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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向商品市场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受其所累已成现实，危机很可能转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深入认识虚拟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
经济金融化发展新阶段—金融产业化
历史分析表明，国际资本形成格局的历史演进取决于发达国家自身经济金融化发展程度，以及由发达国家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内资本形成从以资本积聚为主向以资本集中为主转变的同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资本不仅影响着真实的全球产出，而且支配着实物资本的分配，其实质是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渗透是推动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的根本动力；现代经济中，任何产业的成长发展都要倚仗金融业的支持。当今美国经济活动的核心已主要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更多是金融资产等财富的管理、流动和增值。这种虚拟化趋势，意味着金融部门的发展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金融业通过自我创造和循环来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解除了一系列金融管制，实施利率、货币、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全方位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战略，使经济金融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产业化阶段。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西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制造业呈现收缩趋势。从60年代末到200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由28%下降到17%，欧盟国家从60年代初的32%下降到21%，日本则从70年代初的36%下降到26%。相应地，西方金融业的地位稳步上升。以美国为例，2002年，金融业产值创造了18.3%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制造业17.6%。2003年这一比重升至20.4％。2002年美国金融业资产为37.9万亿美元，2003年为42万亿美元，2004年达到45.3万亿美元。目前美国金融企业市值约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1／4，其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可见，金融业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
西方金融业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膨胀性扩张。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已是银行资产的2倍；近年来为3～4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集中和生产控制是阻止利润率下降和改变竞争格局的必要方法；公司和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信用票据，实际动员社会资本加强自身资本实力、促进销售和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生产越发达，这种手段的运用就越广泛和普遍。随着西方经济金融化的深入，金融产业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不断变化，金融体系包含的分支行业、金融产品与工具越来越多。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造就了虚拟资本和信用膨胀的制度基础。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为信用和虚拟资本全面扩张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发展动力。1972年，美国首开金融衍生交易市场。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交易以每5年增加5倍的速度发展。198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金融衍生交易合同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到2006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已达到了20万亿美元，是两年以前的三倍，是2000年的20倍。在现代西方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位于实物经济层面之上的信用经济和虚拟经济系统，使西方经济发展冲上了信用交易和虚拟资本交易的高速轨道。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产业化作为其经济金融化发展的新阶段，是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战略直接相关的，但是，这种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70年代解决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矛盾而推行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战略不同：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实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是金融领域市场机制的初始化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与扩展。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现代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资产不仅代表着一定量的货币，而且代表着拥有同其他商品交换的权利。拥有金融资产就等于拥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金融竞争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金融渗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垄断和控制的重要形式。这种金融竞争和金融渗透，推动着国际资本形成朝金融化方向发展。
经济金融化大大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成为维系和巩固美国“一超”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总体上优于欧日，使美国得以源源不断地吸收资金，弥补“双赤字”造成的缺口，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美联储等宏观经济部门在利用金融市场调控经济运行方面更趋成熟，美国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和分散各类经营风险的能力。强大的金融创新，巩固了美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发达国家加强金融资本扩张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步入金融产业化发展轨道，在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正由传统的以产业资本循环实现方式为主，逐渐向以金融资本循环实现方式为主转变，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来聚敛财富已成为发达国家实现资本快速积累的重要手段。这样，在当今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外扩张，推动着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发展。
美国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美国一直背负着高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一直在出售自己的资产，一直在向世界各国借贷。由于具有流动性保证者和全球储备货币印刷者的独特地位，美国反从其持有的越来越大的外国资产总负值中获得净收益。美元贬值使美国从最大的受损者-美国资产的外国持有者那里获益。美国的进口与美元汇率密切关联，而美国的出口与美元的关联度较低，美元贬值使美国资产持有者以及美国的贸易伙伴蒙受巨大的损失。外国人对美国资产的购买和对美国借款人的贷款抵消了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的净美元外流。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低收益和不同期限的债券。据美国专家估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比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高出400多个基点。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有75％以上不是按美元计价，这意味着，如果美元贬值，美国持有的资产升值，它的负债贬值。难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博士沃尔夫说，美国就像一支喜欢举债经营的对冲基金，它获得的利润远高于支付的利息。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停滞，甚至从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下降，回流到实物经济的生产资本增量正在萎缩，全球人均实物总产出正逐步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各种金融资本却在不断膨胀，如美国2003年金融资本存量大约为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必须向这些金融资本支付利息大约20000亿美元。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发疯”的趋势，当今世界已经成为赌场，其中，大量纯粹的虚拟金融资本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增长。以美国为例，从长期看经济金融化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在美国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可能正在步罗马、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帝国的后尘，这些国家都是在高额债务中走向危机和衰落的。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市值损失约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中存在信用泡沫，目前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合计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0％以上。美国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2006年以前的6年里，美国房地产增长速度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5个百分点，房价累计增幅超过35％。美国巨额“双赤字”表明，美元下行风险不断积累。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
弗郎索瓦·沙奈指出，“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是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的分配还是在投资节奏上，或者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产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当今时代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是建立在纯信用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而纯信用本位却以美国等西方发达的国家信用作为世界货币信用。这种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客观上就成为滋生金融霸权的温床。中心国家通过金融资本无节制的输出取得对外围国家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金融资本可以自由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这又反过来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结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把大量资本吸入位于中心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再以信贷和投资组合券的形式直接地、或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把这些资本输送到边缘地区。只要这个循环体系充满活力地运行着，它就能够征服所有当地资本。事实上，大多数地方的资本最终都会变成国际资本”。
可见，实物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本膨胀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形成超越主权国家运行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两对基本矛盾。正是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国际资本形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通过制造"金融泡沫"，来洗劫其他国家实物经济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Krugman P.,1995）。
发达国家在国家资本发展中处于“霸主”地位
国际资本形成从根本上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并主导的，它服从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但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不仅仅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人均收入低、生产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仅凭自身的国内资本形成，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首先必须进行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奠定现代工业基础。因为，现代工业所采用的机器大生产使人类摆脱了人力的束缚，它不仅可以带来大规模的最终消费品，直接导致经济产出的增加，还可以为其他产业提供大量的中间投入和机械设备，推动其他产业增加产出。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的过程中不得不受制于国内的种种约束。现代工业的特征之一就是规模巨大，因为只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才能进行有效的生产。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的核心机制。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工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社会的投资率应提高到经常性的明显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根据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如果假定资本与产量之比为3：1，投资率应达到GDP的10%，才有可能超过人口增长，从而保证稳定的产出增长。
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在二战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但是由于长期被剥削、被掠夺，独立之后的经济缺乏必要的资本形成基础。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并不能解决这种状况。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靠自力更生式的资本形成，不仅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且很可能会陷入纳克斯所说的“贫困恶性循环”。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来缓解资本形成中的技术约束。但是，不利的贸易条件使这种以出口贸易促进资本形成的战略显然难以奏效；而实施南南合作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基本相似，也是收效甚微。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资本形成过程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象西方列强当初那样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由于条件的变化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依赖的资本形成，也不可能有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那样跳跃发展的机会。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的来源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从6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接受西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由此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之中，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问题。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之一，也是“两缺口模型”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然，与单纯封闭式的内部自我积累相比，与仅仅通过出口贸易来解决资本形成的技术约束相比，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引进国际资本和生产技术，的确是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一种捷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形成并不是国内资本形成的简单延伸和扩展，更与发达国家过去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扩张有天壤之别。因为，国际资本流入的规模、形式、持续状态，以及流入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潜在影响等，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控制的，而是由全球资本供求关系、利润差异，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及有它们操纵的国际金融组织所决定的。国际资本的流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施舍，必须服从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
既然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形成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朝纵深方向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依存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形成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资本形成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发达国家在国际资本形成中的“霸主”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只能服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可能超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范围，决定了国际资本形成中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摊的基本格局。
制造金融泡沫洗掠新兴市场的实物经济成果
由于在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发达国家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只能被动地适应。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在很大程度已经不再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形成，而是逐渐发展为通过左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投资体系来支配其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正如克鲁格曼（1995）在对东亚奇迹质疑中指出的，由于国际金融资本规模化进程如此迅速，以致于其可以通过在新兴资本市场制造“金融泡沫”的形式来洗掠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成果。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发展中国家相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某种外部扰动的作用下，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实际上，东亚金融危机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发生的金融动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步伐脱离本国经济发展实际，过分超前尤其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所致。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成长阶段。目前我们存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金融不足的问题。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大力拓展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全面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借鉴国际上经济金融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防范成长中可能产生的过度金融化问题，推进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化解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经济金融化发展新阶段—金融产业化
历史分析表明，国际资本形成格局的历史演进取决于发达国家自身经济金融化发展程度，以及由发达国家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内资本形成从以资本积聚为主向以资本集中为主转变的同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资本不仅影响着真实的全球产出，而且支配着实物资本的分配，其实质是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渗透是推动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的根本动力；现代经济中，任何产业的成长发展都要倚仗金融业的支持。当今美国经济活动的核心已主要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更多是金融资产等财富的管理、流动和增值。这种虚拟化趋势，意味着金融部门的发展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金融业通过自我创造和循环来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解除了一系列金融管制，实施利率、货币、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全方位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战略，使经济金融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产业化阶段。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西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制造业呈现收缩趋势。从60年代末到200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由28%下降到17%，欧盟国家从60年代初的32%下降到21%，日本则从70年代初的36%下降到26%。相应地，西方金融业的地位稳步上升。以美国为例，2002年，金融业产值创造了18.3%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制造业17.6%。2003年这一比重升至20.4％。2002年美国金融业资产为37.9万亿美元，2003年为42万亿美元，2004年达到45.3万亿美元。目前美国金融企业市值约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1／4，其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可见，金融业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
西方金融业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膨胀性扩张。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已是银行资产的2倍；近年来为3～4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集中和生产控制是阻止利润率下降和改变竞争格局的必要方法；公司和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信用票据，实际动员社会资本加强自身资本实力、促进销售和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生产越发达，这种手段的运用就越广泛和普遍。随着西方经济金融化的深入，金融产业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不断变化，金融体系包含的分支行业、金融产品与工具越来越多。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造就了虚拟资本和信用膨胀的制度基础。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为信用和虚拟资本全面扩张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发展动力。1972年，美国首开金融衍生交易市场。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交易以每5年增加5倍的速度发展。198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金融衍生交易合同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到2006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已达到了20万亿美元，是两年以前的三倍，是2000年的20倍。在现代西方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位于实物经济层面之上的信用经济和虚拟经济系统，使西方经济发展冲上了信用交易和虚拟资本交易的高速轨道。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产业化作为其经济金融化发展的新阶段，是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战略直接相关的，但是，这种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70年代解决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矛盾而推行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战略不同：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实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是金融领域市场机制的初始化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与扩展。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现代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资产不仅代表着一定量的货币，而且代表着拥有同其他商品交换的权利。拥有金融资产就等于拥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金融竞争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金融渗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垄断和控制的重要形式。这种金融竞争和金融渗透，推动着国际资本形成朝金融化方向发展。
经济金融化大大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成为维系和巩固美国“一超”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总体上优于欧日，使美国得以源源不断地吸收资金，弥补“双赤字”造成的缺口，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美联储等宏观经济部门在利用金融市场调控经济运行方面更趋成熟，美国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和分散各类经营风险的能力。强大的金融创新，巩固了美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发达国家加强金融资本扩张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步入金融产业化发展轨道，在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正由传统的以产业资本循环实现方式为主，逐渐向以金融资本循环实现方式为主转变，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来聚敛财富已成为发达国家实现资本快速积累的重要手段。这样，在当今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外扩张，推动着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发展。
美国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美国一直背负着高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一直在出售自己的资产，一直在向世界各国借贷。由于具有流动性保证者和全球储备货币印刷者的独特地位，美国反从其持有的越来越大的外国资产总负值中获得净收益。美元贬值使美国从最大的受损者-美国资产的外国持有者那里获益。美国的进口与美元汇率密切关联，而美国的出口与美元的关联度较低，美元贬值使美国资产持有者以及美国的贸易伙伴蒙受巨大的损失。外国人对美国资产的购买和对美国借款人的贷款抵消了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的净美元外流。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低收益和不同期限的债券。据美国专家估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比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高出400多个基点。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有75％以上不是按美元计价，这意味着，如果美元贬值，美国持有的资产升值，它的负债贬值。难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博士沃尔夫说，美国就像一支喜欢举债经营的对冲基金，它获得的利润远高于支付的利息。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停滞，甚至从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下降，回流到实物经济的生产资本增量正在萎缩，全球人均实物总产出正逐步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各种金融资本却在不断膨胀，如美国2003年金融资本存量大约为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必须向这些金融资本支付利息大约20000亿美元。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发疯”的趋势，当今世界已经成为赌场，其中，大量纯粹的虚拟金融资本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增长。以美国为例，从长期看经济金融化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在美国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可能正在步罗马、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帝国的后尘，这些国家都是在高额债务中走向危机和衰落的。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市值损失约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中存在信用泡沫，目前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合计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0％以上。美国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2006年以前的6年里，美国房地产增长速度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5个百分点，房价累计增幅超过35％。美国巨额“双赤字”表明，美元下行风险不断积累。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
弗郎索瓦·沙奈指出，“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是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的分配还是在投资节奏上，或者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产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当今时代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是建立在纯信用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而纯信用本位却以美国等西方发达的国家信用作为世界货币信用。这种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客观上就成为滋生金融霸权的温床。中心国家通过金融资本无节制的输出取得对外围国家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金融资本可以自由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这又反过来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结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把大量资本吸入位于中心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再以信贷和投资组合券的形式直接地、或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把这些资本输送到边缘地区。只要这个循环体系充满活力地运行着，它就能够征服所有当地资本。事实上，大多数地方的资本最终都会变成国际资本”。
可见，实物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本膨胀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形成超越主权国家运行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两对基本矛盾。正是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国际资本形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通过制造"金融泡沫"，来洗劫其他国家实物经济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Krugman P.,1995）。
发达国家在国家资本发展中处于“霸主”地位
国际资本形成从根本上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并主导的，它服从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但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不仅仅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人均收入低、生产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仅凭自身的国内资本形成，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首先必须进行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奠定现代工业基础。因为，现代工业所采用的机器大生产使人类摆脱了人力的束缚，它不仅可以带来大规模的最终消费品，直接导致经济产出的增加，还可以为其他产业提供大量的中间投入和机械设备，推动其他产业增加产出。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的过程中不得不受制于国内的种种约束。现代工业的特征之一就是规模巨大，因为只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才能进行有效的生产。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的核心机制。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工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社会的投资率应提高到经常性的明显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根据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如果假定资本与产量之比为3：1，投资率应达到GDP的10%，才有可能超过人口增长，从而保证稳定的产出增长。
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在二战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但是由于长期被剥削、被掠夺，独立之后的经济缺乏必要的资本形成基础。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并不能解决这种状况。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靠自力更生式的资本形成，不仅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且很可能会陷入纳克斯所说的“贫困恶性循环”。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来缓解资本形成中的技术约束。但是，不利的贸易条件使这种以出口贸易促进资本形成的战略显然难以奏效；而实施南南合作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基本相似，也是收效甚微。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资本形成过程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象西方列强当初那样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由于条件的变化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依赖的资本形成，也不可能有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那样跳跃发展的机会。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的来源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从6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接受西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由此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之中，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问题。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之一，也是“两缺口模型”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然，与单纯封闭式的内部自我积累相比，与仅仅通过出口贸易来解决资本形成的技术约束相比，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形成，引进国际资本和生产技术，的确是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一种捷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形成并不是国内资本形成的简单延伸和扩展，更与发达国家过去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扩张有天壤之别。因为，国际资本流入的规模、形式、持续状态，以及流入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潜在影响等，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控制的，而是由全球资本供求关系、利润差异，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及有它们操纵的国际金融组织所决定的。国际资本的流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施舍，必须服从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
既然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形成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朝纵深方向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依存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形成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资本形成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发达国家在国际资本形成中的“霸主”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只能服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可能超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范围，决定了国际资本形成中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摊的基本格局。
制造金融泡沫洗掠新兴市场的实物经济成果
由于在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发达国家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只能被动地适应。国际资本形成的金融化在很大程度已经不再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形成，而是逐渐发展为通过左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投资体系来支配其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正如克鲁格曼（1995）在对东亚奇迹质疑中指出的，由于国际金融资本规模化进程如此迅速，以致于其可以通过在新兴资本市场制造“金融泡沫”的形式来洗掠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成果。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国际资本形成金融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发展中国家相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某种外部扰动的作用下，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实际上，东亚金融危机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发生的金融动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步伐脱离本国经济发展实际，过分超前尤其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所致。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成长阶段。目前我们存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金融不足的问题。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大力拓展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全面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借鉴国际上经济金融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防范成长中可能产生的过度金融化问题，推进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化解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