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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本被我翻得残破不堪、如今早已丢失的书—《多情剑客无情剑》，作者古龙。
书里有个人叫郭嵩阳，以一柄铁剑扬名。他与主角李寻欢决战，对方不忍伤害，三次相让，郭嵩阳最终收剑认输。
感念于李寻欢的人格魅力，他以点穴之法羁縻住李寻欢，代替他去和鬼魅一般的荆无命一战。自知不敌，他以身试剑，故意让荆无命刺中26剑之后，还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残躯悬挂于瀑布之上，让水将血污冲刷干净，以便随后赶来的李寻欢得以从伤口观察出荆无命的剑法特点，做到知己知彼。
尔时年少，深感震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现实中有这样的例子吗？
后来知道，有，而且不计其数—比如谭嗣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他明知一死仍决意留下，用生命来警醒国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也许是担心康梁对未能共死心怀愧疚，他还留下千古名句以表劝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作为火种离去的，作为牺牲留下的，各得其所，“咱们还是兄弟”。
郭嵩阳、谭嗣同，仅仅是虚构与现实的区别么？当然不止于此。
《七剑》剧照。
按弗洛姆先生的说法，这叫先知和祭司的区别。先知是价值信念本身，祭司是追随者或者宣称追随者。郭嵩阳是一个好的祭司，他忠实于他的先知李寻欢；而谭嗣同本身就是一个先知，他用壮烈的方式告诉世人，即便社会一片荒寂，还是有一小群人，肩上承载着希望，就像亚伯拉罕要在所多玛城寻找的“十个义人”。
对此，有一句整体上来历不明的话，一语分出轩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中国社会的侠义精神，总在时光里波动，时隐时现。
被克制的激情
我读《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已是1990年代，那时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光辉已经暗淡。在理想主义澎湃的1980年代，金庸、古龙，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
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被集结起来的公共精神，想要以一己之身，去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的自觉意识。1980年代，这种自觉意识确实席卷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连尾巴也没有赶上，在这条路上只拾到一点牙惠。武侠小说的流行，正因为它契合了蓬勃的公共精神，激发了担当意识。
故而从武侠小说的兴盛与式微，可以和不同时代的社会性格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
今天，金庸与古龙早已过时了，更遑论等而下之的那些二三流武侠小说家。不过今天也有今天的“武侠”，它以“玄幻、仙侠”等新题材的面目出现。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新题材武侠作品，是新世纪初的《仙剑奇侠传》，这是一部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我们这群余晖之下的武侠迷，那时正上大学，在津津乐道金庸、古龙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也坦然接受了这种新的混合题材。这和这一代大学生对国事的议论仅止于议论可谓若合符节，我们更关心的，是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精神食粮本身已经不与现实挂钩，无论再让人心潮澎湃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娱乐。
“玄幻、仙侠”不断滋长、繁茂，到今天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这些作品的一个共性是没有任何时代背景，纯粹是消费主义驱使下的一种想象力驰骋。抽离了时代背景，就抽离了现实感，因而无论故事怎样进展，都决不会带来思想负担。因为这是价值观建构了作品，而不是作品建构价值观—出于消费与娱乐目的而制造的故事，当然不会告诉受众应当警惕消费与娱乐，这和社会公共精神的萎缩完全对应。
此处无意借通俗流行文学的变化去褒扬或批判某一代人，而是首先挑明一个道理：社会气质会主导文艺偏好。回顾1980年代，理想主义气质其实相当程度上起于一种集体的稚气。刚刚改革开放，一个大变革时代来临，一切價值都在重构，而中国社会并不具备应付这个大变革的心智—因为长时间的阵营壁垒隔阻，人们见过的世面太少。年轻人充满希望，想要担当，但不知具体路径。武侠小说正因为符合这一气质，给知识青年的“为国寻路”热情提供了出口，也为普通人与时代如何建立联系提供了最通俗的解释。
金庸、古龙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于在大陆流行之前。所以他们的流行和今天的新题材流行不一样，社会不是被动接受商业逻辑的娱乐喂食，而是主动选择身上缺乏的成分。某种程度上说，这有点“开眼看世界”的意思，只不过看到的，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传统文化里一种被克制的激情。
这种激情就是侠义精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浓重的乌托邦味道的价值流派。
武侠的祖宗
侠义精神最重要的渊薮，是墨子。在墨子的主张里，这种精神叫“任侠”。
他先解释了“任侠”的意思：“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相当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阐明“任侠”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顾一切，扶危救困。
墨家不但有学院派的学术团体负责价值供给，而且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践行认定的价值。
在电影《墨攻》里，赵国为了攻打燕国，而试图先攻灭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这样梁国就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于是墨者革离被“组织”派往梁国，协助守城。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曾真实发生，《墨子·公输》就记载，墨子为了止楚攻宋，派出禽滑嫠等300人，持守圉之器入宋以待楚寇。
墨子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里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超越任何时代的终极道德实践家。正因其精神的纯粹，决定了其不可持续，不说世俗权力与其它秩序思想的攻击， 他建立的组织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墨子。
墨子一身正气的侠义精神富于乌托邦色彩。事实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几乎就是墨家行动的翻版。乌托邦人不为利益而战，而是为信念而战，常常不惜代价援助被欺凌的邻邦。 权力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墨家在秦朝碰上了死敌法家，在汉朝又遇上了霸道的儒家，再加多种因素作用，于汉代逐渐式微。然而即便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也不完全否定墨家的价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见义不为，无勇”，隐约还是有侠义的影子。当然，这个“义”是有限定的伦理基础的，不是墨子那样的绝对的人本主义。
“侠”的精神，墨子是最“正宗”的一家，但并非独此一家，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一家。中国人熟悉的“侠”，至少还有两支。
一是“游侠”。这些人有的踽踽独行，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被收聚在贵族门下，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主角，比如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手下的一些宾客。
《刺客聂隐娘》剧照。
二是“绿林豪侠”。从王莽时期啸聚于湖北绿林山的王匡、王凤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代代有之，基本特点就是反抗官府、劫掠财宝。
这两类“侠”，都是血勇有余，但价值信念广度不足。如果说墨子作为一个先知，是良知和仁慈统领智慧与勇气的一个整体，这些人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金庸和古龙所创造的武侠小说世界，是一个混合了各种“侠客”的江湖，但故事的主人公，一般还是有明显的墨者痕迹。郭靖是“侠之大者”，而李寻欢本身就是价值化身。武侠小说为了赋予主人公“任侠”的能力，必须虚构给他一身高强的武功。而墨家的“侠”，武艺并不是必要条件，所以墨者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号召。
墨家的“任侠”精神，是一种遥远的绝响，但因为它是超越任何时代道德的正义诉求，它点燃的星火从未熄灭。乱世，它是一声内心号角，太平时代，它是一种美丽想象。
1980年代其实是思想的乱世，故而内心的“任侠”号角被吹响；而其后的经济机会夺走了号角，太平的气氛把它转变为虚幻的想象力。
对“任侠”的爱与怕
中国有最灿烂的武侠文化，又有最不适宜武侠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这是一对矛盾。
历朝历代，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都会对侠义精神着迷，但退回现实生活，他们又会非常自觉地防止侠义精神在初级社群里滋长。
儒法并用是历代国家治理的常态，儒与法，都与“侠”不兼容。
法，自然不用细述，这是一種严格否定的秩序，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私力的不受约束。所以韩非子说得非常明白：“儒以文触法，侠以武犯禁。”“带剑者”是“五蠹”之一，五蠹不除，亡国灭朝。
儒，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概括的广阔胸怀，但这是为知识分子专设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稀有阶级，故而这是“体制内”的专利。并且这一专利还有公认的转化途径，简而言之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心服务于政治秩序。
这显然与“侠”的存在方式冲突。墨子会把门徒派到各国去争取政治地位，但政治身份只是他们积累资源、更好地实现独特的价值信念的一种手段，如果现实与正义相违背，他们就一定归附良知。
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个顺序安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直接到国，没有给社会留下空间，因而精英的社会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国家化”过程。而缺失社会视角，就会缺乏平常的公共精神，从而给普通人树立利人的榜样。所以，成为一个对国家重要的人，在一般化的市井经验里，是以“光宗耀祖”的自私形式呈现的，而不是标榜一个人为公共利益做了哪些贡献与牺牲。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家”是最重要的精神信仰，这与“孝道”这一社会治理手段息息相关。人们对历史可以含含糊糊，对国家大事多数一知半解，但每一族的族谱、每一户的家谱都非常完善、精确。今天人们指代脑海中最精确的事情，还会用“如数家珍”。
每一个普通人家的男性，最重要的身份是家族漫长的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纵向序列中的一个符号。所以，中国男性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承担“序列责任”，这一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则是保全性命，延续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父母在，不远游”，“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谆谆教诲，在平民百姓的直觉认知中最后都演化为一条—不要冒险，不要死。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卷九·警世格言》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句子，堂而皇之成为一种“经验”遗之后世。鲁迅先生解释说，这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
这样的社会土壤，其实对“任侠”精神是敌视的。
除非出现了极端情况，那就是天下混乱，家本身已经难以保全，没有了退路。不论是墨子那种正气浩然的侠，还是报恩、复仇、劫富济贫的“侠”，大多出现于整体或局部的乱世。
如此看来，武侠精神的暗淡，其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书里有个人叫郭嵩阳，以一柄铁剑扬名。他与主角李寻欢决战，对方不忍伤害，三次相让，郭嵩阳最终收剑认输。
感念于李寻欢的人格魅力，他以点穴之法羁縻住李寻欢，代替他去和鬼魅一般的荆无命一战。自知不敌，他以身试剑，故意让荆无命刺中26剑之后，还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残躯悬挂于瀑布之上，让水将血污冲刷干净，以便随后赶来的李寻欢得以从伤口观察出荆无命的剑法特点，做到知己知彼。
尔时年少，深感震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现实中有这样的例子吗？
后来知道，有，而且不计其数—比如谭嗣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他明知一死仍决意留下，用生命来警醒国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也许是担心康梁对未能共死心怀愧疚，他还留下千古名句以表劝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作为火种离去的，作为牺牲留下的，各得其所，“咱们还是兄弟”。
郭嵩阳、谭嗣同，仅仅是虚构与现实的区别么？当然不止于此。
按弗洛姆先生的说法，这叫先知和祭司的区别。先知是价值信念本身，祭司是追随者或者宣称追随者。郭嵩阳是一个好的祭司，他忠实于他的先知李寻欢；而谭嗣同本身就是一个先知，他用壮烈的方式告诉世人，即便社会一片荒寂，还是有一小群人，肩上承载着希望，就像亚伯拉罕要在所多玛城寻找的“十个义人”。
对此，有一句整体上来历不明的话，一语分出轩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中国社会的侠义精神，总在时光里波动，时隐时现。
被克制的激情
我读《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已是1990年代，那时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光辉已经暗淡。在理想主义澎湃的1980年代，金庸、古龙，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
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被集结起来的公共精神，想要以一己之身，去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的自觉意识。1980年代，这种自觉意识确实席卷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连尾巴也没有赶上，在这条路上只拾到一点牙惠。武侠小说的流行，正因为它契合了蓬勃的公共精神，激发了担当意识。
故而从武侠小说的兴盛与式微，可以和不同时代的社会性格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
今天，金庸与古龙早已过时了，更遑论等而下之的那些二三流武侠小说家。不过今天也有今天的“武侠”，它以“玄幻、仙侠”等新题材的面目出现。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新题材武侠作品，是新世纪初的《仙剑奇侠传》，这是一部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我们这群余晖之下的武侠迷，那时正上大学，在津津乐道金庸、古龙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也坦然接受了这种新的混合题材。这和这一代大学生对国事的议论仅止于议论可谓若合符节，我们更关心的，是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精神食粮本身已经不与现实挂钩，无论再让人心潮澎湃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娱乐。
“玄幻、仙侠”不断滋长、繁茂，到今天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这些作品的一个共性是没有任何时代背景，纯粹是消费主义驱使下的一种想象力驰骋。抽离了时代背景，就抽离了现实感，因而无论故事怎样进展，都决不会带来思想负担。因为这是价值观建构了作品，而不是作品建构价值观—出于消费与娱乐目的而制造的故事，当然不会告诉受众应当警惕消费与娱乐，这和社会公共精神的萎缩完全对应。
此处无意借通俗流行文学的变化去褒扬或批判某一代人，而是首先挑明一个道理：社会气质会主导文艺偏好。回顾1980年代，理想主义气质其实相当程度上起于一种集体的稚气。刚刚改革开放，一个大变革时代来临，一切價值都在重构，而中国社会并不具备应付这个大变革的心智—因为长时间的阵营壁垒隔阻，人们见过的世面太少。年轻人充满希望，想要担当，但不知具体路径。武侠小说正因为符合这一气质，给知识青年的“为国寻路”热情提供了出口，也为普通人与时代如何建立联系提供了最通俗的解释。
金庸、古龙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于在大陆流行之前。所以他们的流行和今天的新题材流行不一样，社会不是被动接受商业逻辑的娱乐喂食，而是主动选择身上缺乏的成分。某种程度上说，这有点“开眼看世界”的意思，只不过看到的，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传统文化里一种被克制的激情。
这种激情就是侠义精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浓重的乌托邦味道的价值流派。
武侠的祖宗
侠义精神最重要的渊薮，是墨子。在墨子的主张里，这种精神叫“任侠”。
他先解释了“任侠”的意思：“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相当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阐明“任侠”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顾一切，扶危救困。
墨家不但有学院派的学术团体负责价值供给，而且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践行认定的价值。
在电影《墨攻》里，赵国为了攻打燕国，而试图先攻灭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这样梁国就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于是墨者革离被“组织”派往梁国，协助守城。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曾真实发生，《墨子·公输》就记载，墨子为了止楚攻宋，派出禽滑嫠等300人，持守圉之器入宋以待楚寇。
墨子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里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超越任何时代的终极道德实践家。正因其精神的纯粹，决定了其不可持续，不说世俗权力与其它秩序思想的攻击， 他建立的组织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墨子。
墨子一身正气的侠义精神富于乌托邦色彩。事实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几乎就是墨家行动的翻版。乌托邦人不为利益而战，而是为信念而战，常常不惜代价援助被欺凌的邻邦。 权力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墨家在秦朝碰上了死敌法家，在汉朝又遇上了霸道的儒家，再加多种因素作用，于汉代逐渐式微。然而即便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也不完全否定墨家的价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见义不为，无勇”，隐约还是有侠义的影子。当然，这个“义”是有限定的伦理基础的，不是墨子那样的绝对的人本主义。
“侠”的精神，墨子是最“正宗”的一家，但并非独此一家，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一家。中国人熟悉的“侠”，至少还有两支。
一是“游侠”。这些人有的踽踽独行，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被收聚在贵族门下，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主角，比如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手下的一些宾客。
二是“绿林豪侠”。从王莽时期啸聚于湖北绿林山的王匡、王凤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代代有之，基本特点就是反抗官府、劫掠财宝。
这两类“侠”，都是血勇有余，但价值信念广度不足。如果说墨子作为一个先知，是良知和仁慈统领智慧与勇气的一个整体，这些人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金庸和古龙所创造的武侠小说世界，是一个混合了各种“侠客”的江湖，但故事的主人公，一般还是有明显的墨者痕迹。郭靖是“侠之大者”，而李寻欢本身就是价值化身。武侠小说为了赋予主人公“任侠”的能力，必须虚构给他一身高强的武功。而墨家的“侠”，武艺并不是必要条件，所以墨者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号召。
墨家的“任侠”精神，是一种遥远的绝响，但因为它是超越任何时代道德的正义诉求，它点燃的星火从未熄灭。乱世，它是一声内心号角，太平时代，它是一种美丽想象。
1980年代其实是思想的乱世，故而内心的“任侠”号角被吹响；而其后的经济机会夺走了号角，太平的气氛把它转变为虚幻的想象力。
对“任侠”的爱与怕
中国有最灿烂的武侠文化，又有最不适宜武侠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这是一对矛盾。
历朝历代，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都会对侠义精神着迷，但退回现实生活，他们又会非常自觉地防止侠义精神在初级社群里滋长。
儒法并用是历代国家治理的常态，儒与法，都与“侠”不兼容。
法，自然不用细述，这是一種严格否定的秩序，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私力的不受约束。所以韩非子说得非常明白：“儒以文触法，侠以武犯禁。”“带剑者”是“五蠹”之一，五蠹不除，亡国灭朝。
儒，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概括的广阔胸怀，但这是为知识分子专设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稀有阶级，故而这是“体制内”的专利。并且这一专利还有公认的转化途径，简而言之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心服务于政治秩序。
这显然与“侠”的存在方式冲突。墨子会把门徒派到各国去争取政治地位，但政治身份只是他们积累资源、更好地实现独特的价值信念的一种手段，如果现实与正义相违背，他们就一定归附良知。
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个顺序安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直接到国，没有给社会留下空间，因而精英的社会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国家化”过程。而缺失社会视角，就会缺乏平常的公共精神，从而给普通人树立利人的榜样。所以，成为一个对国家重要的人，在一般化的市井经验里，是以“光宗耀祖”的自私形式呈现的，而不是标榜一个人为公共利益做了哪些贡献与牺牲。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家”是最重要的精神信仰，这与“孝道”这一社会治理手段息息相关。人们对历史可以含含糊糊，对国家大事多数一知半解，但每一族的族谱、每一户的家谱都非常完善、精确。今天人们指代脑海中最精确的事情，还会用“如数家珍”。
每一个普通人家的男性，最重要的身份是家族漫长的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纵向序列中的一个符号。所以，中国男性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承担“序列责任”，这一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则是保全性命，延续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父母在，不远游”，“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谆谆教诲，在平民百姓的直觉认知中最后都演化为一条—不要冒险，不要死。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卷九·警世格言》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句子，堂而皇之成为一种“经验”遗之后世。鲁迅先生解释说，这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
这样的社会土壤，其实对“任侠”精神是敌视的。
除非出现了极端情况，那就是天下混乱，家本身已经难以保全，没有了退路。不论是墨子那种正气浩然的侠，还是报恩、复仇、劫富济贫的“侠”，大多出现于整体或局部的乱世。
如此看来，武侠精神的暗淡，其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