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8年，我作为知青下放回东乡县虎圩乡炉前山科村劳动。在近十年的农村生产劳动中，我看到了当时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弊端，“大锅饭”式的生产劳动体制，使大多数社员都在集体劳动中“磨洋工”“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当时村里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是“生产队田养精神，自留地里鼓干劲”“集体效益无所谓，大锅饭里有靠山”。
我的脑海萌发出要探索建立一种符合当时农村发展实际，并能充分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新的农业生产办法。核心是使生产的好坏同社员家庭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为了求证这种想法在理论上、路线上的正当性，在政策上的合法性，我有空就往村上大队部跑，找来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报刊阅读，同时认真聆听村里大喇叭播出的有关时政新闻，捕捉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信息来参考。
1979年农历新年刚刚过去，农村春耕备耕即将开始，我有幸以后勤服务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并看到了会上传达的一份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份文件中，尽管仍然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准化小核算单位”，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另外，文件还强调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民经营家庭副业，以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这些表述让我看到了我们村年轻人能大有作为的机遇和希望。
开完会回到山科村，我首先找到同队（山科二队）好友官运春。当我把在山科村探索实行分田包干到组的想法告诉他后，他当即同意一起干。几天后，我们又邀集同村官简金、官飘文父子及官友根、官水木、官炳辉、官兴旺、官木旺、官景辉等共同商量分田包干到组的可行性。我们预料这种做法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评估实施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通过认真冷静的分析后，大家一致认为：领头和参与的骨干有被批斗、坐牢的风险，但时间不会太久。分田包干到组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员增产增收，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精神。这种做法代表了民意，值得冒点风险。
经过近两个月反复酝酿、商议，我们认为要尽快实施分田包干到组，就必须采取恰当的方法，即实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擦边球行变通术的策略，对上级领导动之以情，倾诉民情民意，表明目的是为提高劳动效率，争取他们理解、同情、默认，对下（内）则强势推进、坚决拿（革）掉队长的“吹哨权”，取消保管员的管家权，干净利落排除障碍。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团结力量，有效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围攻”，我们的包工作业组采取“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方式来划分，即把有血缘亲情关系的家庭分为一组，以落实中央文件规定允许采用的“包工到作业组”责任制。在脱离“大锅饭”后，再暗中在作业组内“分田包干到户”。通过广泛的私下动员、细心沟通，“分田包干到组”的想法得到绝大多数社员的赞同。根据初步按血缘亲疏分组，山科一队可划分成四个兄弟叔侄组（每组4户上下），山科二队可划分为三个叔侄兄弟组（每组5户上下）。时不我待，这批年轻社员经过会议讨论，确定在“双抢”结束（立秋前）后实行分组分田，以方便分组后实施田间自主管理，并选择阻力相对较大的山科二队作为试点突破，然后山科一队顺势跟进。
8月上旬农历立秋的那天下午，我主动对山科二队“大锅饭”的弊端表达不满。当时，保管员在双抢时节负责收谷进仓，属于干轻快活吃高工分，对此社员实属无奈。但到秋后二晚时节耘禾时，大家都不吃高工分了，他还赖着要吃高工分，并声称如不行就要加派两人帮他挑谷进仓。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向队里提出要包工到作业组。运春、景辉、慢生、共村、连生等社员随即支持响应，但队长与保管员也毫不示弱，坚决不同意。当晚，女社员晒干的稻谷即被堆放在露天没被收进仓。第二天上午，山科二队群情激愤，大家无心干活，纷纷到公社驻地评理讨个说法。
在公社办公室，队长像个被告人，被我们控诉以权谋私（全家都干轻快活、吃高工分）、占着茅坑不拉屎，不贯彻中央包工到作业组的政策，又无法调动山科村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社员强烈要求分长年包工作业组，不吃“大锅饭”，各尽所能、多劳多得。队长被数落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公社办公室主任曾来龙表示，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分长年作业组，回去商量好怎样分好，要搞好团结把早谷晒完进仓。
回村后，队长的大哥官水 （保管员的父亲）见我们分组决心大，公社干部又表态支持，也劝说兄弟、儿子依了大伙分组吧，都有一双手各划各的船，有利于生产增收，减少矛盾纠纷。下午，我们即和队会计官简金商谈分组细节。当“分田包干到组”正按事先商量好的方法顺利进行时，却意外地遇到一道难题。二队社员官慢生按山科村族谱记载属第三房，近几代（祖孙）都是单丁传承到官慢生这一代。现二队已分的三组都不愿接纳他入组（怕生矛盾时，有理讲不清），官慢生也有顾虑不愿入组。考虑到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实行分田包干到户，大家决定让官慢生先行先试，让他一家冠名木工专业户单干，打个擦边球。秋后第三天，一个木工专业户、三个兄弟作业组取代了山科二队“大锅饭”。具体的做法是：将二队现有耕地、耕牛、农具、仓库等生产资料按一户三组均等公平分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大包干；国家公粮，征购粮，公社、大队上调提留款项，按各组、户分得耕地面积数分摊。在山科二队成功实行“分田包干到户、组”后两天，四个兄弟叔侄作业组又顺势砸碎了山科一队“大锅饭”体制。从此“一个木工专业单干户、七个生产作业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在东乡县虎圩公社炉前大队一个三十几户叫“山科”的小村庄开始了。
山科村自分田包干到戶、组后，社员即从磨洋工、混工分的“囚笼”中解放出来。以前二晚稻管理耘一次禾需要一星期，责任到户、组后只用三天就高质量地完成。腾出的时间各家各户即转移到家庭副业。每家当月都有60元至80元收入。二晚禾苗滋露长，山科社员勤劳忙。炉前大队党支书黄发旺、公社驻队干部熊荣辉看到山科村二晚禾苗长势好，社员生产生活明显改善，深知是分田包干到户、组所带来的。他们明知此举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出于尊重民意为民解忧的本能，暗中给予了理解、同情和默认。
山科村异常的新现象很快被周边所知，公社革委会两位领导带领一帮人到山科村召开社员大会，表示要铲除山科村新生的“资本主义的苗”，甚至上纲上线，说山科村出现单干户是破坏人民公社的基础，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站出来代表山科村社员据理力争。我质问说：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难道错了吗？三中全会决策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难道是右倾吗？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建四化难道是复辟吗？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长草过穷日子吗？农业机械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靠喊口号怎么能实现？然后，我又正面解释说，山科村分田包干到户、组责任制，是为了加快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实现增产增收，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提升，符合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安定团结建四化的精神。两位领导要勤学习多看报，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要解放思想向前看，融入四化添砖瓦。一席话说得两位领导脸泛红晕，社员听着扬眉吐气，更加坚定了分田包干到户、组的决心。
之后，尽管还经过了一些大小波折，但在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紧密团结一致的各组、户社员的坚持下，山科村分田包干到户、组的既成事实最后得到了公社的默认。几个月后，山科村二季稻实现大增收，木工单干户官慢生光卖征购粮就收入400多元，其他作业组户均收入也都翻了一番。在现实利益的激励之下，到1979年年终，山科村7个作业组几乎都更进一步“包产到户”了。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我的脑海萌发出要探索建立一种符合当时农村发展实际，并能充分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新的农业生产办法。核心是使生产的好坏同社员家庭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为了求证这种想法在理论上、路线上的正当性，在政策上的合法性，我有空就往村上大队部跑，找来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报刊阅读，同时认真聆听村里大喇叭播出的有关时政新闻，捕捉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信息来参考。
1979年农历新年刚刚过去，农村春耕备耕即将开始，我有幸以后勤服务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并看到了会上传达的一份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份文件中，尽管仍然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准化小核算单位”，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另外，文件还强调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民经营家庭副业，以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这些表述让我看到了我们村年轻人能大有作为的机遇和希望。
开完会回到山科村，我首先找到同队（山科二队）好友官运春。当我把在山科村探索实行分田包干到组的想法告诉他后，他当即同意一起干。几天后，我们又邀集同村官简金、官飘文父子及官友根、官水木、官炳辉、官兴旺、官木旺、官景辉等共同商量分田包干到组的可行性。我们预料这种做法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评估实施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通过认真冷静的分析后，大家一致认为：领头和参与的骨干有被批斗、坐牢的风险，但时间不会太久。分田包干到组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员增产增收，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精神。这种做法代表了民意，值得冒点风险。
经过近两个月反复酝酿、商议，我们认为要尽快实施分田包干到组，就必须采取恰当的方法，即实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擦边球行变通术的策略，对上级领导动之以情，倾诉民情民意，表明目的是为提高劳动效率，争取他们理解、同情、默认，对下（内）则强势推进、坚决拿（革）掉队长的“吹哨权”，取消保管员的管家权，干净利落排除障碍。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团结力量，有效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围攻”，我们的包工作业组采取“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方式来划分，即把有血缘亲情关系的家庭分为一组，以落实中央文件规定允许采用的“包工到作业组”责任制。在脱离“大锅饭”后，再暗中在作业组内“分田包干到户”。通过广泛的私下动员、细心沟通，“分田包干到组”的想法得到绝大多数社员的赞同。根据初步按血缘亲疏分组，山科一队可划分成四个兄弟叔侄组（每组4户上下），山科二队可划分为三个叔侄兄弟组（每组5户上下）。时不我待，这批年轻社员经过会议讨论，确定在“双抢”结束（立秋前）后实行分组分田，以方便分组后实施田间自主管理，并选择阻力相对较大的山科二队作为试点突破，然后山科一队顺势跟进。
8月上旬农历立秋的那天下午，我主动对山科二队“大锅饭”的弊端表达不满。当时，保管员在双抢时节负责收谷进仓，属于干轻快活吃高工分，对此社员实属无奈。但到秋后二晚时节耘禾时，大家都不吃高工分了，他还赖着要吃高工分，并声称如不行就要加派两人帮他挑谷进仓。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向队里提出要包工到作业组。运春、景辉、慢生、共村、连生等社员随即支持响应，但队长与保管员也毫不示弱，坚决不同意。当晚，女社员晒干的稻谷即被堆放在露天没被收进仓。第二天上午，山科二队群情激愤，大家无心干活，纷纷到公社驻地评理讨个说法。
在公社办公室，队长像个被告人，被我们控诉以权谋私（全家都干轻快活、吃高工分）、占着茅坑不拉屎，不贯彻中央包工到作业组的政策，又无法调动山科村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社员强烈要求分长年包工作业组，不吃“大锅饭”，各尽所能、多劳多得。队长被数落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公社办公室主任曾来龙表示，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分长年作业组，回去商量好怎样分好，要搞好团结把早谷晒完进仓。
回村后，队长的大哥官水 （保管员的父亲）见我们分组决心大，公社干部又表态支持，也劝说兄弟、儿子依了大伙分组吧，都有一双手各划各的船，有利于生产增收，减少矛盾纠纷。下午，我们即和队会计官简金商谈分组细节。当“分田包干到组”正按事先商量好的方法顺利进行时，却意外地遇到一道难题。二队社员官慢生按山科村族谱记载属第三房，近几代（祖孙）都是单丁传承到官慢生这一代。现二队已分的三组都不愿接纳他入组（怕生矛盾时，有理讲不清），官慢生也有顾虑不愿入组。考虑到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实行分田包干到户，大家决定让官慢生先行先试，让他一家冠名木工专业户单干，打个擦边球。秋后第三天，一个木工专业户、三个兄弟作业组取代了山科二队“大锅饭”。具体的做法是：将二队现有耕地、耕牛、农具、仓库等生产资料按一户三组均等公平分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大包干；国家公粮，征购粮，公社、大队上调提留款项，按各组、户分得耕地面积数分摊。在山科二队成功实行“分田包干到户、组”后两天，四个兄弟叔侄作业组又顺势砸碎了山科一队“大锅饭”体制。从此“一个木工专业单干户、七个生产作业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在东乡县虎圩公社炉前大队一个三十几户叫“山科”的小村庄开始了。
山科村自分田包干到戶、组后，社员即从磨洋工、混工分的“囚笼”中解放出来。以前二晚稻管理耘一次禾需要一星期，责任到户、组后只用三天就高质量地完成。腾出的时间各家各户即转移到家庭副业。每家当月都有60元至80元收入。二晚禾苗滋露长，山科社员勤劳忙。炉前大队党支书黄发旺、公社驻队干部熊荣辉看到山科村二晚禾苗长势好，社员生产生活明显改善，深知是分田包干到户、组所带来的。他们明知此举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出于尊重民意为民解忧的本能，暗中给予了理解、同情和默认。
山科村异常的新现象很快被周边所知，公社革委会两位领导带领一帮人到山科村召开社员大会，表示要铲除山科村新生的“资本主义的苗”，甚至上纲上线，说山科村出现单干户是破坏人民公社的基础，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站出来代表山科村社员据理力争。我质问说：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难道错了吗？三中全会决策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难道是右倾吗？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建四化难道是复辟吗？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长草过穷日子吗？农业机械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靠喊口号怎么能实现？然后，我又正面解释说，山科村分田包干到户、组责任制，是为了加快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实现增产增收，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提升，符合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安定团结建四化的精神。两位领导要勤学习多看报，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要解放思想向前看，融入四化添砖瓦。一席话说得两位领导脸泛红晕，社员听着扬眉吐气，更加坚定了分田包干到户、组的决心。
之后，尽管还经过了一些大小波折，但在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紧密团结一致的各组、户社员的坚持下，山科村分田包干到户、组的既成事实最后得到了公社的默认。几个月后，山科村二季稻实现大增收，木工单干户官慢生光卖征购粮就收入400多元，其他作业组户均收入也都翻了一番。在现实利益的激励之下，到1979年年终，山科村7个作业组几乎都更进一步“包产到户”了。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