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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通过颁布昭令推行佛教禁绝苯教、修建桑耶寺、建立养僧制度等举措从而开起了佛教在吐蕃全面传播的形势，然而其兴佛政策实施使得僧人地位抬高、并与政教进一步结合，使得吐蕃在政教关系、权力集中、土地人口等问题上呈现出了新的问题，并对后来吐蕃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吐蕃；赤松德赞；佛教；兴佛政策
赤松德赞因其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贡献被藏传佛教史家所极度赞美，他推动佛教取代苯教成为吐蕃国家意思形态的宗教。桑耶寺的修建、养僧制度的出台等，赤松德赞这一系列的兴佛举措开启了佛教在青藏高原广阔地域传播的步伐。
一、兴佛政策的内容
（一）延请莲花生入蕃传法和御前佛法会议的建立
苯教是扎根于吐蕃文化的本土宗教，苯教徒和亲苯政治力量一直阻碍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如诬蔑吐蕃境内的自然灾害等为信奉佛教而触怒神袛所致。来蕃传教的汉印僧人均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而赤松德赞经印度高僧寂护推荐，延请莲花生大师入蕃。他通过降神活动，将吐蕃近期种种灾难归咎于苯教诸神，“水淹旁塘的是香保神，雷击拉萨红山的是唐拉神，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是12个地方女神等等”[1]。打击了苯教在吐蕃宗教的权威地位。之后赤松德赞还请寂护和莲花生建立御前佛法会议。
（二）“兴佛灭苯”政令的颁布和实施
莲花生大师为代表的佛教徒和苯教徒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围绕各自宗教义理的优势展开辩论，最终苯教辩败。“结果商定今后不再奉行笨波教，不准再实行死人超荐仪式。……准许为死者超荐而杀马，但家人不吃其肉。把笨波教的书籍全部丢入河里，剩余的，以后要压在黑塔底下。商定今后要倡行佛法，修建寺庙。”[1]P27、28
（三）修建桑耶寺
据桑耶寺寺志《拔协》记载，莲花生大师、寂护和赞普一行人等亲自前往雅鲁藏布江北岸勘察选址。桑耶寺修建历时五年（774—779）[2]之久。桑耶寺按照佛教的宇宙观修建，中心大殿乌策大殿楼高三层，外观上中下三层分别为印式、汉式、藏式三种建筑样式修建。其风格体现了当时吐蕃佛教对印度和唐朝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和汲取。这之后以拔·赛囊为首的七名吐蕃人出家，寂护担任了桑耶寺第一任住持，自此吐蕃逐渐有了本土僧侣和僧团组织。桑耶寺也成为吐蕃佛教的中心。
（四）建立养僧制度
《贤者喜宴》在引述《拔协》关于养僧制度的内容后还做了一定考证：
每年每月供给佛教宗师。青稞七十五克，并以众多衣服作为利益之根本（赐予之），即（每年）没人一套衣服，香料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四卷册（卷）、墨三锭、充足的食盐。……再者，为三宝之所依长存，赐予（每座）寺院属民一百户，次于每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力均授予僧人。[3]
由此可知这时的吐蕃僧人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
二、兴佛政策的影响及评价
（一）为佛教在吐蕃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赤松德赞的兴佛政策一扫其父赤德祖赞以来佛教被苯教压制的局面，破除了佛教进入吐蕃传播时其本土宗教苯教在文化上、思想上的排斥和阻碍，开启了佛教在吐蕃全面传播的新局面，为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即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二）使政权与教权进一步结合
早在苯教在吐蕃盛行时期，吐蕃政治就呈现出政教结合色彩。“自藏王聂赤赞普到藏王拉脱脱日宁赞二十七代之间，西藏政治以‘仲’（说神话者）、‘德乌’（讲谜语者）和‘本’（苯教士）三者来护持（即以本治国）……吐蕃的政治与苯教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似乎已经形成。”[4]在佛笨斗争中，吐蕃上层便分化为亲苯、亲佛两种势力。而兴佛政策中，不仅亲佛势力成了吐蕃政权的主导，御前佛法会议的建立也为僧人干涉政治提供了可能。僧人势力成为政治舞台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势力，如之后赞普赤德松赞视僧人娘·定埃为朝堂重臣，并赋予种种特权，还两颁诏书褒扬其功绩。
而就养僧制度出台，寺院属民的土地、财产等成了寺院的资产，属名与寺院间产生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为后来寺院庄园经济奠定了基础，寺院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原有这一地区地方行政机构或者部落组织，而其属名逐渐沦为农奴。吐蕃王朝奔溃后，西藏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便是便是地方依附寺院或教派的形势。
（三）抬高僧人地位和特权，从而为其后赞普的佞佛政策埋下伏笔
赤松德赞的养僧制度的出台，使得僧人衣食无忧，并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僧团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实力集团开始在吐蕃社会中迅速崛起，他们不但以三户养僧制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而且其权力和地位也呈现出全面升之势。”[6]在这一制度先例和僧人即得利益集团影响下，其后的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先后出台政策，尤其是赤祖德赞热巴巾的佞佛政策彻底激化了僧人集团与吐蕃民众和上层政治势力的矛盾，从而诱发了末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举动。
参考文献：
[1]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23.
[2]黄明信.吐蕃佛教[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74.
[3]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一）[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2）：32.
[4]东嘎·洛桑赤烈著，唐景福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4.
[5] 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88.
关键词：吐蕃；赤松德赞；佛教；兴佛政策
赤松德赞因其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贡献被藏传佛教史家所极度赞美，他推动佛教取代苯教成为吐蕃国家意思形态的宗教。桑耶寺的修建、养僧制度的出台等，赤松德赞这一系列的兴佛举措开启了佛教在青藏高原广阔地域传播的步伐。
一、兴佛政策的内容
（一）延请莲花生入蕃传法和御前佛法会议的建立
苯教是扎根于吐蕃文化的本土宗教，苯教徒和亲苯政治力量一直阻碍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如诬蔑吐蕃境内的自然灾害等为信奉佛教而触怒神袛所致。来蕃传教的汉印僧人均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而赤松德赞经印度高僧寂护推荐，延请莲花生大师入蕃。他通过降神活动，将吐蕃近期种种灾难归咎于苯教诸神，“水淹旁塘的是香保神，雷击拉萨红山的是唐拉神，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是12个地方女神等等”[1]。打击了苯教在吐蕃宗教的权威地位。之后赤松德赞还请寂护和莲花生建立御前佛法会议。
（二）“兴佛灭苯”政令的颁布和实施
莲花生大师为代表的佛教徒和苯教徒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围绕各自宗教义理的优势展开辩论，最终苯教辩败。“结果商定今后不再奉行笨波教，不准再实行死人超荐仪式。……准许为死者超荐而杀马，但家人不吃其肉。把笨波教的书籍全部丢入河里，剩余的，以后要压在黑塔底下。商定今后要倡行佛法，修建寺庙。”[1]P27、28
（三）修建桑耶寺
据桑耶寺寺志《拔协》记载，莲花生大师、寂护和赞普一行人等亲自前往雅鲁藏布江北岸勘察选址。桑耶寺修建历时五年（774—779）[2]之久。桑耶寺按照佛教的宇宙观修建，中心大殿乌策大殿楼高三层，外观上中下三层分别为印式、汉式、藏式三种建筑样式修建。其风格体现了当时吐蕃佛教对印度和唐朝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和汲取。这之后以拔·赛囊为首的七名吐蕃人出家，寂护担任了桑耶寺第一任住持，自此吐蕃逐渐有了本土僧侣和僧团组织。桑耶寺也成为吐蕃佛教的中心。
（四）建立养僧制度
《贤者喜宴》在引述《拔协》关于养僧制度的内容后还做了一定考证：
每年每月供给佛教宗师。青稞七十五克，并以众多衣服作为利益之根本（赐予之），即（每年）没人一套衣服，香料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四卷册（卷）、墨三锭、充足的食盐。……再者，为三宝之所依长存，赐予（每座）寺院属民一百户，次于每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力均授予僧人。[3]
由此可知这时的吐蕃僧人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
二、兴佛政策的影响及评价
（一）为佛教在吐蕃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赤松德赞的兴佛政策一扫其父赤德祖赞以来佛教被苯教压制的局面，破除了佛教进入吐蕃传播时其本土宗教苯教在文化上、思想上的排斥和阻碍，开启了佛教在吐蕃全面传播的新局面，为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即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二）使政权与教权进一步结合
早在苯教在吐蕃盛行时期，吐蕃政治就呈现出政教结合色彩。“自藏王聂赤赞普到藏王拉脱脱日宁赞二十七代之间，西藏政治以‘仲’（说神话者）、‘德乌’（讲谜语者）和‘本’（苯教士）三者来护持（即以本治国）……吐蕃的政治与苯教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似乎已经形成。”[4]在佛笨斗争中，吐蕃上层便分化为亲苯、亲佛两种势力。而兴佛政策中，不仅亲佛势力成了吐蕃政权的主导，御前佛法会议的建立也为僧人干涉政治提供了可能。僧人势力成为政治舞台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势力，如之后赞普赤德松赞视僧人娘·定埃为朝堂重臣，并赋予种种特权，还两颁诏书褒扬其功绩。
而就养僧制度出台，寺院属民的土地、财产等成了寺院的资产，属名与寺院间产生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为后来寺院庄园经济奠定了基础，寺院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原有这一地区地方行政机构或者部落组织，而其属名逐渐沦为农奴。吐蕃王朝奔溃后，西藏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便是便是地方依附寺院或教派的形势。
（三）抬高僧人地位和特权，从而为其后赞普的佞佛政策埋下伏笔
赤松德赞的养僧制度的出台，使得僧人衣食无忧，并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僧团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实力集团开始在吐蕃社会中迅速崛起，他们不但以三户养僧制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而且其权力和地位也呈现出全面升之势。”[6]在这一制度先例和僧人即得利益集团影响下，其后的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先后出台政策，尤其是赤祖德赞热巴巾的佞佛政策彻底激化了僧人集团与吐蕃民众和上层政治势力的矛盾，从而诱发了末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举动。
参考文献：
[1]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23.
[2]黄明信.吐蕃佛教[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74.
[3]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一）[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2）：32.
[4]东嘎·洛桑赤烈著，唐景福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4.
[5] 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