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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郑天翔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1955年6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分管工业。我于1949年8月初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委郊委，1952年郊委改为农林局）工作，历任林业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等职。那时，我只听过郑天翔的报告，和他并没有交谈过，接触也不多。大家认为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并重视培养干部，工作抓得紧，是刘仁的好助手。在刘仁生病和负责“四清”工作期间，郑天翔负责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北京市的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表彰。在各方领导的支持下，北京市的工作很出色。干部、知识分子都愿意到北京来工作。这和郑天翔尊重知识分子，领导有方分不开。
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重视女同志
那时，北京市各局女局长有六七个：齐岩是人事局局长;葛纯是农机局的副局长;黄昏是公用局的副局长;我是农林局的副局长;宋汀是北京市纺织工业的创始人，担任过纺织局的局长、市委委员;李昭是纺织局副局长;卫生局的副局长中也有一名女同志。那时，市局不多，女同志竟占三分之一。范瑾是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当然范瑾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其他这些女同志也都是“三八式”的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她们在群众工作中不断成长，但是这与北京市领导重视女同志也有关系。
贯彻刘少奇指示，推广酸枣嫁接大枣的经验
1961年，我的丈夫李琪调到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1964年，一次审查接待外宾用的电影，李琪说：你要是没有事，也去看看电影。这样我就去了。
那天参加的有郑天翔、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李琪和文化局的负责人，外办的辛毅也去了。李昌见到我就拉我坐下，我们聊起了往事。
郑天翔惊奇地问我：“你和他这么熟悉？”
我回答：“李昌同志从延安调到晋绥任兴县的副书记，他爱人庄静是五区区委宣传部长，我是五区妇救会主任，后来也是区抗联副主任。李昌同志深入工作，到五区指导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合作社……”
李昌说：“她能吃苦，带着孩子下乡。”
郑天翔说：“她在北京市也是做农村工作。”他又对我说：“本来我就要找你的，现在就给你说说，近来，少奇同志从报纸上看到北京酸枣嫁接大枣经验，大枣既好吃又能出口。你将嫁接的情况和办法写个材料，尽快送给我。你要在五天之内送来，少奇同志说要在全国推广。”
大枣在荒年可以顶粮食。我的家乡交城出骏枣，我说：“交城的骏枣个大，既好吃又能出口。”
郑天翔高兴地说：“引进，抓紧时间办。”
我回去后，马上向局长杨益民汇报了情况并着手整理材料，提前交给郑天翔。同时又向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市人委农办副主任、水利局局长王宪，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市长王纯汇报。他们决定在平谷召开小型现场会，要有酸枣的山区各县县长、负责农业的书记参加，贯彻刘少奇的指示。
作风民主
郑天翔工作作风不仅认真，也很民主。1964年，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如何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研究如何建设农村时，市委要农林（杨益民、我）、水利（王宪）、畜牧（赵华达）各局及各县领导列席。郑天翔主持会议，郑天翔、万里坐在桌子的一端。大家围桌而坐，一边是邓拓、陈克寒、范瑾、李琪，对面是赵凡、王纯副市长，王宪、赵华达、杨益民和我等。
养羊和造林有矛盾。养羊，羊啃树，吃树苗。为了养羊，平原有的县砍树，不少新栽的树苗也被砍了。以前负责农业的书记万里召开各区、县长会议，让我在会上汇报“大跃进”中砍树的问题。万里、王纯、赵凡在会上都讲了话，要求立即制止，处理问题严重的干部。领导对此事抓得很紧，很快制止了毁林的问题。林业部还向全国发了简报，介绍北京市制止毁林的措施。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抓了这个倾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县就开始杀羊。搞农业的同志都主张多种树，少养羊。而负责商业的同志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肉问题，主张多养羊。
万里副市长谈完计划后，郑天翔要大家提意见和补充。有几名同志发言，有的说对畜牧重视不够，负责商业的书记陈克寒一边听，一边点头。赵凡知道我是个“炮筒子”，让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说：“万里同志介绍得好，就是对绿化、林业工作讲得少，重视林业不够。”
还没等我说完，范瑾就说：“李莉，我们怎么不重视？每年春秋两季造林季节，报纸用整版报道，还加上绿框。周总理都表扬我们，说这样报道好，促进造林。你的意见不合适。”
我说：“你报道过几次林业？”
李琪说：“我们将党校和干部学习班的房子借给你们办知青工作普训班，你们用了一年，办了六期。”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说平时招不到工人的单位，可以多招些人，我们一下子招了600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各林场当林业工人。
我说：“我们是借用。陈校长和总务处长都将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特别是食堂的同志说，欢迎你们来多办几期，这样我们吃饭不用自己出钱。赵凡、王纯和林业部的领导惠中权、罗玉川都给知青作过报告，提高大家对林业的认识，促使大家积极劳动。”
范瑾说：“李琪说得对。”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兴的县委书记发言，批评了我几句。“文革”后，他見到我还向我道歉，说批评我重了。我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万里说：“李莉是个敢说敢干的女同志。”我内心很高兴。
郑天翔主持会议，允许大家争论，还说要大家发表意见。他作风民主，发现问题总是能冷静处理，从不训人。
郑天翔和宋汀——“文革”中的患难夫妻
1975年2月5日，郑天翔的女儿郑小洪来告诉我，说她爸爸被放出来了，现在朝阳医院干部病房治病。据说被放出来的一部分同志留在北京，认为这是问题轻的，问题重的都被送到外地了。我很高兴郑天翔能从牢房里出来，想到医院看望他，但是一想看望他的人很多，就对小洪说：“你爸爸刚出来应尽量休息和检查治疗。等过些天看他的同志少些，我再去看他，能多坐坐，多谈谈。” 过了半个月，我先去郑天翔家找宋汀。
过去，大家都忙工作，我与宋汀并不熟悉。运动期间，在子女们的往来中，得知她备受摧残，可是她坚强不屈，我很佩服这位能干的女同志。我认识宋汀还是通过葛纯介绍的。
1972年春，葛纯来告诉我在林彪“一号命令”后，宋汀曾被送往山西晋东南一个县监管，这年春节宋汀被放回家了，葛纯约我一起去看她。一天晚上，我同葛纯到东黄城根市委宿舍去看她。运动一开始，她就被赶到这一间小房子里，长长的里外间还堆满了破旧的箱子。
经过几年的磨难，我们还能见到面，大家都很高兴，诉说着这几年的经历。在批斗中，有人要宋汀揭发市委和郑天翔，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她和郑天翔也不必划清界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造反派喊“砸烂狗头”时，她却讲：“砸烂狗头？没有（了）头，怎么交代检查？”造反派感到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奈何她不得。宋汀谈到过去对她很好的一名女同志，运动开始后连话都不敢跟她说。一次她碰见此人，想说几句话，结果被人家碰了回来。她感叹人变化得太快了。
宋汀谈到1966年冬，市委领导的子女组织长征队，要到外地进行串联前，我的女儿海浪和她的女儿小洪在她家用缝纫机做队旗，两个女孩怎么也做不好。为了表示和宋汀划清界限，两个孩子干了两个小时都不问她怎么做。宋汀感到又可笑又可气，但她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主动帮她们做，用一个多小时就做好了队旗。孩子们都笑了，用笑声表示内心的谢意，感谢这位妈妈对她们的关心和帮助。天真的女儿在外界的压力下，不敢和她交谈。她很理解孩子们的心。两个女孩对这天也记忆深刻。因为就在这天半夜，郑天翔被群众组织带走，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1967年1月初，专案组才找到他，将他从群众组织手中接到卫戍区继续关押。1972年秋，家属才被允许探监。宋汀十分坚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过郑天翔被抓一事。
1973年春，我姐姐李友莲“文革”中因挨批斗半个肺萎缩，到北京来治病，正好和宋汀住同一个病房。一天，我去看她们，突然病倒，也住进这间病房。夜里睡觉，她俩被我的哭声惊醒。她俩下床，到我的床边叫我，才知道我是在睡梦中痛哭。这使她们更难过。她俩悄悄回到床上，伤心落泪，一夜没有睡。宋汀为我悲伤，她给了我许多帮助。
不久，葛纯来找我，说已同宋汀、罗文、颜纯约好，一同到颐和园去玩。要她的女儿洁平、洁群，我的女儿海春、孙子小征同去，叫孩子们见见世面。我同意了，但就是怕自己身体不好，影响大家情绪。她说没有关系，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小征有几个姑姑关照，走不动还可以抱着。
第二天到约好的地方集中，乘车到了颐和园。春暖花开，风景正好。园内没有多少人，十分幽静。我们划了船，沿着长廊边走边说。中午，大家席地而坐，野餐。四岁的小征活泼天真，大家都喜欢他，他给我们的春游增添了很多乐趣。
饭后我们去爬山。我突然想起1966年五一节，在颐和园见到宋硕时的情景。当时，他正在等李琪，李琪没来使他很扫兴……如今，真是公园依旧，人已早亡。我有七年没来这里了，平时忙，很少来。20世纪50年代初，李琪在马列学院学习，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孩子来玩，当年拍摄的照片多数还在，而今物是人非，不会再有那快乐的情景了。我低头想着，不免有些伤感。此时，宋汀拍我一下说：“不要想往事，咱们要愉快，大家约了游园就是为了转变情绪。”宋汀提议去石舫玩。看着眼前的美景，看着无忧无虑的小征，我们心情又好起来。大家还照了相，并约好有时间再到别处玩玩。
1975年的一天，宋汀一见到我，就谈了郑天翔出来的情况，说看他的同志很多，排队看望的高峰已过。她说：咱们先休息，午后再去医院。宋汀让我和她一起躺在床上。但我们俩谁也没有睡，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两点半，然后一同到朝阳医院。
这时，郑天翔已经起床了。宋汀一进门就说：“你看谁来了。”
郑天翔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呆呆地看着我说：“活着就好。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眼睛含着泪。我们谁也没有谈到李琪的死，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悲痛，说：“你好。”郑天翔问：“孩子们都好？”我回答说：“都好。”他说：“那就好，我放心了。他们学习工作好，咱们高兴！”
刚谈了几句，又来了别的同志，我們便没有再多谈什么。我看他精神不错，可是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了，这是因为多年被监禁造成的。这位能干、能写的实干家变老了。“文革”中，不少人家破人亡，死的死，关的关，不少被流放到外地的也死了，工作无人做，经济倒退，饭也吃不饱，还说是胜利等等。郑天翔在“文革”中被批斗过不知多少次，但是他一直没有作检查，也不承认北京市委反党、搞修正主义。
他们谈完后，郑天翔一边指着我，一边问来访的同志：“你是坐车来的？将她送到家。”这名同志对我说：“我认得你。一定把你送到家。”
后来知道，组织安排郑天翔到外地休养一段后仍回北京市委工作，我们都很高兴。1975年8月，他恢复工作，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7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1月兼任市政协副主席。
关心同志，爱护干部
郑天翔关心干部，是位有求必应的人。我有难事和他商量，他总是听完我的叙说，而后帮我出主意。他考虑问题周全，是我的良师益友。每逢遇难同志的骨灰安放和病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都参加，并像主办人一样安慰家属，接待参加的同志，怀着痛苦的心情最后一个离开。
1975年11月12日，在李琪骨灰安放时，郑天翔、宋汀和范瑾来得最早。当时不准我们用大厅，只能用休息室。郑天翔进了休息室，亲自把李琪的遗像摆正，接着又到八号骨灰室察看安放骨灰的地方。时间到了，我儿子海渊抱着他爸爸的遗像，海浪抱着骨灰盒，500多人列队一起向骨灰室走去。郑天翔走在前面，贺苇的儿子曹一凡站在队伍旁边用双手捧着放着哀乐的留声机。这时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断有人来制止放哀乐，我们一直坚持到告别仪式结束。郑天翔是最后走的，临走时他安慰我：这是革命公墓，放到这儿应该高兴。
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重视女同志
那时，北京市各局女局长有六七个：齐岩是人事局局长;葛纯是农机局的副局长;黄昏是公用局的副局长;我是农林局的副局长;宋汀是北京市纺织工业的创始人，担任过纺织局的局长、市委委员;李昭是纺织局副局长;卫生局的副局长中也有一名女同志。那时，市局不多，女同志竟占三分之一。范瑾是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当然范瑾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其他这些女同志也都是“三八式”的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她们在群众工作中不断成长，但是这与北京市领导重视女同志也有关系。
贯彻刘少奇指示，推广酸枣嫁接大枣的经验
1961年，我的丈夫李琪调到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1964年，一次审查接待外宾用的电影，李琪说：你要是没有事，也去看看电影。这样我就去了。
那天参加的有郑天翔、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李琪和文化局的负责人，外办的辛毅也去了。李昌见到我就拉我坐下，我们聊起了往事。
郑天翔惊奇地问我：“你和他这么熟悉？”
我回答：“李昌同志从延安调到晋绥任兴县的副书记，他爱人庄静是五区区委宣传部长，我是五区妇救会主任，后来也是区抗联副主任。李昌同志深入工作，到五区指导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合作社……”
李昌说：“她能吃苦，带着孩子下乡。”
郑天翔说：“她在北京市也是做农村工作。”他又对我说：“本来我就要找你的，现在就给你说说，近来，少奇同志从报纸上看到北京酸枣嫁接大枣经验，大枣既好吃又能出口。你将嫁接的情况和办法写个材料，尽快送给我。你要在五天之内送来，少奇同志说要在全国推广。”
大枣在荒年可以顶粮食。我的家乡交城出骏枣，我说：“交城的骏枣个大，既好吃又能出口。”
郑天翔高兴地说：“引进，抓紧时间办。”
我回去后，马上向局长杨益民汇报了情况并着手整理材料，提前交给郑天翔。同时又向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市人委农办副主任、水利局局长王宪，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市长王纯汇报。他们决定在平谷召开小型现场会，要有酸枣的山区各县县长、负责农业的书记参加，贯彻刘少奇的指示。
作风民主
郑天翔工作作风不仅认真，也很民主。1964年，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如何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研究如何建设农村时，市委要农林（杨益民、我）、水利（王宪）、畜牧（赵华达）各局及各县领导列席。郑天翔主持会议，郑天翔、万里坐在桌子的一端。大家围桌而坐，一边是邓拓、陈克寒、范瑾、李琪，对面是赵凡、王纯副市长，王宪、赵华达、杨益民和我等。
养羊和造林有矛盾。养羊，羊啃树，吃树苗。为了养羊，平原有的县砍树，不少新栽的树苗也被砍了。以前负责农业的书记万里召开各区、县长会议，让我在会上汇报“大跃进”中砍树的问题。万里、王纯、赵凡在会上都讲了话，要求立即制止，处理问题严重的干部。领导对此事抓得很紧，很快制止了毁林的问题。林业部还向全国发了简报，介绍北京市制止毁林的措施。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抓了这个倾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县就开始杀羊。搞农业的同志都主张多种树，少养羊。而负责商业的同志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肉问题，主张多养羊。
万里副市长谈完计划后，郑天翔要大家提意见和补充。有几名同志发言，有的说对畜牧重视不够，负责商业的书记陈克寒一边听，一边点头。赵凡知道我是个“炮筒子”，让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说：“万里同志介绍得好，就是对绿化、林业工作讲得少，重视林业不够。”
还没等我说完，范瑾就说：“李莉，我们怎么不重视？每年春秋两季造林季节，报纸用整版报道，还加上绿框。周总理都表扬我们，说这样报道好，促进造林。你的意见不合适。”
我说：“你报道过几次林业？”
李琪说：“我们将党校和干部学习班的房子借给你们办知青工作普训班，你们用了一年，办了六期。”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说平时招不到工人的单位，可以多招些人，我们一下子招了600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各林场当林业工人。
我说：“我们是借用。陈校长和总务处长都将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特别是食堂的同志说，欢迎你们来多办几期，这样我们吃饭不用自己出钱。赵凡、王纯和林业部的领导惠中权、罗玉川都给知青作过报告，提高大家对林业的认识，促使大家积极劳动。”
范瑾说：“李琪说得对。”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兴的县委书记发言，批评了我几句。“文革”后，他見到我还向我道歉，说批评我重了。我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万里说：“李莉是个敢说敢干的女同志。”我内心很高兴。
郑天翔主持会议，允许大家争论，还说要大家发表意见。他作风民主，发现问题总是能冷静处理，从不训人。
郑天翔和宋汀——“文革”中的患难夫妻
1975年2月5日，郑天翔的女儿郑小洪来告诉我，说她爸爸被放出来了，现在朝阳医院干部病房治病。据说被放出来的一部分同志留在北京，认为这是问题轻的，问题重的都被送到外地了。我很高兴郑天翔能从牢房里出来，想到医院看望他，但是一想看望他的人很多，就对小洪说：“你爸爸刚出来应尽量休息和检查治疗。等过些天看他的同志少些，我再去看他，能多坐坐，多谈谈。” 过了半个月，我先去郑天翔家找宋汀。
过去，大家都忙工作，我与宋汀并不熟悉。运动期间，在子女们的往来中，得知她备受摧残，可是她坚强不屈，我很佩服这位能干的女同志。我认识宋汀还是通过葛纯介绍的。
1972年春，葛纯来告诉我在林彪“一号命令”后，宋汀曾被送往山西晋东南一个县监管，这年春节宋汀被放回家了，葛纯约我一起去看她。一天晚上，我同葛纯到东黄城根市委宿舍去看她。运动一开始，她就被赶到这一间小房子里，长长的里外间还堆满了破旧的箱子。
经过几年的磨难，我们还能见到面，大家都很高兴，诉说着这几年的经历。在批斗中，有人要宋汀揭发市委和郑天翔，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她和郑天翔也不必划清界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造反派喊“砸烂狗头”时，她却讲：“砸烂狗头？没有（了）头，怎么交代检查？”造反派感到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奈何她不得。宋汀谈到过去对她很好的一名女同志，运动开始后连话都不敢跟她说。一次她碰见此人，想说几句话，结果被人家碰了回来。她感叹人变化得太快了。
宋汀谈到1966年冬，市委领导的子女组织长征队，要到外地进行串联前，我的女儿海浪和她的女儿小洪在她家用缝纫机做队旗，两个女孩怎么也做不好。为了表示和宋汀划清界限，两个孩子干了两个小时都不问她怎么做。宋汀感到又可笑又可气，但她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主动帮她们做，用一个多小时就做好了队旗。孩子们都笑了，用笑声表示内心的谢意，感谢这位妈妈对她们的关心和帮助。天真的女儿在外界的压力下，不敢和她交谈。她很理解孩子们的心。两个女孩对这天也记忆深刻。因为就在这天半夜，郑天翔被群众组织带走，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1967年1月初，专案组才找到他，将他从群众组织手中接到卫戍区继续关押。1972年秋，家属才被允许探监。宋汀十分坚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过郑天翔被抓一事。
1973年春，我姐姐李友莲“文革”中因挨批斗半个肺萎缩，到北京来治病，正好和宋汀住同一个病房。一天，我去看她们，突然病倒，也住进这间病房。夜里睡觉，她俩被我的哭声惊醒。她俩下床，到我的床边叫我，才知道我是在睡梦中痛哭。这使她们更难过。她俩悄悄回到床上，伤心落泪，一夜没有睡。宋汀为我悲伤，她给了我许多帮助。
不久，葛纯来找我，说已同宋汀、罗文、颜纯约好，一同到颐和园去玩。要她的女儿洁平、洁群，我的女儿海春、孙子小征同去，叫孩子们见见世面。我同意了，但就是怕自己身体不好，影响大家情绪。她说没有关系，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小征有几个姑姑关照，走不动还可以抱着。
第二天到约好的地方集中，乘车到了颐和园。春暖花开，风景正好。园内没有多少人，十分幽静。我们划了船，沿着长廊边走边说。中午，大家席地而坐，野餐。四岁的小征活泼天真，大家都喜欢他，他给我们的春游增添了很多乐趣。
饭后我们去爬山。我突然想起1966年五一节，在颐和园见到宋硕时的情景。当时，他正在等李琪，李琪没来使他很扫兴……如今，真是公园依旧，人已早亡。我有七年没来这里了，平时忙，很少来。20世纪50年代初，李琪在马列学院学习，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孩子来玩，当年拍摄的照片多数还在，而今物是人非，不会再有那快乐的情景了。我低头想着，不免有些伤感。此时，宋汀拍我一下说：“不要想往事，咱们要愉快，大家约了游园就是为了转变情绪。”宋汀提议去石舫玩。看着眼前的美景，看着无忧无虑的小征，我们心情又好起来。大家还照了相，并约好有时间再到别处玩玩。
1975年的一天，宋汀一见到我，就谈了郑天翔出来的情况，说看他的同志很多，排队看望的高峰已过。她说：咱们先休息，午后再去医院。宋汀让我和她一起躺在床上。但我们俩谁也没有睡，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两点半，然后一同到朝阳医院。
这时，郑天翔已经起床了。宋汀一进门就说：“你看谁来了。”
郑天翔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呆呆地看着我说：“活着就好。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眼睛含着泪。我们谁也没有谈到李琪的死，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悲痛，说：“你好。”郑天翔问：“孩子们都好？”我回答说：“都好。”他说：“那就好，我放心了。他们学习工作好，咱们高兴！”
刚谈了几句，又来了别的同志，我們便没有再多谈什么。我看他精神不错，可是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了，这是因为多年被监禁造成的。这位能干、能写的实干家变老了。“文革”中，不少人家破人亡，死的死，关的关，不少被流放到外地的也死了，工作无人做，经济倒退，饭也吃不饱，还说是胜利等等。郑天翔在“文革”中被批斗过不知多少次，但是他一直没有作检查，也不承认北京市委反党、搞修正主义。
他们谈完后，郑天翔一边指着我，一边问来访的同志：“你是坐车来的？将她送到家。”这名同志对我说：“我认得你。一定把你送到家。”
后来知道，组织安排郑天翔到外地休养一段后仍回北京市委工作，我们都很高兴。1975年8月，他恢复工作，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7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1月兼任市政协副主席。
关心同志，爱护干部
郑天翔关心干部，是位有求必应的人。我有难事和他商量，他总是听完我的叙说，而后帮我出主意。他考虑问题周全，是我的良师益友。每逢遇难同志的骨灰安放和病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都参加，并像主办人一样安慰家属，接待参加的同志，怀着痛苦的心情最后一个离开。
1975年11月12日，在李琪骨灰安放时，郑天翔、宋汀和范瑾来得最早。当时不准我们用大厅，只能用休息室。郑天翔进了休息室，亲自把李琪的遗像摆正，接着又到八号骨灰室察看安放骨灰的地方。时间到了，我儿子海渊抱着他爸爸的遗像，海浪抱着骨灰盒，500多人列队一起向骨灰室走去。郑天翔走在前面，贺苇的儿子曹一凡站在队伍旁边用双手捧着放着哀乐的留声机。这时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断有人来制止放哀乐，我们一直坚持到告别仪式结束。郑天翔是最后走的，临走时他安慰我：这是革命公墓，放到这儿应该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