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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圣诞节刚过，全世界孩子们的梦里，恐怕还残留着由八只驯鹿驮着圣诞老人派送礼物的欢乐，还残留着雪橇车的铃儿响叮当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民俗或宗教文化中，驯鹿都是与圣洁、吉祥、幸运等寓意捆绑在一起的牲灵。2011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某期节目，把“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八旬有余的鄂温克族老奶奶玛利亚·索和一只充满灵性的驯鹿请到了演播大厅。那极通人性的鹿儿眨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天国的使者般，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兀自端起了贵族式的、优雅的、孤独的、精灵般的、不容侵犯的“鹿范儿”，顿时就让主持人李维嘉仿佛受了洗礼般，骤然无语泪奔。记得当期节目播出时，在民谣背景音乐的烘托下，我不仅对这个被外族强大文化异化的民族建立了初步的认识和好感，同时也隐隐地感受到这个老奶奶和她背后的部落、鹿群以及围绕驯鹿展开的生活，即将和其他消失的文明一样，濒临被吞没湮灭的边缘。
这份忧心通过这本《忧伤的驯鹿国》得到了证实。如果说，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那么，鄂温克人便可以被称作“使鹿部落”，他们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按照民族的习惯、信仰、需求一代代地休养生息，驯鹿成了他们的“森林之舟”和精神寄托。然而，2003年，政府以“生态移民”为由，让他们告别森林，并交出打猎的工具——猎枪，迁移到了官方的新定居点。这对世代习惯靠猎枪自给自足的猎民们来说，不啻于被褫夺了生产工具的奴隶——试问，你如何指望一个被剁去双脚的芭蕾舞女演员，还能在舞台上蹁跹如昨？你如何期待一个被夺走镰刀和锄头的农民，还能在秋日的灿灿麦浪里唱着丰收的歌谣？对于没有经历“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等培训和教育的猎民们来说，他们如何一时之间习惯“被”赐予的新生活呢？通过《忧伤的驯鹿国》，我们只能遗憾地看到：失去猎枪的他们，手无寸铁，却不得不陷入了野兽、偷猎者、外人对森林资源涸泽而渔式的掠夺、自居处于“高级文明”的人对他们所认定为“低级”的原始文明的愚笨“改良”之策的重重包围之中。
不会说汉语的老人玛利亚·索对当权者的“缴枪之策”发出了铿锵之声：“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这样的疾呼代表了一群身份感被模糊，生存权被破坏的异族人的愤怒和不满。这种困兽犹斗的英勇姿态，我们仿佛也在现世的社会生活中时常触及——某名人故居的抗拆者、反对开发秦始皇陵的文物专家等屡屡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动才是最好的保护。
本书的作者顾桃子承父业，扛着摄像机，深入玛利亚·索老人所在的猎民点，和仍然留守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同吃同住，开始了人类学科中的田野调查，用镜头记录下这群正在遭受现代文明蚕食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原态以及精神世界，于是，便有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敖鲁古雅》，以及通过“影像到纸本”的转换，附生的这本“寻鹿记”。顾桃是一个摄影师，也是个人类学者，他需要艺术呈现，也需要忠实载记，总之，都需要通过肉眼和摄像机来“直接观察”。本书尽管是微观世界，琐碎地包容着他的数篇工作日记，同时，还收录了对玛利亚·索、维佳、柳霞、芭拉杰依、王瑛等鄂温克土著的采访实录，就连驯鹿妮亚和猎犬喜力也获得了代言的机会，使得这本“群像日志”愈发具有了恢弘的史诗气质，也使得这个《忧伤的驯鹿国》仿佛成了一个人畜平等，与天国打通的理想国。作为社会生态的纪录者、文化资本的生产者，媒介完全可以作为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动员力，形成一种“非暴力式的反抗和对峙”，完成在社会公共领域里的意见抒发和表达，并集结、发酵、放大零碎的观点，通过意见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桥接，最终实现舆论影响现实的“反击”。
重温本身就是一种与未来反向的寻找，只因“过去”还留着我们未曾发觉，错漏的各种遗珍。顾桃的“寻鹿记”，不仅是沿着驯鹿的足印，溯找那个即将消逝的森林王国的踪迹，也是在拉扯住一个只顾往前疯跑的社会的脚步，建议人们合理并合法地对古老文明/族群加以保护、尊重、合理利用和改造，从而还原一个驯鹿和人共生同荣的美好乐园。这份美好，不应该是虚无缥缈的“天边”，难道不应是我们日常为之深爱、习惯的“世俗”么？还“枪”于民，难道不就是以“渔”换“鱼”，把一个族群赖以生存的技艺、记忆、梦想归还给他们么？
圣诞节刚过，全世界孩子们的梦里，恐怕还残留着由八只驯鹿驮着圣诞老人派送礼物的欢乐，还残留着雪橇车的铃儿响叮当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民俗或宗教文化中，驯鹿都是与圣洁、吉祥、幸运等寓意捆绑在一起的牲灵。2011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某期节目，把“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八旬有余的鄂温克族老奶奶玛利亚·索和一只充满灵性的驯鹿请到了演播大厅。那极通人性的鹿儿眨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天国的使者般，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兀自端起了贵族式的、优雅的、孤独的、精灵般的、不容侵犯的“鹿范儿”，顿时就让主持人李维嘉仿佛受了洗礼般，骤然无语泪奔。记得当期节目播出时，在民谣背景音乐的烘托下，我不仅对这个被外族强大文化异化的民族建立了初步的认识和好感，同时也隐隐地感受到这个老奶奶和她背后的部落、鹿群以及围绕驯鹿展开的生活，即将和其他消失的文明一样，濒临被吞没湮灭的边缘。
这份忧心通过这本《忧伤的驯鹿国》得到了证实。如果说，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那么，鄂温克人便可以被称作“使鹿部落”，他们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按照民族的习惯、信仰、需求一代代地休养生息，驯鹿成了他们的“森林之舟”和精神寄托。然而，2003年，政府以“生态移民”为由，让他们告别森林，并交出打猎的工具——猎枪，迁移到了官方的新定居点。这对世代习惯靠猎枪自给自足的猎民们来说，不啻于被褫夺了生产工具的奴隶——试问，你如何指望一个被剁去双脚的芭蕾舞女演员，还能在舞台上蹁跹如昨？你如何期待一个被夺走镰刀和锄头的农民，还能在秋日的灿灿麦浪里唱着丰收的歌谣？对于没有经历“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等培训和教育的猎民们来说，他们如何一时之间习惯“被”赐予的新生活呢？通过《忧伤的驯鹿国》，我们只能遗憾地看到：失去猎枪的他们，手无寸铁，却不得不陷入了野兽、偷猎者、外人对森林资源涸泽而渔式的掠夺、自居处于“高级文明”的人对他们所认定为“低级”的原始文明的愚笨“改良”之策的重重包围之中。
不会说汉语的老人玛利亚·索对当权者的“缴枪之策”发出了铿锵之声：“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这样的疾呼代表了一群身份感被模糊，生存权被破坏的异族人的愤怒和不满。这种困兽犹斗的英勇姿态，我们仿佛也在现世的社会生活中时常触及——某名人故居的抗拆者、反对开发秦始皇陵的文物专家等屡屡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动才是最好的保护。
本书的作者顾桃子承父业，扛着摄像机，深入玛利亚·索老人所在的猎民点，和仍然留守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同吃同住，开始了人类学科中的田野调查，用镜头记录下这群正在遭受现代文明蚕食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原态以及精神世界，于是，便有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敖鲁古雅》，以及通过“影像到纸本”的转换，附生的这本“寻鹿记”。顾桃是一个摄影师，也是个人类学者，他需要艺术呈现，也需要忠实载记，总之，都需要通过肉眼和摄像机来“直接观察”。本书尽管是微观世界，琐碎地包容着他的数篇工作日记，同时，还收录了对玛利亚·索、维佳、柳霞、芭拉杰依、王瑛等鄂温克土著的采访实录，就连驯鹿妮亚和猎犬喜力也获得了代言的机会，使得这本“群像日志”愈发具有了恢弘的史诗气质，也使得这个《忧伤的驯鹿国》仿佛成了一个人畜平等，与天国打通的理想国。作为社会生态的纪录者、文化资本的生产者，媒介完全可以作为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动员力，形成一种“非暴力式的反抗和对峙”，完成在社会公共领域里的意见抒发和表达，并集结、发酵、放大零碎的观点，通过意见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桥接，最终实现舆论影响现实的“反击”。
重温本身就是一种与未来反向的寻找，只因“过去”还留着我们未曾发觉，错漏的各种遗珍。顾桃的“寻鹿记”，不仅是沿着驯鹿的足印，溯找那个即将消逝的森林王国的踪迹，也是在拉扯住一个只顾往前疯跑的社会的脚步，建议人们合理并合法地对古老文明/族群加以保护、尊重、合理利用和改造，从而还原一个驯鹿和人共生同荣的美好乐园。这份美好，不应该是虚无缥缈的“天边”，难道不应是我们日常为之深爱、习惯的“世俗”么？还“枪”于民，难道不就是以“渔”换“鱼”，把一个族群赖以生存的技艺、记忆、梦想归还给他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