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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文化是孕育、生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进程中，在革命胜利后继续丰富和发展，以传播思想、阐释价值为主要功能的叙事结构。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的“想法”“办法”“章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涵育、践行和坚守，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主题主线，传承革命文化，就是捍卫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捍卫民族集体记忆。
[关键词]革命文化;初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識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4-0034-08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1]不惟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辉煌征途中，留下了浩繁的文物和档案，缔造了辉煌的革命文化。文物档案透射出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革命文化涵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建构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主题主线。
一、革命与革命文化
（一）革命的概念
“革”谓“改变”，“命”为“天命”，古时统治者皆自诩“仰承天道”“受命治民”，故有王朝更迭，皆称“革命”。如《周易》谓“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P429由是观之，革命之所是，全在其“当”——“顺天”“逢时”“应人”。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者亦疾呼革命之必然性、正当性、进步性，如《革命军》谓“革命”为“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3]P41。在“天演”“时势”“人心”等义理范畴之外，革命还有具体的行动指向，即如“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4]P241作为一种直接结果，革命的对象（如，“敌人”“政权”等）或在物理上被摧毁，或在性质上被改造;而对象之所以被摧毁或改造，是因为其所负载的价值观念、政治组织及制度体系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普遍的社会基础。
革命，通常是剧烈的，并伴以暴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P17革命因其暴烈性、急剧性，而令缺乏真正热情的投机者感到畏惧，令缺乏清晰目标的盲从者感到惶然。革命，本身是怀有未来想象的自觉行动，孙中山1919年10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上演说中申明：“革命两字，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6]P125可见，革命之发生，虽有破坏之冲动，也常伴以破坏之事实，但本质上是一种全新建设的开始;或者说，革命的破坏，是为了清扫那些妨害建设之预图的障碍。认识革命中的“破坏”，坚持“破坏”中的革命，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的优势。《共产党宣言》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最坚决并始终起推动作用，在理论上了解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7]P41因而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力量。同时，正因为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理论上的清醒，所以应始终注重对革命群众的教育，以使群众明白，“为了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8]P176否则，革命队伍及行动中就会滋生投机的成分。投机分子对于革命，既惊怕，又热切：实不过只有对于旧社会的憎恶，却无对于将来的理想;或也大呼改造社会，但他要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又或活得无聊，而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更有甚者，原是失败的旧式人物，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9]P176一俟嗅到革命的气息，便也起来“革命”，这不仅是伪革命文学的虚假面目，也是伪革命者的投机嘴脸。
（二）革命文化的概念
革命文化，通常在两个意义上被使用，一是“革命的”文化，另一是“关于革命的”文化。前者是关于文化性质的界定，指具有进步性的、发展性的、革新性的文化形态;后者是关于文化主题的界定，指关于革命力量蓄积、革命进程推动、革命历史述写、革命价值传扬、革命记忆承续的文化形态，它既是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文化形态的留存。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革命文化概念。
近年来，“红色文化”成为研究热词，在很多研究中，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被无差别地使用。这是因为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具有同源性、同质性、同向性，二者都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范畴，二者共同孕育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并在其中获得新的发展。但在源头、本质和发展方向上的紧密联系之外，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还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二者内涵不同，革命文化是关于革命的文化，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而红色文化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进步实践，包括建设、改革、自我净化等方面，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红色文化的外延更广阔，它包括革命文化及政党活动中缔造的其他主题文化。也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历史根基，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当代呈现”[10]。二者是接续发展关系。
回到“革命”本身，革命文化的内涵会更清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是深刻的、全面的、根本性的革命，革命浪潮涤荡了当时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等方面，当然也在（甚至首先在）文化领域发生影响——因为革命本身就在某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并服从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指导。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就是关于革命自身表达的文化形态——“革命就是把某种特定的文化由‘正常’推向‘失常’再推向新的‘正常’的转型运动。”[11]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不仅“敢教日月换新天”，也深刻影响了革命斗争的“图式”及对革命的反思。基于以上考察，本文中“革命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的进程中孕育、生长，在革命胜利后继续发展、不断丰富，以文字记录、态度表达、价值评述为主要结构，以弘扬精神、传播思想、凝聚力量为主要功能的文化形态。 二、革命文化的生成与属性
（一）革命文化的生成
革命斗争的需要，催生了革命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12]P708在革命尚未发展为规模化暴力斗争时，革命文化起到了教育唤醒群众、蓄积斗争力量的作用，但它在能够对革命起催化作用之前，首要获得自身生长的土壤——革命的需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P9所以，革命文化一旦开始生长，就同时开始为革命铸造行动基础。如据1941年4月国民党《请中央组设中央出版联营公司或中央出版管理局集中本党出版力量扩大宣传案》所称，中国共产党所出版书籍及宣传刊物“印刷之精良，装潢之美丽，价格之低贱，数量之众多，即普通之各大书局所出版者，亦有望尘莫及之叹”，故“每出一书刊，甚至穷乡僻壤，亦可发现其踪迹”。盖因“一书之编印发行，只问其是否合乎青年群众之需要，而不问其成本与售价之是否相合”，“绝不计及盈亏”。[14]P134在规模化暴力斗争阶段，革命文化迅速发育并在两个向度上推动暴力斗争的发展，一是使其进程尽可能缩短，二是使其规模尽可能扩大。由是，正是在与革命斗争的多重双向作用中，革命文化得以过程性地生成。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演进和生长，并同时对党的自身发展起到涵化和熏陶作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生成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与革命斗争的逻辑统一和实践统一，这种统一性，是革命文化与革命斗争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制度原则、实践路径和依靠力量等方面的内在的统一性、辩证的统一性、历史的统一性。
从演进阶段上看，20世纪初，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潮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开始萌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萌芽迅速生长，同时，其主要人物、重大事件、斗争场景、暴力过程、文字器物等物理符号逐渐凝结;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时期，在持续的历史回望与反思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不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
从价值增殖上看，革命文化并不会因为革命斗争的完成而停止生长。规模化暴力斗争完成后，革命文化催生新的价值体系、政治观念和组织制度，同时，它也在自身所催生的新的价值体系、政治观念和组织制度中得到表达和修饰。“破坏”的终结，正是建设的起始。为了实现建设的预图，关于革命的记忆和文物遗存以新的方式被阐释和呈现，其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在关于未来的想象中获得新的发展，这正是革命文化的“再生长”。所以，也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的生成具有生长史的形态特征。”[15]
（二）革命文化的属性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革命文化的属性是复杂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历史性和政治性。
1.革命文化的历史性
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6]“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17]P352“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以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真实”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它指向过去，既不虚增，也不妄减，我们或可部分地经历，但不可能全部地占有;“真实的历史”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其外的虚幻与想象，它在当下呈现的，所以要受当下的叙事结构的制约;“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中与叙事主体关于未来的期望具有一致性的东西，它指向未来。
在革命斗争归于沉寂之后，革命文化的存续，离不开关于革命的记忆的支撑。关于革命的记忆，是指革命历史“事件”（在特定时空结构中的“痕迹”）转录为历史“事实”（上述“痕迹”的再呈现，包括陈述、解释或建构等）的过程。通常地，我们对自己的记忆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的记忆以及对过去事件的陈述精确无误，但实际上，“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8]P91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润饰”“削减”“完善”是不自觉的，也不是伪造，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呈现。因为，人们对于事件（或“历史的痕迹”）的理解，离不开社会语境的支撑，社会语境、事件的呈现方式，是决定人们对事件理解的两个变量。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呈现方式也要相应变化，才能维持理解的一致性。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现实社会语境中获得正当性，才能表达其历史的正当性，所以，“记忆通常是对过去的重塑，而非精准的复制。”[19]这种重塑体现为对细节的充实、修正，甚至会不断推翻已有记忆而开辟新的記忆。[20]关于革命的记忆，不论是单个人的记忆，还是众多人的记忆，都是有限的。个人不可能占有（经历、记录、陈述，等等）全部历史“事件”（“痕迹”），只能依赖个人认知（智力水平、认知方式、情绪状态、动机目的等，这些因素通常是极具偶然性和差异性的）部分地占有历史“事实”。甚至在文献档案的佐证下，这种情况仍不可避免。相对于过去时空中的全部“痕迹”来说，档案总是有限的;相对于历史的档案来说，个体对于档案的占有总是有限的;相对于所占有的档案来说，个体对于档案的解读和阐释总是有限的。文献档案本身就与某种观念相关，或者说，是某种观念的文本形式，我们关于文献档案的讨论，总是在我们为文献档案所设定的某些规则之下的讨论，“是它为我们所能够说出的东西——和为它自己，为我们话语的对象——提供它的出现的方式。”[21]P144-145器物遗迹也要在某种观念之下呈现，他们并不能独立地作为“事件”“痕迹”。
通常，在这个“痕迹”系统的全部要素中，通常能够确定的一个要素，就是“时间”。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时间”都是精确无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历史事件的起止时间往往是引起争论的高频问题）;而是说，我们普遍接受以“时间”作为“痕迹”的标线：既没有不以“时间”为标线的“痕迹”，也没有不标识着某种“痕迹”的“时间”。标识“痕迹”的“时间”与带有“时间”标线的“痕迹”一起构成“历史”。比如，我们不能只是说“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而不补充说明任何事件（如果时间“标线”之内是绝对的“无”，则“标线”本身也不能存在）。通常的情况是，当“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这个时间标线被提及，人们几乎会立刻联想“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痕迹”也是“时间”的标线。 （二）加强革命文化建设的几个建议
在革命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实是历史的筋骨，史观则是中枢。”[37]历史自身不会说话，只是在某种历史观的统摄下，它才能告诉人们过去的活动，再现历史的样貌。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基于现实需要和未来期望而构建自己的“集体记忆”;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领导阶级的“集体记忆”也必然在社会“‘集体记忆’群”中起到统领作用，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的演化规律。所以，加强革命文化建设，最根本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是前提。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7]P328革命文化建设，也应积极扩大红色地带，遏制灰色地带，铲除黑色地带。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打造文化精品是支点。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17]P350对于社会上的不如意之处及丑恶现象，文艺创作不能只是“简单记述”“原始展示”，而要给予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关照，歌颂光明以驱逐黑暗、抒发理想以鼓舞前进。[17]P319-320心理学研究表明，集体记忆的协作促进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人再现。[38]在革命文化建设中，党的舆论宣传阵地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尊重文化传播规律，提升宣传能力，加强监督引导，抵制流言，弘扬正气。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复魅”英雄是重点。习近平指出，“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17]P351英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革命英雄人物，既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符号和叙事支点，更是革命者的“集体超我”，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角色的典型范式。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革命文化建设，离不开“集体超我”的塑造。国家惟愿百年无战事，人民不可一日忘英雄。“生活可以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但人生不可以失落‘英雄主义的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灵魂。它支撑人的自立和自主，它维护人的自爱和自尊，它激励人的自律和自省，它把主体挺立起来。”[39]P195-196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革命英雄需要我们的致敬，他们并不需要也不能感知那些华美的祭品和后人的敬意;而是我们需要向革命英雄致敬，通过肃穆的仪礼，实现灵魂的对望，由此整理精神世界的价值秩序。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增强价值认同是关键。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及其价值体系中，其成员对共同体的历史认同，与对共同体的现实认同及未来想象是统一的。一方面，这一共同体的历史，须与这一共同体的现实及未来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才能在现时语境中获得表达，并能够在未来语境中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共同体的现实，也必须具有成为历史的可能性（最大程度聯结历史与未来的能力），才能在历史的结构中获得自我展现。这两个方面，既是共同体的革命合法性的要件，也是共同体的革命文化合法性的要件。增强革命文化的价值认同，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展现共同体价值认同的根本一致性，并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释放革命文化的亲和力、渗透力、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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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革命文化;初心
[中图分类号]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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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1]不惟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辉煌征途中，留下了浩繁的文物和档案，缔造了辉煌的革命文化。文物档案透射出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革命文化涵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建构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主题主线。
一、革命与革命文化
（一）革命的概念
“革”谓“改变”，“命”为“天命”，古时统治者皆自诩“仰承天道”“受命治民”，故有王朝更迭，皆称“革命”。如《周易》谓“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P429由是观之，革命之所是，全在其“当”——“顺天”“逢时”“应人”。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者亦疾呼革命之必然性、正当性、进步性，如《革命军》谓“革命”为“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3]P41。在“天演”“时势”“人心”等义理范畴之外，革命还有具体的行动指向，即如“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4]P241作为一种直接结果，革命的对象（如，“敌人”“政权”等）或在物理上被摧毁，或在性质上被改造;而对象之所以被摧毁或改造，是因为其所负载的价值观念、政治组织及制度体系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普遍的社会基础。
革命，通常是剧烈的，并伴以暴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P17革命因其暴烈性、急剧性，而令缺乏真正热情的投机者感到畏惧，令缺乏清晰目标的盲从者感到惶然。革命，本身是怀有未来想象的自觉行动，孙中山1919年10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上演说中申明：“革命两字，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6]P125可见，革命之发生，虽有破坏之冲动，也常伴以破坏之事实，但本质上是一种全新建设的开始;或者说，革命的破坏，是为了清扫那些妨害建设之预图的障碍。认识革命中的“破坏”，坚持“破坏”中的革命，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的优势。《共产党宣言》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最坚决并始终起推动作用，在理论上了解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7]P41因而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力量。同时，正因为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理论上的清醒，所以应始终注重对革命群众的教育，以使群众明白，“为了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8]P176否则，革命队伍及行动中就会滋生投机的成分。投机分子对于革命，既惊怕，又热切：实不过只有对于旧社会的憎恶，却无对于将来的理想;或也大呼改造社会，但他要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又或活得无聊，而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更有甚者，原是失败的旧式人物，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9]P176一俟嗅到革命的气息，便也起来“革命”，这不仅是伪革命文学的虚假面目，也是伪革命者的投机嘴脸。
（二）革命文化的概念
革命文化，通常在两个意义上被使用，一是“革命的”文化，另一是“关于革命的”文化。前者是关于文化性质的界定，指具有进步性的、发展性的、革新性的文化形态;后者是关于文化主题的界定，指关于革命力量蓄积、革命进程推动、革命历史述写、革命价值传扬、革命记忆承续的文化形态，它既是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文化形态的留存。本文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革命文化概念。
近年来，“红色文化”成为研究热词，在很多研究中，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被无差别地使用。这是因为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具有同源性、同质性、同向性，二者都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范畴，二者共同孕育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并在其中获得新的发展。但在源头、本质和发展方向上的紧密联系之外，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还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二者内涵不同，革命文化是关于革命的文化，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而红色文化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进步实践，包括建设、改革、自我净化等方面，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红色文化的外延更广阔，它包括革命文化及政党活动中缔造的其他主题文化。也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历史根基，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当代呈现”[10]。二者是接续发展关系。
回到“革命”本身，革命文化的内涵会更清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是深刻的、全面的、根本性的革命，革命浪潮涤荡了当时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等方面，当然也在（甚至首先在）文化领域发生影响——因为革命本身就在某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并服从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指导。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就是关于革命自身表达的文化形态——“革命就是把某种特定的文化由‘正常’推向‘失常’再推向新的‘正常’的转型运动。”[11]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不仅“敢教日月换新天”，也深刻影响了革命斗争的“图式”及对革命的反思。基于以上考察，本文中“革命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的进程中孕育、生长，在革命胜利后继续发展、不断丰富，以文字记录、态度表达、价值评述为主要结构，以弘扬精神、传播思想、凝聚力量为主要功能的文化形态。 二、革命文化的生成与属性
（一）革命文化的生成
革命斗争的需要，催生了革命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12]P708在革命尚未发展为规模化暴力斗争时，革命文化起到了教育唤醒群众、蓄积斗争力量的作用，但它在能够对革命起催化作用之前，首要获得自身生长的土壤——革命的需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P9所以，革命文化一旦开始生长，就同时开始为革命铸造行动基础。如据1941年4月国民党《请中央组设中央出版联营公司或中央出版管理局集中本党出版力量扩大宣传案》所称，中国共产党所出版书籍及宣传刊物“印刷之精良，装潢之美丽，价格之低贱，数量之众多，即普通之各大书局所出版者，亦有望尘莫及之叹”，故“每出一书刊，甚至穷乡僻壤，亦可发现其踪迹”。盖因“一书之编印发行，只问其是否合乎青年群众之需要，而不问其成本与售价之是否相合”，“绝不计及盈亏”。[14]P134在规模化暴力斗争阶段，革命文化迅速发育并在两个向度上推动暴力斗争的发展，一是使其进程尽可能缩短，二是使其规模尽可能扩大。由是，正是在与革命斗争的多重双向作用中，革命文化得以过程性地生成。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演进和生长，并同时对党的自身发展起到涵化和熏陶作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生成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与革命斗争的逻辑统一和实践统一，这种统一性，是革命文化与革命斗争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制度原则、实践路径和依靠力量等方面的内在的统一性、辩证的统一性、历史的统一性。
从演进阶段上看，20世纪初，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潮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开始萌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萌芽迅速生长，同时，其主要人物、重大事件、斗争场景、暴力过程、文字器物等物理符号逐渐凝结;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时期，在持续的历史回望与反思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不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
从价值增殖上看，革命文化并不会因为革命斗争的完成而停止生长。规模化暴力斗争完成后，革命文化催生新的价值体系、政治观念和组织制度，同时，它也在自身所催生的新的价值体系、政治观念和组织制度中得到表达和修饰。“破坏”的终结，正是建设的起始。为了实现建设的预图，关于革命的记忆和文物遗存以新的方式被阐释和呈现，其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在关于未来的想象中获得新的发展，这正是革命文化的“再生长”。所以，也有研究认为，“革命文化的生成具有生长史的形态特征。”[15]
（二）革命文化的属性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革命文化的属性是复杂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历史性和政治性。
1.革命文化的历史性
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6]“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17]P352“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以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真实”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它指向过去，既不虚增，也不妄减，我们或可部分地经历，但不可能全部地占有;“真实的历史”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其外的虚幻与想象，它在当下呈现的，所以要受当下的叙事结构的制约;“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历史时空中的全部痕迹”中与叙事主体关于未来的期望具有一致性的东西，它指向未来。
在革命斗争归于沉寂之后，革命文化的存续，离不开关于革命的记忆的支撑。关于革命的记忆，是指革命历史“事件”（在特定时空结构中的“痕迹”）转录为历史“事实”（上述“痕迹”的再呈现，包括陈述、解释或建构等）的过程。通常地，我们对自己的记忆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的记忆以及对过去事件的陈述精确无误，但实际上，“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8]P91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润饰”“削减”“完善”是不自觉的，也不是伪造，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呈现。因为，人们对于事件（或“历史的痕迹”）的理解，离不开社会语境的支撑，社会语境、事件的呈现方式，是决定人们对事件理解的两个变量。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呈现方式也要相应变化，才能维持理解的一致性。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现实社会语境中获得正当性，才能表达其历史的正当性，所以，“记忆通常是对过去的重塑，而非精准的复制。”[19]这种重塑体现为对细节的充实、修正，甚至会不断推翻已有记忆而开辟新的記忆。[20]关于革命的记忆，不论是单个人的记忆，还是众多人的记忆，都是有限的。个人不可能占有（经历、记录、陈述，等等）全部历史“事件”（“痕迹”），只能依赖个人认知（智力水平、认知方式、情绪状态、动机目的等，这些因素通常是极具偶然性和差异性的）部分地占有历史“事实”。甚至在文献档案的佐证下，这种情况仍不可避免。相对于过去时空中的全部“痕迹”来说，档案总是有限的;相对于历史的档案来说，个体对于档案的占有总是有限的;相对于所占有的档案来说，个体对于档案的解读和阐释总是有限的。文献档案本身就与某种观念相关，或者说，是某种观念的文本形式，我们关于文献档案的讨论，总是在我们为文献档案所设定的某些规则之下的讨论，“是它为我们所能够说出的东西——和为它自己，为我们话语的对象——提供它的出现的方式。”[21]P144-145器物遗迹也要在某种观念之下呈现，他们并不能独立地作为“事件”“痕迹”。
通常，在这个“痕迹”系统的全部要素中，通常能够确定的一个要素，就是“时间”。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时间”都是精确无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历史事件的起止时间往往是引起争论的高频问题）;而是说，我们普遍接受以“时间”作为“痕迹”的标线：既没有不以“时间”为标线的“痕迹”，也没有不标识着某种“痕迹”的“时间”。标识“痕迹”的“时间”与带有“时间”标线的“痕迹”一起构成“历史”。比如，我们不能只是说“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而不补充说明任何事件（如果时间“标线”之内是绝对的“无”，则“标线”本身也不能存在）。通常的情况是，当“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这个时间标线被提及，人们几乎会立刻联想“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痕迹”也是“时间”的标线。 （二）加强革命文化建设的几个建议
在革命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实是历史的筋骨，史观则是中枢。”[37]历史自身不会说话，只是在某种历史观的统摄下，它才能告诉人们过去的活动，再现历史的样貌。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基于现实需要和未来期望而构建自己的“集体记忆”;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领导阶级的“集体记忆”也必然在社会“‘集体记忆’群”中起到统领作用，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的演化规律。所以，加强革命文化建设，最根本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是前提。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7]P328革命文化建设，也应积极扩大红色地带，遏制灰色地带，铲除黑色地带。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打造文化精品是支点。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17]P350对于社会上的不如意之处及丑恶现象，文艺创作不能只是“简单记述”“原始展示”，而要给予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关照，歌颂光明以驱逐黑暗、抒发理想以鼓舞前进。[17]P319-320心理学研究表明，集体记忆的协作促进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人再现。[38]在革命文化建设中，党的舆论宣传阵地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尊重文化传播规律，提升宣传能力，加强监督引导，抵制流言，弘扬正气。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复魅”英雄是重点。习近平指出，“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17]P351英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革命英雄人物，既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符号和叙事支点，更是革命者的“集体超我”，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角色的典型范式。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革命文化建设，离不开“集体超我”的塑造。国家惟愿百年无战事，人民不可一日忘英雄。“生活可以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但人生不可以失落‘英雄主义的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灵魂。它支撑人的自立和自主，它维护人的自爱和自尊，它激励人的自律和自省，它把主体挺立起来。”[39]P195-196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革命英雄需要我们的致敬，他们并不需要也不能感知那些华美的祭品和后人的敬意;而是我们需要向革命英雄致敬，通过肃穆的仪礼，实现灵魂的对望，由此整理精神世界的价值秩序。
加强革命文化建设，增强价值认同是关键。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及其价值体系中，其成员对共同体的历史认同，与对共同体的现实认同及未来想象是统一的。一方面，这一共同体的历史，须与这一共同体的现实及未来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才能在现时语境中获得表达，并能够在未来语境中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共同体的现实，也必须具有成为历史的可能性（最大程度聯结历史与未来的能力），才能在历史的结构中获得自我展现。这两个方面，既是共同体的革命合法性的要件，也是共同体的革命文化合法性的要件。增强革命文化的价值认同，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展现共同体价值认同的根本一致性，并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释放革命文化的亲和力、渗透力、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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