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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青岛市投资40亿元财政启动“植树增绿”工程，计划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在记者看来，此举就像在麦田里插秧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大家都像青岛这样，以后国家启动“国家海滨城市”，那么山城重庆是不是也要挖一个人工海洋呢？如今，建设智慧城市已成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除住建部首批的90个试点之外，工信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门也会在智慧城市（镇）建设方面推出自己的试点。面对蜂拥而上的建设热潮，政府部门就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做到“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这样不仅是对城市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智慧城市自西方 不能单纯套用
和多数时髦的概念一样，智慧城市也属于舶来品。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该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共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地服务市民。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为了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提出了建造智慧城市的规划。
以上案例反复出现在我国各类智慧城市的培训和申报材料之中，成了国内引证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但在学习海外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南橘北枳”的祖训。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数字化基础、城市规划理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把他们的方案搬到国内来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现象。
思科中国网络运营中心工程师刘昕告诉《经济》记者，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自西方，但我们不能单纯套用，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以下亟待化解的矛盾：一是完全采用国外公司的“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这将可能导致我国相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丧失；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自己的智慧系统（或称“智慧中国”），从而掌握“智慧中国”构建的主动权。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我国在研发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并且物联网研究也与国际同步，但在核心技术的突破方面还远远不够；在高端传感器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严重缺乏，现有的传感器类型狭窄、灵敏度较低，直接影响了传感器的作用距离；在与云计算密切相关的云计算基础架构等方面，我国各研发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很不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大型系统软件等，仍过多依靠购买国外的成品。
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但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智慧系统，我国确实面临着相当程度的技术风险和决策风险。2013年初，记者参加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培训会议，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领导指出，在不同城市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材料中出现了相同的城市名称，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内的城市之间，在智慧城市申报和规划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敷衍现象，如何让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值得深思。
抢占智慧先机 城市需谨慎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无疑是抢占发展先机、进行弯道超车的创新路径。但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不是一场城市间的“赛车”，而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点、用最合理的方式去赶“智慧城市”这趟车，切勿盲目跟风，形成百舸争流之势，造成新的资源、能源浪费。
刘昕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其中30多个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已经出现了过热的发展苗头，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云跃进”的云计算建设热潮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自云计算技术兴起以来，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都纷纷投身于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大潮，但是很多地方投巨资建成的“云”系统，其资源利用效率不足20%。按照摩尔定律，IT产品两年性能翻一倍，价格下降50%。这意味着，已经建成的云计算中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事实上，在云计算应用成熟的美国，在经历了需求暴增期之后，数据中心的数量从过去的1100个削减到了现在的300个左右。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祝敬国向《经济》记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颠覆原有的城市框架，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城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如果在规划之初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就是对原有投资的浪费。”在他看来，智慧城市建设不像神舟飞船那样是一个实验性的科考项目；而是一项涉及很多层面的惠民工程，所以智慧城市建设要考虑城市基础设施的延续性和市民的体验性。因为，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体验到城市的智慧。如果政府热衷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就一定建不好智慧城市。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等不良现象，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认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和误区，“有些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目标很宏伟，但却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缺乏基本的要素资源和支撑能力。”这些地方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最终导致简单地将各部门自己拟建的信息化项目拼成一个大包，再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就算是智慧化了，这就造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偷换概念。
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管理的边界更大，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也不一样，可以说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成熟的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的，重在绿色发展，惠民便民，而我国是在工业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完善的公共服务等。所以说，中国的智慧城市与欧美天生就有差别，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购买西方技术，忽略了这种差异性，那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望将化为泡影。此外，过度依赖国外厂商的解决方案，甚至打算依托国外厂商建设城市重要领域的信息系统，可能会导致交通、能源、金融、社会管理等重要信息为外国所控制，造成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 了解城市个性 方能因地制宜
祝敬国说，“城市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积淀，不同城市的智慧建设关注点要有所差异，目标也要各不相同，不能千城一面。因此，在着手智慧城市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时候，就要着眼于现实状态和本地区的地域特点、资源特点、人文特点，科学地展望未来。”因为城市规划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工作，必须把智慧城市建设当作一个复杂的大生态系统来规划。
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湖南省株洲市曾饱受污染之苦。在此背景下，云龙示范区在发展中将“两型”建设和智慧城市紧密结合，依托职教城的人才优势，确立了科技手段用上，教育产业优先，人才培养为支撑的发展思路，构建了以职教培训、研发与创意服务、总部经济与商务金融、旅游服务、物流与临空服务以及都市农业为代表的“两型”产业体系。对于云龙示范区而言，智慧城市不是空泛的概念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已经建成的云龙发展中心工地是全省首个三星级绿色建筑，保守估计比传统建筑节能30%以上。而在建的龙母河水资源利用工程中，则包含了全国最大的雨水收集体系，该体系建成后，不但能满足景观的需求，而且能实现防洪的作用。
目前，云龙示范区已被定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区、国家低碳生态试点城，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创建工作也已通过住建部审查，实现了“两型社会”和智慧城市双翼齐飞的发展目标。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曙红告诉《经济》记者：“云龙的建设目标就是像美国的硅谷一样，让森林点缀厂房，这些厂房全是企业总部和孵化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不能等靠要，要创新。”
随着城市的膨胀，全世界都在饱受城市病的煎熬。人口膨胀过快，交通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安全隐患明显等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加上突发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城市管理难度加大，集中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很多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智慧战略从更高的层面上加以梳理和改善。智慧城市的出现无疑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但是不同城市感染的城市病也各不相同，如果不能够对症下药，恐怕会延误病情。
这就要求我们依托智慧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健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网络；同时完善各类预案，预防、排查、控制和消除电网、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设施的安全隐患，以增强城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然，还须借助智能手段深化城市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使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与城市的公共资源无缝对接。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需求相差较大，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时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风俗习惯、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避免建好以后出现设备使用率低、触犯民族禁忌等问题。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政府部门应该支持的不是应用、设备和投资的数量，而是要用最少的成本实现智慧的功能，以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高效的调配，满足市民的具体需要。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需求是不一样的，怎样通过现有的技术架构来满足这些需求，是当前的努力方向。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一定要以为居民服务为发展目标，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智慧城市建设也不是比拼谁设备先进、技术高新，而是结合地方实际需要，量身定做最优化的、最合理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才能算是成功的。
智慧城市自西方 不能单纯套用
和多数时髦的概念一样，智慧城市也属于舶来品。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该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共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地服务市民。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为了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提出了建造智慧城市的规划。
以上案例反复出现在我国各类智慧城市的培训和申报材料之中，成了国内引证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但在学习海外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南橘北枳”的祖训。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数字化基础、城市规划理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把他们的方案搬到国内来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现象。
思科中国网络运营中心工程师刘昕告诉《经济》记者，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自西方，但我们不能单纯套用，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以下亟待化解的矛盾：一是完全采用国外公司的“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这将可能导致我国相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丧失；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自己的智慧系统（或称“智慧中国”），从而掌握“智慧中国”构建的主动权。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我国在研发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并且物联网研究也与国际同步，但在核心技术的突破方面还远远不够；在高端传感器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严重缺乏，现有的传感器类型狭窄、灵敏度较低，直接影响了传感器的作用距离；在与云计算密切相关的云计算基础架构等方面，我国各研发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很不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大型系统软件等，仍过多依靠购买国外的成品。
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但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智慧系统，我国确实面临着相当程度的技术风险和决策风险。2013年初，记者参加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培训会议，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领导指出，在不同城市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材料中出现了相同的城市名称，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内的城市之间，在智慧城市申报和规划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敷衍现象，如何让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值得深思。
抢占智慧先机 城市需谨慎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无疑是抢占发展先机、进行弯道超车的创新路径。但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不是一场城市间的“赛车”，而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点、用最合理的方式去赶“智慧城市”这趟车，切勿盲目跟风，形成百舸争流之势，造成新的资源、能源浪费。
刘昕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其中30多个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已经出现了过热的发展苗头，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云跃进”的云计算建设热潮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自云计算技术兴起以来，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都纷纷投身于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大潮，但是很多地方投巨资建成的“云”系统，其资源利用效率不足20%。按照摩尔定律，IT产品两年性能翻一倍，价格下降50%。这意味着，已经建成的云计算中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事实上，在云计算应用成熟的美国，在经历了需求暴增期之后，数据中心的数量从过去的1100个削减到了现在的300个左右。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祝敬国向《经济》记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颠覆原有的城市框架，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城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如果在规划之初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就是对原有投资的浪费。”在他看来，智慧城市建设不像神舟飞船那样是一个实验性的科考项目；而是一项涉及很多层面的惠民工程，所以智慧城市建设要考虑城市基础设施的延续性和市民的体验性。因为，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体验到城市的智慧。如果政府热衷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就一定建不好智慧城市。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等不良现象，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认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和误区，“有些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目标很宏伟，但却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缺乏基本的要素资源和支撑能力。”这些地方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最终导致简单地将各部门自己拟建的信息化项目拼成一个大包，再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就算是智慧化了，这就造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偷换概念。
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管理的边界更大，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也不一样，可以说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成熟的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的，重在绿色发展，惠民便民，而我国是在工业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完善的公共服务等。所以说，中国的智慧城市与欧美天生就有差别，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购买西方技术，忽略了这种差异性，那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望将化为泡影。此外，过度依赖国外厂商的解决方案，甚至打算依托国外厂商建设城市重要领域的信息系统，可能会导致交通、能源、金融、社会管理等重要信息为外国所控制，造成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 了解城市个性 方能因地制宜
祝敬国说，“城市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积淀，不同城市的智慧建设关注点要有所差异，目标也要各不相同，不能千城一面。因此，在着手智慧城市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时候，就要着眼于现实状态和本地区的地域特点、资源特点、人文特点，科学地展望未来。”因为城市规划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工作，必须把智慧城市建设当作一个复杂的大生态系统来规划。
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湖南省株洲市曾饱受污染之苦。在此背景下，云龙示范区在发展中将“两型”建设和智慧城市紧密结合，依托职教城的人才优势，确立了科技手段用上，教育产业优先，人才培养为支撑的发展思路，构建了以职教培训、研发与创意服务、总部经济与商务金融、旅游服务、物流与临空服务以及都市农业为代表的“两型”产业体系。对于云龙示范区而言，智慧城市不是空泛的概念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已经建成的云龙发展中心工地是全省首个三星级绿色建筑，保守估计比传统建筑节能30%以上。而在建的龙母河水资源利用工程中，则包含了全国最大的雨水收集体系，该体系建成后，不但能满足景观的需求，而且能实现防洪的作用。
目前，云龙示范区已被定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区、国家低碳生态试点城，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创建工作也已通过住建部审查，实现了“两型社会”和智慧城市双翼齐飞的发展目标。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曙红告诉《经济》记者：“云龙的建设目标就是像美国的硅谷一样，让森林点缀厂房，这些厂房全是企业总部和孵化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不能等靠要，要创新。”
随着城市的膨胀，全世界都在饱受城市病的煎熬。人口膨胀过快，交通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安全隐患明显等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加上突发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城市管理难度加大，集中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很多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智慧战略从更高的层面上加以梳理和改善。智慧城市的出现无疑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但是不同城市感染的城市病也各不相同，如果不能够对症下药，恐怕会延误病情。
这就要求我们依托智慧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健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网络；同时完善各类预案，预防、排查、控制和消除电网、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设施的安全隐患，以增强城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然，还须借助智能手段深化城市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使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与城市的公共资源无缝对接。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需求相差较大，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时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风俗习惯、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避免建好以后出现设备使用率低、触犯民族禁忌等问题。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政府部门应该支持的不是应用、设备和投资的数量，而是要用最少的成本实现智慧的功能，以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高效的调配，满足市民的具体需要。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需求是不一样的，怎样通过现有的技术架构来满足这些需求，是当前的努力方向。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一定要以为居民服务为发展目标，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智慧城市建设也不是比拼谁设备先进、技术高新，而是结合地方实际需要，量身定做最优化的、最合理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才能算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