。先民们为了帮助记事,大体使用过如下三种办法:
1.结绳
在绳子上打结,可以帮助人们记事;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传递信息。在我国,这种记载不乏其例。
《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
《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至于怎样用结绳帮助记忆,古书中也有过解释。郑玄在《周易》注中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转引自李鼎祚《周易集解》)
古书的这些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过去有的地区某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这种方法。据说非洲、澳洲、南美洲也都用过,其中以秘鲁最为有名。前苏联伊斯特林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它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的位置和颜色都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如果绳子是不带色的,那它就用来计数或者用来记录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带色的绳结显然是用来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黑色表示死亡、灾祸,红色表示战争,白色表示和平,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玉米。西班牙历史学家G. de la Vega(其母出身于印卡部落)在十七世纪初对结绳作了如下描写:‘为了表示战争、管理、贡赋、仪式,有各种不同的结绳,每一种结绳有很多结和系着的线——红线、绿线、蓝线、白线等;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西班牙的二十四个字母加以排列组合以表达不同音素时,能够分清它们的差异。印第安人也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利用绳结的不同排列和颜色就有了大量表示不同意义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2版,86-87页)
2.刻契
刻契是在竹木札上刻齿,用以记事。《释名·释书契》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这种刻齿的竹木札可以是一片,供主人自己使用;也可以是两片,其所刻齿数不但要相同,而且齿道要相合,当事者两方各执其一,以做凭证。《易林·大畜之未济》:“符左契右,相与合齿。”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刻契记数在古书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老子》:“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
《管子·轻重甲》:“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侈弇焉。”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而得人遗契者,归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
出土的历史文物证明,古人往往在陶器上也刻上一些记号。
在甘肃和青海东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陶罐上,有描画的下列记号:
在江浙一带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下列记号:
上古的人们为什么要刻这些记号?刻这些记号有什么作用?据说,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不同的符号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部位上。在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有的记号在多件陶壶上重复出现,而且刻有相同记号的陶钵碎片往往就发现于同一墓穴或同一地区。专家们推断,在上述的记号中,应该有记数的符号、陶工的标记和器物主人的标记,也许有的是装饰画。
3.绘画
考古发现表明,欧洲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0000年至前25000年)已有绘画作品传世。最初的作品是用虚线或实线描绘动物的图形(如狮子、犀牛、马、鹿等)和女人的体形,雕刻在石头上、骨头上或用黑颜料画在洞穴的岩壁上。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多处岩洞里,发现了作于公元前25000年至前15000年的无数图画的岩壁。这些图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将其画下来,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大的可能自然是要记往这些猎取对象和自己氏族的始祖,这就是为什么只画动物和女人的原因。我们的祖先进化得也很早,在没有文字之前,也可能用绘画来记事。《吕氏春秋·勿躬》说:“大桡作甲子……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噬,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作者把史皇作图与高元作室、虞姁作舟等并列,可见古人对绘画的重视。可惜我们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的绘画,但在距今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已发现有装饰品。“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似乎已有爱美的观念。人骨化石旁散布着赤铁粉粒,似乎已有饰终的仪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5页)文化进步到这样的水平,产生绘画、雕刻的可能就不能说没有。
1981年在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发现了四十八组岩画(如下图),画的大部分是动物,也有少量的人像,有些则是打猎的场面。这些画风格古朴,造形生动,数量多,说明绘画历史已经比较长久。有人认为,这些画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白岔河城历史上曾先后是我国北方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
中原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先民们的生活比较稳定,文化比内蒙古地区更为发达,理应有更多更早的绘画,只可惜至今尚未发掘出来。现已发现的中原地区的绘画,最早的要算是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如下的一些象形符号:
结绳、刻契虽然也能帮助人们记事、传达信息,但毕竟太粗疏,对某一结绳、刻契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全靠人为规定,并要人们死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所需交流的信息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结绳、刻契由于变化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绘画则不同,不但表达的意思可以很明确,而且变化无穷,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便被广泛应用起来。久而久之,由反映生活变为记录语言和交流信息,由绘画作品变为图画文字,由整幅图画表示一句话一个意思,变为一幅图表示一个词,最后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绘画变成了文字。
文字的产生虽然比语言晚得多,但它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上却起了难于估量的作用。因为语言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不能行之远方,遗之来时;所以,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的交际就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获得的知识既不能广泛传播,更不能代代积累,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忘却,人类社会就只能缓慢地发展。中外历史都证明,文字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文字使人们交流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使一个民族产生了记忆能力。这样,甲地创造的经验可以传到遥远的乙地,这一代人获得的知识可以传到后代,这就使人类社会的进步大大加快了速度。恩格斯曾经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把文字说成是“表示意义的符号”,无疑是大大地贬低了文字的作用。
其次,文字的发展道路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
文字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五大古文字最早出现的都是象形字,因为各种语言里都有一批基本词汇是自然界里常见的物体,这些物体是有形可像的。但各种语言必然都有大量的词汇是无形可像的,因而必须寻找别的造字方法,我们的祖先寻找到的是指事和会意,外国寻找到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祖先尽管用指事和会意的办法造了不少字,但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借用同音(有些只是近音)字临时代替,这就是假借。在一个时期,假借用得很多,在甲骨文里有的句子假借几乎要占30%到40%。由于假借太多必然造成歧义,所以我们的祖先才在假借字上加与字义相关的形旁以示区别,这就是形声。大概是因为形声字表意准确,造字容易(形旁和声旁用的都是已有的表意字),所以发展很快,最后占到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这就是说,汉字体系的最终形成,有赖于假借和形声。而假借和形声,都是自觉用字形记录语音。离开记录语音,汉字体系是建立不成的。至于外国,则走得更远,他们是用字母拼写语音。离开记录语音,当然不会有拼音文字。由此不难看出,“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之论断,是违背文字发展历史的。文字如果不去记录语言,文字体系就始终建立不起来。这就是说,只表示意义而不记录语言的文字,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再次,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用字形记录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而不是只记录语义的。
众所周知,语言是听觉符号,是通过语音表现语义的。文字是视觉符号,是通过字形记录语音和表现语义的。因此,语言有两要素:语音和语义;文字有三要素:字形、字音和字义。字音就是语音,字义就是语义。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和它所记录的语言,无不如此。这是人们天天都可看到的事实,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这种论断是违背生活常识的。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种文字是单纯表示意义,而不表示语音呢?不表示语音的文字,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不是语言的语义呢?如果说是,那就不能说它不表示语言。如果说不是,那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只有表音文字才有音,表意文字就没有音。人们所以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是因为表音文字的字形直接表示语音,表意文字的字形直接表示语义。但绝不是说表音文字就不表意,表意文字就不表音。因为谁都知道,表音文字也表意,表意文字也有音。否则,文字就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就不能起到在书面上交流思想的作用。只不过,表音文字表音是直接的,表意是间接的;表意文字表意是直接的,表音是间接的。
既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为什么汉字又有了超方言的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的字形不是用字母根据语音拼成的。汉字中的表意字(人们常说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用字形直接表示字义;汉字中的形声字虽说一半表义(形旁或义旁)一半表音(声旁或音旁),但表音的声旁是直音而不是拼音;汉字中的假借字虽说是表音的(借字表音),但也是直音而不是拼音。因此,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言读同一个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但这不等于说,汉字是不表音的,因为汉字在任何方言里都有固定的读音,决不能乱读。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混乱。各大方言区的人,说话互相听不懂,写出来能够互相沟通,了解对方的意思,是因为方言之间有比较严格的对应规律,就是说,语言中的方言本来是大体一致的,后来发生变化则是有规律的。汉语如此,别的语言也如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寻求一些语言间的共同之处。例如“我”,现在普通话读wǒ,但俄、娥、峨、鹅都读é;陕西话“我”读ē,俄、娥、峨、鹅都读é。假如这些字的读音,彼此毫不相干,各读各的音,汉字恐怕就难于在各方言区之间普遍使用了。
既然声音是文字的要素,为什么聋哑人也会使用文字?难道他们也会发复杂的声音吗?聋哑人虽然不能发出复杂的声音,但他们依然有概念(客观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他们也有思想,也有同别人交流思想的要求和能力。这些都是他们也能学会文字的必备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他们才有可能学习文字。由于他们不能利用听力来记字音字义,所以他们要看正常人的口形变化,并用不同的手势来代表字义。只要看一看聋哑人学习文字的过程,就能理解字音的重要。
有很多字我们不知道它的音但却能知道它的意思,这该怎么解释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下文的启发,二是文字有表意功能。一个生字如果孤立存在,我们很难猜测它的意思;如果是在一个句子里出现,我们就可以根据上下文(即语境)来猜测它的意思。这并不奇怪,因为上下文规定了它的意思。二是因为汉字的字形有表意功能。上文说过,汉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用字形表示字义的,形声字的形旁(或叫义旁)也是表示字义的。有文字学常识的人们可根据字形猜测它的字义。但这种猜测一般都只是大概,不能很具体很肯定,甚至可能错误。
“氕、氘、氚”是先有的字形,后定的字音。这又该怎么解释?这些字所代表的那个元素,本来都有名称。就是说,本来都有音。中国人在造这些字时,很可能用的是它们在外语中的音,后来才给它们改了音。它们在外语中的音也是音,不能说它们没有音。
二、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既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当然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没有语言,当然就没有文字,语言产生在先,文字产生在后。这样说,不仅符合逻辑学的推理,而且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语言的历史有多长?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判定。但考古学一致认定,发现于云南的元谋人生存的年代大约距今170万年。发现于陕西的蓝田人,生活在距今85—100万年。发现于北京的周口店人,生活在距今20—70万年。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人,当然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人”。在发现元谋人的地层中,不仅发现了7件石制品(其中有刮削器),而且有大量炭屑,说明他们已经学会用火。这就是说,汉语的历史至少已有100万年。
汉字的历史有多长?以前曾有过三千年、五千年、八千年、上万年等种种说法。现在则基本形成共识,汉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要有下面几点根据。
首先是出土文物。在大汶口文化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四个象形符号:
这些符号与作为古汉字基础的象形文字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符号,显然是繁简两体,其中第四个符号的残文在诸城前寨也有发现,说明它使用的次数比较多,使用的范围也比较广。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它是在记录汉语的更有力的证据,但据现有的资料已说明,人们刻它们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个特别的含义。这就是说,它们在记录信息。从它们的形体来看,有人把它们分别释作成戉、斤、旦(旵)并不牵强,而这几个字所代表的事物在当时社会中是存在的,当时的语言中有这几个词也是可能的。尽管由于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我们不宜把问题说得十分肯定,但说它们可能是原始汉字,则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莒县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大汉口文化晚期。据碳十四测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690年,至今有4500年左右。因此,专家们认为,汉字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开始产生,汉族已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
1992年在龙山文化山东省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一块刻字陶片(如下图),上面刻有十一个符号,分五行排列,书写有行款,说明它是在记录语言,虽然现在还无法释读,但其为文字则是很可能的。它们形成的时代至今虽未确定,但龙山文化形成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与大汶口文化相去不远。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
其次,是甲骨文、金文。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字,共有单字约5000个。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而且还有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已能够完整记录汉语。此前历代先后发现的金文,也有少量的商代文字。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商代文字已是很发达的文字了。最初产生汉字的时代必然比商代要早,那就是夏代或更早于夏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把文字的发明归于个人,虽然是不对的,但他也透漏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汉代人也认为汉字的产生在夏代。
汉语的历史至少已有100多万年,而汉字的历史大概只有5000年。这就是说,汉语的历史至少是汉字历史的200倍。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也创造过不少表意符号。上述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刻号,都应该有各自的意义。能否把它们叫作非字音文字呢?恐怕不能。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字,指的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都有字音和字义。这些符号既然还没有与语言结合,还没有字音,当然就不是文字,它们只能是表意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字音文字”“非字音文字”的叫法,我认为,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凡是文字,就必然有字音;没有字音的,就必然不是文字。否则,在概念上难免出现混淆。例如“十”和“一”,在汉语里它们都是字,普通话字音分别是shí和yī,字义分别是最小的双位数和最小的正整数。但在数学里,它们是加号和减号;在电学里,它们是正极和负极;在医学里,它们代表加查物的有和无。我们只能把数词“十”和“一”,看成是记录汉语的汉字,而把它们在数学里,在电学里,在医学里看成是表意符号。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混乱。而且,我们说文字记录语言,是指文字系统,或者成系统的文字,而不是零星符号。动物得到食物,当时吃不完,把剩下的藏在某处,留有记号,那不是文字。上述出土的各种刻号,也都不是文字。把它们称为与“字音文字”并列的 “非字音文字”,是概念的混淆。
(通讯地址: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