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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老家，把一个人最早的老师叫“发蒙”老师。一个人学有所成后，应该去好好感谢自己的“发蒙”老师。
谁是我的“发蒙”老师呢？我想，应当是我少年时代使我识别真正的人生之路的老师。我应当在小学的几位老师中寻找。
印象很深刻的是四年级时一位姓郭的数学老师。原来我们班纪律最不好的课是数学课，可是郭老师来后，课堂纪律竟出奇地好了。每次上课，他总是先给我们讲一段故事，多是间谍、案件之类的。虽然郭老师每次用三分之一时间讲故事，三分之二时间讲算术，但是同学们的数学成绩却明显提高了。可惜下学期时，学校却叫他改行教体育课了。后来才知道，上面很反感他把数学课变为故事课，狠狠批评了他的资产阶级教学方法。但我至今仍怀念他独特的讲课方法。不知道那种方法，在现在开放的环境下，可否重新试验。
新来的数学老师姓王。王老师自然不敢再以讲故事来吸引我们。但他有一个新绝招，就是记“0”分——谁要是课堂上讲小话，就给你记一个“0”分。到期终考试时，要和总成绩一起平均计算……这一招很厉害，像我等调皮生，在记了几个“0”分后，就紧张得不敢再乱说乱动。好容易到了期终，王老师宣布成绩，结果我们几个调皮生的成绩都以考试成绩为准，都在九十八分以上。这时王老师笑嘻嘻地拿出本子，说：“告诉你们，这些是假记的，现在全都当面销毁，无效。为了让同学们努力学习，我采取了这种假警告方式，请同学们原谅，我向同学们检讨……”当时全班同学眼泪都出来了，齐声叫：“王老师真好！”可是，王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不知到哪里去了。据说这种“假警告”方法，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判，而且，他的出身又不好……
也许上五年级时，我才真正遇到了“发蒙”老师。这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叶世权，是从沔阳师范毕业的高材生。他那时大约二十四岁左右，戴一副黄塑料眼镜，身材修长又健壮，胳膊的肌肉和篮球场上的英姿，叫我看到了一个男子汉的魅力，而他那漂亮的板书和毛笔字，更使全班同学以在他的班上为荣耀。
五年级时，我是全班的尖子，唯有“品行”，总是落后。叶老师决定要把我这个“只专不红”的后进学生改造为“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我开始并不买他的账，照样每堂课只听一半，便开始偷看小说或说小话。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的父亲如何起早贪黑种田，全家人如何省吃俭用，省下钱来供他上了师范，好不容易分到一个重点小学当重点班的班主任，这些实在很难得。如果同学们不支持他，一定要调皮，他怎么能继续工作，怎么能对得起父母弟妹、对得起党和组织呢？他说得实在动情，我终于答应了他：改掉一切旧习，做一个“三好学生”。从此，按照他的示意，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学校，首先把老师的办公室打扫干净，然后到班上做清洁，做完之后，一声不吭，让叶老师和同学们到处寻找“雷锋”。现在已记不得那时为了叶老师的心愿，我强迫自己做了多少好事。总之，有一天，叶老师突然宣布：“同学们，我们多日寻找的无名英雄，就是一个原来有名的调皮生……”我一下子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学习委员，学校的墙报上，整版都是叶老师亲笔书写的“三好学生朱建国优秀事迹”。
有一天，不知道是否因为听说叶老师因为教育我成功，要入党了，还是因为一件什么别的意外事件的刺激，我突然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做虚假的英雄呢？我找到叶老师，沉痛地对他说，我不配当“三好学生”，因为我做好事，只是为了做给老师和同学们看，我不是像雷锋叔叔那样，一心为人民，默默做好事不留名。叶老师红着眼睛恳求我：“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的进步，不是你一个人的成绩，是全班同学的帮助，全校老师和校党支部教育的成果，你当‘三好学生’是全校的荣誉啊。”但我仍固执地坚持，他悲愤至极，把我带到父亲面前说，“这个孩子不可救药，他连自己的进步都不相信了……”
在父亲的压力下，我终于沉默，但我没有再做“好事”，任凭那个虚假的“三好学生”消失。叶老师知道后，没对外人说，但也不再真心关心我了，其时他已为入党问题和学校的另一名进步老师秦老师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与互诘。
两年之后，我进了初中，“文革”爆发。我常常在街头欣赏叶老师融柳体魏碑于一炉的大字报。他对学校领导的大批判，他对教育局和县委的大批判，真是所向披靡，人皆叫好。其时他已成为县里最大的造反组织“五湖四海”兵团的常委，主管宣传，人们都争着叫他“叶常委”。
可惜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我在街头大字报读到“叶常委”那书法动人的检讨：“……我划着‘五湖四海’这只破船，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又过了不久，便见到处是“打倒叶××”的标语口号，听说他被发配到农村老家，当一个和村中“四类分子”同等的民办教师了。他好不容易从乡下拼搏进城，却又被无情地赶回农村。他曾想做一个城市人，为农民父母争光，曾想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县里的教育界，为农家子弟争光，可是，他最终却回到了自己奋斗的起点。
我至今不怀疑叶老师是一个极有能力的老师，但他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异化，又来异化我，在异化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后，他以造反来抗争，结果和历代造反的农民一样，终于遭到更大的异化与摧残。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命运，似乎在他身上重演。
我反感他用虚伪来教育我，我怜悯他成为一个悲剧时代的替罪羊。许多窃国者虽然身败名裂，但依然有人替他们为尊者讳，依然会有光彩的百年纪念，而我的老师叶世权，却只能永远地在破碎的梦想里泣叹悲剧的一生。
叶老师对我的扭曲以及他的被人扭曲，使我在少年时代便有一种看破红尘般的清醒。也正是这种清醒，才使我显得早熟，走上今日的杂文之路。
不论如何，真正最有资格成为我的“发蒙”老师的，可能只有叶老师。
叶老师，你还戴一副黄塑料眼镜？还是身材修长又健壮？还有篮球场上的英姿？还有那漂亮的板书和毛笔字？还在懊悔“五湖四海”那只破船？……叶老师，你如今在哪里？
（摘自《杂文选刊》）
谁是我的“发蒙”老师呢？我想，应当是我少年时代使我识别真正的人生之路的老师。我应当在小学的几位老师中寻找。
印象很深刻的是四年级时一位姓郭的数学老师。原来我们班纪律最不好的课是数学课，可是郭老师来后，课堂纪律竟出奇地好了。每次上课，他总是先给我们讲一段故事，多是间谍、案件之类的。虽然郭老师每次用三分之一时间讲故事，三分之二时间讲算术，但是同学们的数学成绩却明显提高了。可惜下学期时，学校却叫他改行教体育课了。后来才知道，上面很反感他把数学课变为故事课，狠狠批评了他的资产阶级教学方法。但我至今仍怀念他独特的讲课方法。不知道那种方法，在现在开放的环境下，可否重新试验。
新来的数学老师姓王。王老师自然不敢再以讲故事来吸引我们。但他有一个新绝招，就是记“0”分——谁要是课堂上讲小话，就给你记一个“0”分。到期终考试时，要和总成绩一起平均计算……这一招很厉害，像我等调皮生，在记了几个“0”分后，就紧张得不敢再乱说乱动。好容易到了期终，王老师宣布成绩，结果我们几个调皮生的成绩都以考试成绩为准，都在九十八分以上。这时王老师笑嘻嘻地拿出本子，说：“告诉你们，这些是假记的，现在全都当面销毁，无效。为了让同学们努力学习，我采取了这种假警告方式，请同学们原谅，我向同学们检讨……”当时全班同学眼泪都出来了，齐声叫：“王老师真好！”可是，王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不知到哪里去了。据说这种“假警告”方法，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判，而且，他的出身又不好……
也许上五年级时，我才真正遇到了“发蒙”老师。这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叶世权，是从沔阳师范毕业的高材生。他那时大约二十四岁左右，戴一副黄塑料眼镜，身材修长又健壮，胳膊的肌肉和篮球场上的英姿，叫我看到了一个男子汉的魅力，而他那漂亮的板书和毛笔字，更使全班同学以在他的班上为荣耀。
五年级时，我是全班的尖子，唯有“品行”，总是落后。叶老师决定要把我这个“只专不红”的后进学生改造为“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我开始并不买他的账，照样每堂课只听一半，便开始偷看小说或说小话。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的父亲如何起早贪黑种田，全家人如何省吃俭用，省下钱来供他上了师范，好不容易分到一个重点小学当重点班的班主任，这些实在很难得。如果同学们不支持他，一定要调皮，他怎么能继续工作，怎么能对得起父母弟妹、对得起党和组织呢？他说得实在动情，我终于答应了他：改掉一切旧习，做一个“三好学生”。从此，按照他的示意，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学校，首先把老师的办公室打扫干净，然后到班上做清洁，做完之后，一声不吭，让叶老师和同学们到处寻找“雷锋”。现在已记不得那时为了叶老师的心愿，我强迫自己做了多少好事。总之，有一天，叶老师突然宣布：“同学们，我们多日寻找的无名英雄，就是一个原来有名的调皮生……”我一下子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学习委员，学校的墙报上，整版都是叶老师亲笔书写的“三好学生朱建国优秀事迹”。
有一天，不知道是否因为听说叶老师因为教育我成功，要入党了，还是因为一件什么别的意外事件的刺激，我突然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做虚假的英雄呢？我找到叶老师，沉痛地对他说，我不配当“三好学生”，因为我做好事，只是为了做给老师和同学们看，我不是像雷锋叔叔那样，一心为人民，默默做好事不留名。叶老师红着眼睛恳求我：“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的进步，不是你一个人的成绩，是全班同学的帮助，全校老师和校党支部教育的成果，你当‘三好学生’是全校的荣誉啊。”但我仍固执地坚持，他悲愤至极，把我带到父亲面前说，“这个孩子不可救药，他连自己的进步都不相信了……”
在父亲的压力下，我终于沉默，但我没有再做“好事”，任凭那个虚假的“三好学生”消失。叶老师知道后，没对外人说，但也不再真心关心我了，其时他已为入党问题和学校的另一名进步老师秦老师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与互诘。
两年之后，我进了初中，“文革”爆发。我常常在街头欣赏叶老师融柳体魏碑于一炉的大字报。他对学校领导的大批判，他对教育局和县委的大批判，真是所向披靡，人皆叫好。其时他已成为县里最大的造反组织“五湖四海”兵团的常委，主管宣传，人们都争着叫他“叶常委”。
可惜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我在街头大字报读到“叶常委”那书法动人的检讨：“……我划着‘五湖四海’这只破船，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又过了不久，便见到处是“打倒叶××”的标语口号，听说他被发配到农村老家，当一个和村中“四类分子”同等的民办教师了。他好不容易从乡下拼搏进城，却又被无情地赶回农村。他曾想做一个城市人，为农民父母争光，曾想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县里的教育界，为农家子弟争光，可是，他最终却回到了自己奋斗的起点。
我至今不怀疑叶老师是一个极有能力的老师，但他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异化，又来异化我，在异化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后，他以造反来抗争，结果和历代造反的农民一样，终于遭到更大的异化与摧残。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命运，似乎在他身上重演。
我反感他用虚伪来教育我，我怜悯他成为一个悲剧时代的替罪羊。许多窃国者虽然身败名裂，但依然有人替他们为尊者讳，依然会有光彩的百年纪念，而我的老师叶世权，却只能永远地在破碎的梦想里泣叹悲剧的一生。
叶老师对我的扭曲以及他的被人扭曲，使我在少年时代便有一种看破红尘般的清醒。也正是这种清醒，才使我显得早熟，走上今日的杂文之路。
不论如何，真正最有资格成为我的“发蒙”老师的，可能只有叶老师。
叶老师，你还戴一副黄塑料眼镜？还是身材修长又健壮？还有篮球场上的英姿？还有那漂亮的板书和毛笔字？还在懊悔“五湖四海”那只破船？……叶老师，你如今在哪里？
（摘自《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