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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政治家、战略家中，像毛泽东那样爱读书，会读书，善于从历史中引出对今天有益的经验和智慧，是并不多见的。这里引毛泽东读明朝冯梦龙《智囊》的几则批语，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别人的错误是有很大帮助的。
朱博，是西汉成帝时，以武将出身出任北州的刺史。有一次他外出巡视时，突发数百民众拦道告状，场面混乱。他明白告示：要告县级官吏应该到所属郡里去告，本刺史不直接管辖监察这一级官员；要告郡守、邑宰的官吏，俟本刺史巡视完毕回衙后再告；其他状告盗贼等事项，要到相关衙门去告。告示处置说理明白，事态很快平息下去。朱博得知这次聚众闹事是一个老从事教唆的结果，遂把这个从事处死。毛泽东在这里写了这样一条批语：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教以改过，或者调改他职。毛泽东之所以不贊成杀此人，是因为他并没有恶意，只是想考验这位武将出身的刺史的应变能力，而且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应给予改过的机会。
书中还记载朱博处置的另一件事情，却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事情的原委是：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的时候强奸过别人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面部。官府的一个功曹接受了尚方禁的贿赂，不但没有开除他，反而调作守尉。朱博得知此事后，就找一个借口召见尚方禁，看他的面部果然有瘢痕，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尚方禁自知事已败露，连忙叩头，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朱博表示：“大丈夫本难免不时有这种事，我想为你洗刷耻辱，你愿意为我效力吗？”尚方禁以“万死不辞”回答。于是，让他充当耳目，屡屡破获盗贼等案件，成效显著，并得到提升。过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受贿的功曹，单独谈话，痛斥他种种不端的行为，要求他将自己受贿一个钱以上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如有半点隐瞒欺骗的话，就杀他的头。此人惊恐万状，一一写出自己受贿的事实。朱博相信他说了实话，于是令他听候裁决，让他改过自新，并拔出刀来将他写的纸裁碎，仍让他担任功曹。他做到了痛改前非，尽心尽责，不敢有半点差错，朱博因此就重用了他。毛泽东读后，肯定了朱博对尚方禁、功曹的处置，并写下“使人改过自效”的批语。
凡是涉及对人的处理问题，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智囊》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去问候赵威后，赵威后对使者说：“齐国的於陵子终还活着吗？他这个人做人，是上不以臣礼事奉君王，下不治理自己的家庭，中不求跟诸侯来往。这是个引导百姓无所事事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是不杀了他呢？”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像赵威后所说的於陵子终的为人，都属于一般性的问题，是通过教育和改造可以转化的，是不应该杀掉的。
像上述这样的批语，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这些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对人的处理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针。他曾说：“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在他看来，应当容许别人犯错误，也应当容许别人改正错误；一犯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是一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老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而对于犯过错误的也不要过度揽过自责，这样做都不好，只要改了就好。这里举一个例说，毛泽东十分欣赏西汉政论家贾谊，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贾谊，并指出他写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在33岁那年，受业于他的梁怀王不幸坠马而亡，他自责“为傅无状”，忧郁而死。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说明过度自责是没有必要的，对他的早亡表示惋惜。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这正如孔子的学生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朱博，是西汉成帝时，以武将出身出任北州的刺史。有一次他外出巡视时，突发数百民众拦道告状，场面混乱。他明白告示：要告县级官吏应该到所属郡里去告，本刺史不直接管辖监察这一级官员；要告郡守、邑宰的官吏，俟本刺史巡视完毕回衙后再告；其他状告盗贼等事项，要到相关衙门去告。告示处置说理明白，事态很快平息下去。朱博得知这次聚众闹事是一个老从事教唆的结果，遂把这个从事处死。毛泽东在这里写了这样一条批语：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教以改过，或者调改他职。毛泽东之所以不贊成杀此人，是因为他并没有恶意，只是想考验这位武将出身的刺史的应变能力，而且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应给予改过的机会。
书中还记载朱博处置的另一件事情，却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事情的原委是：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的时候强奸过别人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面部。官府的一个功曹接受了尚方禁的贿赂，不但没有开除他，反而调作守尉。朱博得知此事后，就找一个借口召见尚方禁，看他的面部果然有瘢痕，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尚方禁自知事已败露，连忙叩头，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朱博表示：“大丈夫本难免不时有这种事，我想为你洗刷耻辱，你愿意为我效力吗？”尚方禁以“万死不辞”回答。于是，让他充当耳目，屡屡破获盗贼等案件，成效显著，并得到提升。过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受贿的功曹，单独谈话，痛斥他种种不端的行为，要求他将自己受贿一个钱以上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如有半点隐瞒欺骗的话，就杀他的头。此人惊恐万状，一一写出自己受贿的事实。朱博相信他说了实话，于是令他听候裁决，让他改过自新，并拔出刀来将他写的纸裁碎，仍让他担任功曹。他做到了痛改前非，尽心尽责，不敢有半点差错，朱博因此就重用了他。毛泽东读后，肯定了朱博对尚方禁、功曹的处置，并写下“使人改过自效”的批语。
凡是涉及对人的处理问题，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智囊》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去问候赵威后，赵威后对使者说：“齐国的於陵子终还活着吗？他这个人做人，是上不以臣礼事奉君王，下不治理自己的家庭，中不求跟诸侯来往。这是个引导百姓无所事事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是不杀了他呢？”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像赵威后所说的於陵子终的为人，都属于一般性的问题，是通过教育和改造可以转化的，是不应该杀掉的。
像上述这样的批语，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这些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对人的处理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针。他曾说：“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在他看来，应当容许别人犯错误，也应当容许别人改正错误；一犯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是一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老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而对于犯过错误的也不要过度揽过自责，这样做都不好，只要改了就好。这里举一个例说，毛泽东十分欣赏西汉政论家贾谊，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贾谊，并指出他写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在33岁那年，受业于他的梁怀王不幸坠马而亡，他自责“为傅无状”，忧郁而死。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说明过度自责是没有必要的，对他的早亡表示惋惜。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这正如孔子的学生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