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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镐以一篇《商代无楚》引起史学界的瞩目，最近他又推出一部《楚文化源流新证》，举凡楚文化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归结为“十迷”，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楚学体系。
方法全面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治上古史尤其是治上古文化史，必须具备多种研究手段，首先是对文献的整理和甄别，自王国维发明“二重史证法”后，利用地下古物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又成为治上古史者不可缺少的入门工夫。在本书中，作者利用了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楚史、楚文化作了一番通盘清理，并把清理的成果勒成上、中、下编，这三编可分别看作是楚国历史文献研究、楚文化考古学研究和楚历史地理研究。
其次是观点新。其中尤以“楚”族的族名、江汉土著鬲文化和纪南城的分期为突出。在楚史研究中，郭沫若、范文澜、胡厚宣都主张楚族在殷商时期既已存在，根据之一就是在甲骨文中发现了“楚”字。作者通过积年甲骨小辞中有关所谓“楚”字的字形的排比分析，得出共四型楚字，而其中唯有出于陕西歧山周原的“今秋楚子来告”一型的“楚”是楚族之“楚”，其他诸型之“楚”概与楚族无关，从而得出“商代无楚”的结论。又比如，前此的研究者莫不把存在于江汉地区的一种高档鬲作为楚文化的典型器物，并且称之为“楚式鬲”。作者通过对这种“楚式鬲”的始源地、分布地区和传播途径分析，得出“楚式鬲”并非楚族器物，而是三代时期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一支工著文化鬲的结论。等等。正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此书取得了全新的见解。
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逻辑性强。全书虽然分为上、中，下编，并在每编之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作者始终围绕着楚文化的中心主题，前后互证，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证中，也做到了概念明晰，推证周严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比如在楚国家文明形成问题上，作者首先根据经典作家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握国家文明的标准乃在生产力发达到青铜器的大量生产和公共权力的出现，以此为出发点，指出楚国只有在楚武王时期才出现国家文明形态，它不同于中原在夏代既已有国家文明的发展模式。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通过纪南城否定其作为楚郢都的同时，对于纪南城属于楚国何种都城，其地位如何，都缺乏深入地印证和分析，这对于纪南城周围存在着的大量楚文化遗迹、遗物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楚文化源流新证》，王光镐著，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5.90元)
方法全面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治上古史尤其是治上古文化史，必须具备多种研究手段，首先是对文献的整理和甄别，自王国维发明“二重史证法”后，利用地下古物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又成为治上古史者不可缺少的入门工夫。在本书中，作者利用了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楚史、楚文化作了一番通盘清理，并把清理的成果勒成上、中、下编，这三编可分别看作是楚国历史文献研究、楚文化考古学研究和楚历史地理研究。
其次是观点新。其中尤以“楚”族的族名、江汉土著鬲文化和纪南城的分期为突出。在楚史研究中，郭沫若、范文澜、胡厚宣都主张楚族在殷商时期既已存在，根据之一就是在甲骨文中发现了“楚”字。作者通过积年甲骨小辞中有关所谓“楚”字的字形的排比分析，得出共四型楚字，而其中唯有出于陕西歧山周原的“今秋楚子来告”一型的“楚”是楚族之“楚”，其他诸型之“楚”概与楚族无关，从而得出“商代无楚”的结论。又比如，前此的研究者莫不把存在于江汉地区的一种高档鬲作为楚文化的典型器物，并且称之为“楚式鬲”。作者通过对这种“楚式鬲”的始源地、分布地区和传播途径分析，得出“楚式鬲”并非楚族器物，而是三代时期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一支工著文化鬲的结论。等等。正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此书取得了全新的见解。
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逻辑性强。全书虽然分为上、中，下编，并在每编之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作者始终围绕着楚文化的中心主题，前后互证，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证中，也做到了概念明晰，推证周严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比如在楚国家文明形成问题上，作者首先根据经典作家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握国家文明的标准乃在生产力发达到青铜器的大量生产和公共权力的出现，以此为出发点，指出楚国只有在楚武王时期才出现国家文明形态，它不同于中原在夏代既已有国家文明的发展模式。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通过纪南城否定其作为楚郢都的同时，对于纪南城属于楚国何种都城，其地位如何，都缺乏深入地印证和分析，这对于纪南城周围存在着的大量楚文化遗迹、遗物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楚文化源流新证》，王光镐著，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5.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