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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秋天，我被邹人倜先生拉着去了贵州，去看了一条公路——24道拐。并希望我能写篇文章，因为“24道拐”是他大伯邹岳生设计的。邹人倜约我贵州之行，我很担心，吃了喝了逛了，写不出来咋办？不过邹人倜倒不着急，一路谈笑风生，悠闲地领着我们在“24道拐”上行走，他指着面前高耸入云的大山说：“这山高吧？”我说：“高啊！”“是很高啊！如果它在别的地方也倒罢了，我们把它當作风景看也蛮好，可他恰恰堵在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公路上。如果搁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开凿隧道，从山里穿过去。但那时候不行，反复勘察，必须从这里过去，也只有从这里过去。因此，就在这个斜坡上设计了这24个弯。24个弯是有讲究的，少了，汽车的动力不够；多了，车头又拐不过弯来。”
坐着越野车在“24道拐”上盘旋，我觉得邹先生讲的是对的，如果这条公路必须从这里经过的话，那么这“24道拐”的设计是科学的，有技术含量也有艺术考量。它后来能成为“史迪威公路”的标志，并被用作《史迪威传记》的封面和《宋美龄画传》的插图，都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早在1944年4月5日，美国记者便注意到了“24道拐”，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其照片。照片背面有英文说明：“这条像蛇一样有22个‘Z’字型转弯而进入一个岩石山地是滇缅公路一个路段……”这段文字的题目是《史迪威公路：盟军合作和人类不屈不挠的纪念碑》。翌年，美军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又拍了一幅世界闻名的照片：经美国1880工兵营与中国工程人员共同改造后的“24道拐”上，正在爬行着几十辆满载军火的像甲虫一样的美国十轮大卡。
因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是我历史的“盲区”。邹先生对我一问三不知的状态不仅没有失望，而且循循善诱，耐心地提供材料，让我“恶补”这段历史。说实话，关于“二战”，我并非完全“盲区”，什么“东欧战场”“西欧战场”“太平洋战场”以及与这些战场联系起来的“轴心国”和“同盟国”，我是知道的，不谦虚地说，我还知道“巴顿将军”，然而我独独对亚洲战场的一条重要公路却一无所知。
知道了这些背景资料，关于“24道拐”的历史地位就清楚多了。那时候的中国，经过清朝几百年统治，已经十分衰弱，因此对日本的侵略，无论从武器上还是士气上，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占上风，所以，“节节败退”是必然的。但中国人没有失去自信心，正面战场仍然在奋力抵抗。然而物资紧缺、武器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好在当时的同盟国美国比较发达，在援华方面不遗余力，通过“驼峰航线”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着物资。这些通过“驼峰航线”运送过来的物资，又经“史迪威公路”而运往前线战场。
邹人倜先生苦口婆心地对我所说的“24道拐”就在这“史迪威公路”的晴隆界内，因为它的曲折与奇特，常被誉为地上的“驼峰航线”，人们在说到它的重要性时，喜欢用“命系一线”来形容。
有必要再說说“驼峰航线”。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样，大量的援华物资便无法运进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开辟新的运输线——“驼峰”航线诞生了。“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条空运航线。它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及日军占领区。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美双方总共投入人数84000多人，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仅美军一方便损失飞机1500多架，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达80%。1945年二战结束后，《时代周刊》在描述“驼峰航线”时是这样说的：“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散落着无数的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碎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人们称它为‘铝谷’。”
邹人倜先生人如其名，满头白发，大高个，像《廊桥遗梦》中的男主角伊斯特伍德。退休后，又创办“西安超人雕塑研究院”，成为中国硅像第一人。他的团队研发出的中国第一台高仿真机器人《邹人倜》，于2006年获美国《时代周刊》世界发明奖。邹人倜花甲之年创业，并在全国迅速崛起。然此并不能完全表现出他的卓越。他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坚忍不拔地挖掘“24道拐”背后的故事的行为，使抗战史实变得丰富立体，由“24道拐”扩展到“史迪威公路”，再由“史迪威公路”扩展到“亚洲战场”。这些史实，不仅彰显了邹岳生一个人，而且由一个人引带出一个国家。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个像邹岳生这样的人，为国家安危而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出路而不计较自己出路，从领袖到平民，都在筚路蓝缕，马革裹尸，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历史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挖掘的，谁也不能阻挡或掩盖真理光芒的放射。邹人倜年近八旬，为此还在奋斗着、努力着，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邹岳生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感慨万千。从更改“周岳生”到“邹岳生”，邹人倜跑了全国乃至世界许多图书馆、档案馆，搜集的资料足有尺高，他将这些资料研究梳理后，又编辑出了《邹岳生年谱》。由此他才知道自己的伯父邹岳生1924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抗战前两年，奉调湖南，先后参与或主持修筑湘黔公路、黔滇公路、中越公路、湘桂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还修筑了6座军用机场。解放前，有人劝他去台湾或美国，但他不为所动，毅然留下来迎接解放。之后便遭批斗，被判刑，后流离失所，不知去向（有人说投长江自尽）。
邹岳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与一条公路连在一起，也与这个时代连在一起。今天，邹人倜申请为邹岳生树立铜像，要为“抗战生命线”申遗。至此，我真不知道我这篇文章是写邹岳生呢，还是写邹人倜呢？或许都有，或许会更广义一些，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与一条公路”，抑或“一个民族与一条公路”。
本文杀青时，正好看到狄马先生的文章《寻找真相是人的本能》，于是又联想到邹人倜。邹人倜这十几年来为一条公路所做的努力，不正是“寻找真相是人的本能”的最好佐证吗。
（编辑/张金余）
坐着越野车在“24道拐”上盘旋，我觉得邹先生讲的是对的，如果这条公路必须从这里经过的话，那么这“24道拐”的设计是科学的，有技术含量也有艺术考量。它后来能成为“史迪威公路”的标志，并被用作《史迪威传记》的封面和《宋美龄画传》的插图，都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早在1944年4月5日，美国记者便注意到了“24道拐”，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其照片。照片背面有英文说明：“这条像蛇一样有22个‘Z’字型转弯而进入一个岩石山地是滇缅公路一个路段……”这段文字的题目是《史迪威公路：盟军合作和人类不屈不挠的纪念碑》。翌年，美军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又拍了一幅世界闻名的照片：经美国1880工兵营与中国工程人员共同改造后的“24道拐”上，正在爬行着几十辆满载军火的像甲虫一样的美国十轮大卡。
因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是我历史的“盲区”。邹先生对我一问三不知的状态不仅没有失望，而且循循善诱，耐心地提供材料，让我“恶补”这段历史。说实话，关于“二战”，我并非完全“盲区”，什么“东欧战场”“西欧战场”“太平洋战场”以及与这些战场联系起来的“轴心国”和“同盟国”，我是知道的，不谦虚地说，我还知道“巴顿将军”，然而我独独对亚洲战场的一条重要公路却一无所知。
知道了这些背景资料，关于“24道拐”的历史地位就清楚多了。那时候的中国，经过清朝几百年统治，已经十分衰弱，因此对日本的侵略，无论从武器上还是士气上，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占上风，所以，“节节败退”是必然的。但中国人没有失去自信心，正面战场仍然在奋力抵抗。然而物资紧缺、武器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好在当时的同盟国美国比较发达，在援华方面不遗余力，通过“驼峰航线”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着物资。这些通过“驼峰航线”运送过来的物资，又经“史迪威公路”而运往前线战场。
邹人倜先生苦口婆心地对我所说的“24道拐”就在这“史迪威公路”的晴隆界内，因为它的曲折与奇特，常被誉为地上的“驼峰航线”，人们在说到它的重要性时，喜欢用“命系一线”来形容。
有必要再說说“驼峰航线”。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样，大量的援华物资便无法运进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开辟新的运输线——“驼峰”航线诞生了。“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条空运航线。它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及日军占领区。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美双方总共投入人数84000多人，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仅美军一方便损失飞机1500多架，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达80%。1945年二战结束后，《时代周刊》在描述“驼峰航线”时是这样说的：“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散落着无数的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碎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人们称它为‘铝谷’。”
邹人倜先生人如其名，满头白发，大高个，像《廊桥遗梦》中的男主角伊斯特伍德。退休后，又创办“西安超人雕塑研究院”，成为中国硅像第一人。他的团队研发出的中国第一台高仿真机器人《邹人倜》，于2006年获美国《时代周刊》世界发明奖。邹人倜花甲之年创业，并在全国迅速崛起。然此并不能完全表现出他的卓越。他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坚忍不拔地挖掘“24道拐”背后的故事的行为，使抗战史实变得丰富立体，由“24道拐”扩展到“史迪威公路”，再由“史迪威公路”扩展到“亚洲战场”。这些史实，不仅彰显了邹岳生一个人，而且由一个人引带出一个国家。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个像邹岳生这样的人，为国家安危而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出路而不计较自己出路，从领袖到平民，都在筚路蓝缕，马革裹尸，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历史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挖掘的，谁也不能阻挡或掩盖真理光芒的放射。邹人倜年近八旬，为此还在奋斗着、努力着，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邹岳生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感慨万千。从更改“周岳生”到“邹岳生”，邹人倜跑了全国乃至世界许多图书馆、档案馆，搜集的资料足有尺高，他将这些资料研究梳理后，又编辑出了《邹岳生年谱》。由此他才知道自己的伯父邹岳生1924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抗战前两年，奉调湖南，先后参与或主持修筑湘黔公路、黔滇公路、中越公路、湘桂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还修筑了6座军用机场。解放前，有人劝他去台湾或美国，但他不为所动，毅然留下来迎接解放。之后便遭批斗，被判刑，后流离失所，不知去向（有人说投长江自尽）。
邹岳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与一条公路连在一起，也与这个时代连在一起。今天，邹人倜申请为邹岳生树立铜像，要为“抗战生命线”申遗。至此，我真不知道我这篇文章是写邹岳生呢，还是写邹人倜呢？或许都有，或许会更广义一些，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与一条公路”，抑或“一个民族与一条公路”。
本文杀青时，正好看到狄马先生的文章《寻找真相是人的本能》，于是又联想到邹人倜。邹人倜这十几年来为一条公路所做的努力，不正是“寻找真相是人的本能”的最好佐证吗。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