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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系统;不确定性;自主性;适应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5 月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7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随后在7 月30 日召开的关于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上升的不确定性风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逐步”转为“加快”形成。在10 月29日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大会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作出了若干讨论和决定，并在公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双循环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清晰。为进一步说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性和重要性，2021 年1 月11 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3]，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确立，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应对国际国内发展变化，优化国内产业结构，重塑国际分工合作，培育新型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战略选择，也是改革开放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态表现。从系统视角观察，经济社会运行及相关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系统决策的产生除了与决策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相关以外，还受到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相互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决策制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约束与涌现双重特点的系统行为过程。以系统理论为参照，对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相互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一个更加直观、全面的认识，也将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实践维度的路径探索和政策导向提供一定的思路启发。
一、大变局之下的挑战?从系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说起
边界是系统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系统延展在时间空间范围的界限，任何一个系统实体?无论是物理系统的原子、分子，生物系统的细胞、组织，还是社会系统的單位、市场，都有其一定的时空边界，即系统存在和运行的现实范围。需要指出的是，系统论中的系统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运动着的，它们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相对界限，在维持系统整体性的同时也为系统发展提供动力。在系统边界概念的基础上，系统产生了“内部”“外部”之分，分别与“系统”自身和“环境”相对应。
环境是系统外部条件与关系的总和，也是系统获取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主要来源。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现实中绝对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在系统论中，虽然来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是决定系统性质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稳定的外部环境是维持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的确定性越高，系统自稳能力越强，反之，当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上升时，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干扰。
我国经济社会系统所对应的外部环境是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动会以贸易、金融、外交等各种途径和形式传递进来，并对系统运行产生影响。2017 年12 月，习总书记在回国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这也是党中央基于世界格局现实、对当代国际大势做出的战略判断。大变局下上升的不确定性，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 陷入普遍性低潮与悲观预期的世界经济
进入21 世纪以来，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包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贫富差距拉大、原料供应国低端产品加工国环境污染、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显现，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力。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逆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逆全球化[4]。多国采取了措施加以应对，比如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 协议等，这些措施的实质都是逆全球化思潮在国家政策上的一种延伸。与之对应的结果，便是资本、技术、商品等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受到了限制，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加剧。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反映对外投资和全球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参数指标，以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①为参照，在2006 年至2019 年近十五年时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几经起伏，在2007 年达到峰值，约为3.13 万亿美元;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 年和2009 年两年迅速下降;然后从2010 年开始逐渐回升，并在2016 年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约为2.75 万亿美元;继2017 年和2018 年两年的负增长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19 年再度回升，达到1.63 万亿美元，约占2016 年的60%、2007 年的52%，外资活跃程度相较过去明显降低。
与此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②中，预计2020 年全球增速为?4.4%，较6 月的预测上调了0.8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约为?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3%。2021 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5.2%，GDP 水平较2019 年略微高出0.6 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表明，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及发展预期均不容乐观。 （二） 趋向停滞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增加了的阻碍困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在加剧之中。正如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2018 年度报告《摇摇欲坠的生活》（《Жизнь В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中对世界格局状态隐喻性描述的那样，“一幢世界建筑的架构在我们眼前开始摇摇欲坠，连同曾经被认为无比坚固的支架在内，都逐渐变得扭曲。这些框架建成于1945 年以后，即起始于1914 年8 月并在1939 年遭受第二次破坏，然后这些破坏被彻底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大国考虑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尝试建立和平均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经历，他们学会并善于在防止矛盾失控的体系上达成共识。而正是这个曾经达成共识的模式，目前正经历着严重危机”[5]。该报告中所提到的“松动了的‘世界建筑’架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正在显现出的国际多边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的发展倾向。近年来，个别国家和地区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或多边合作机构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系列退出行为反映了多边主义的“凛冬”而至，区域主义开始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关注。
（三） 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与蔓延
过去一二十年，全球化在迎来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据统计，当前全球前10% 的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一半以上，并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6]。作为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后果亦或是附加现象，政治和社会的分化难以避免，而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体现在西方国家内部，“在西方，数十年来见证的是一场新式冲突的浮现，也就是政治学家口中渴望更开放的一部分人与渴望某种封闭的另一部分公民之间的‘裂痕’ ” [7]。伴随着这道裂痕出现的还有，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与蔓延。
这些思潮的兴起，既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意义，同时兼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它们是构成世界不稳定的要素之一，是滋生地区冲突、局域动荡、贸易保护等不良植株的适宜土壤。此外，这些思潮涌动又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层面加剧了现实分化，集体共识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奢侈，而后者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四）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遍布全球的新冠病毒
开始流行于2019 年与2020 年之交的新冠病毒，正成为推动全球大变局的加速器，将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化格局进一步推向未知。此次疫情产生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对经济的创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10 月做出的预测，2020 年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虽然在具体数据上有所差别， 但包括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在内的主要世界经济组织普遍对全球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这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甚至是1929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除了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疫情也对民主思潮、社会治理、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些影响虽然现在还不十分明显，但不排除未来有进一步发酵的可能。考虑到新冠疫情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的现实，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暂未达成广泛性抗疫共识对疫情进行有效遏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从“黑天鹅”到“灰犀牛”的变化中逐步累加。
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自主性与系统的“自由”
在系统哲学中，系统的自由与自主性是紧密相关的，而系统的自主性又以自组织为基础。自组织是系统维持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系统通过自我适应、自我选择等一系列自组织活动，实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自组织概念较早产生于控制论、信息论领域，随后经过不断完善和丰富，理论范围从最初的物理、生物系统扩展至一般性系统，机理模式也从较为单向的反馈机制深化為多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综合而成的复合机制。自组织的一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一个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开放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自身内部结构的需要，在众多因果、非因果关系中做出的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以实现系统维持和进化的目的。这个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过程也是自组织过程，是系统自主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时也表明，系统的“自由”同其他学科语境中的“自由”一样，是一个相对概念，由外部因素的总合和自身共同决定。而在这种“系统?环境?组织”①的决定论总体框架下，“系统内部的结构组织又决定了它的具体自由度”。
把关于系统的自主性认识延伸到经济社会系统中来，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由当前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共同决定的，而在这种决定关系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条件总和又进一步对新发展格局的方向与目标标刻了具体的“自由度”。
（一） 新时期新环境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内在需求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推动各项要素市场化的同时，也依托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到国际分工与竞争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1 年，以加入WTO 为标志，我国外向型经济格局正式确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外循环”为主导。
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一度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国转变为外汇储备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存在弊端，这些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发展的深入逐渐显露，并且经过复杂的传导和互动过程形成了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向型经济注重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性，经济安全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系数也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个国家进出口总额占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并在2006 年达到峰值，约为64.2%。之后虽有下降，截止到2019 年底，约为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8]。过高的对外贸易系数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国家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地缘政治波动等影响，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 年的新冠疫情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5 月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7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随后在7 月30 日召开的关于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上升的不确定性风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逐步”转为“加快”形成。在10 月29日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大会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作出了若干讨论和决定，并在公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双循环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清晰。为进一步说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性和重要性，2021 年1 月11 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3]，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确立，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应对国际国内发展变化，优化国内产业结构，重塑国际分工合作，培育新型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战略选择，也是改革开放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态表现。从系统视角观察，经济社会运行及相关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系统决策的产生除了与决策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相关以外，还受到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相互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决策制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约束与涌现双重特点的系统行为过程。以系统理论为参照，对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相互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一个更加直观、全面的认识，也将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实践维度的路径探索和政策导向提供一定的思路启发。
一、大变局之下的挑战?从系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说起
边界是系统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系统延展在时间空间范围的界限，任何一个系统实体?无论是物理系统的原子、分子，生物系统的细胞、组织，还是社会系统的單位、市场，都有其一定的时空边界，即系统存在和运行的现实范围。需要指出的是，系统论中的系统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运动着的，它们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相对界限，在维持系统整体性的同时也为系统发展提供动力。在系统边界概念的基础上，系统产生了“内部”“外部”之分，分别与“系统”自身和“环境”相对应。
环境是系统外部条件与关系的总和，也是系统获取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主要来源。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现实中绝对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在系统论中，虽然来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是决定系统性质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稳定的外部环境是维持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的确定性越高，系统自稳能力越强，反之，当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上升时，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干扰。
我国经济社会系统所对应的外部环境是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动会以贸易、金融、外交等各种途径和形式传递进来，并对系统运行产生影响。2017 年12 月，习总书记在回国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这也是党中央基于世界格局现实、对当代国际大势做出的战略判断。大变局下上升的不确定性，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 陷入普遍性低潮与悲观预期的世界经济
进入21 世纪以来，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包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贫富差距拉大、原料供应国低端产品加工国环境污染、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显现，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力。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逆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逆全球化[4]。多国采取了措施加以应对，比如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 协议等，这些措施的实质都是逆全球化思潮在国家政策上的一种延伸。与之对应的结果，便是资本、技术、商品等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受到了限制，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加剧。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反映对外投资和全球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参数指标，以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①为参照，在2006 年至2019 年近十五年时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几经起伏，在2007 年达到峰值，约为3.13 万亿美元;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 年和2009 年两年迅速下降;然后从2010 年开始逐渐回升，并在2016 年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约为2.75 万亿美元;继2017 年和2018 年两年的负增长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19 年再度回升，达到1.63 万亿美元，约占2016 年的60%、2007 年的52%，外资活跃程度相较过去明显降低。
与此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②中，预计2020 年全球增速为?4.4%，较6 月的预测上调了0.8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约为?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3%。2021 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5.2%，GDP 水平较2019 年略微高出0.6 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表明，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及发展预期均不容乐观。 （二） 趋向停滞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增加了的阻碍困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在加剧之中。正如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2018 年度报告《摇摇欲坠的生活》（《Жизнь В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中对世界格局状态隐喻性描述的那样，“一幢世界建筑的架构在我们眼前开始摇摇欲坠，连同曾经被认为无比坚固的支架在内，都逐渐变得扭曲。这些框架建成于1945 年以后，即起始于1914 年8 月并在1939 年遭受第二次破坏，然后这些破坏被彻底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大国考虑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尝试建立和平均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经历，他们学会并善于在防止矛盾失控的体系上达成共识。而正是这个曾经达成共识的模式，目前正经历着严重危机”[5]。该报告中所提到的“松动了的‘世界建筑’架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正在显现出的国际多边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的发展倾向。近年来，个别国家和地区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或多边合作机构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系列退出行为反映了多边主义的“凛冬”而至，区域主义开始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关注。
（三） 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与蔓延
过去一二十年，全球化在迎来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据统计，当前全球前10% 的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一半以上，并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6]。作为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后果亦或是附加现象，政治和社会的分化难以避免，而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体现在西方国家内部，“在西方，数十年来见证的是一场新式冲突的浮现，也就是政治学家口中渴望更开放的一部分人与渴望某种封闭的另一部分公民之间的‘裂痕’ ” [7]。伴随着这道裂痕出现的还有，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与蔓延。
这些思潮的兴起，既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意义，同时兼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它们是构成世界不稳定的要素之一，是滋生地区冲突、局域动荡、贸易保护等不良植株的适宜土壤。此外，这些思潮涌动又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层面加剧了现实分化，集体共识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奢侈，而后者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四）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遍布全球的新冠病毒
开始流行于2019 年与2020 年之交的新冠病毒，正成为推动全球大变局的加速器，将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化格局进一步推向未知。此次疫情产生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对经济的创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10 月做出的预测，2020 年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虽然在具体数据上有所差别， 但包括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在内的主要世界经济组织普遍对全球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这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甚至是1929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除了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疫情也对民主思潮、社会治理、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些影响虽然现在还不十分明显，但不排除未来有进一步发酵的可能。考虑到新冠疫情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的现实，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暂未达成广泛性抗疫共识对疫情进行有效遏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从“黑天鹅”到“灰犀牛”的变化中逐步累加。
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自主性与系统的“自由”
在系统哲学中，系统的自由与自主性是紧密相关的，而系统的自主性又以自组织为基础。自组织是系统维持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系统通过自我适应、自我选择等一系列自组织活动，实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自组织概念较早产生于控制论、信息论领域，随后经过不断完善和丰富，理论范围从最初的物理、生物系统扩展至一般性系统，机理模式也从较为单向的反馈机制深化為多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综合而成的复合机制。自组织的一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一个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开放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自身内部结构的需要，在众多因果、非因果关系中做出的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以实现系统维持和进化的目的。这个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过程也是自组织过程，是系统自主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时也表明，系统的“自由”同其他学科语境中的“自由”一样，是一个相对概念，由外部因素的总合和自身共同决定。而在这种“系统?环境?组织”①的决定论总体框架下，“系统内部的结构组织又决定了它的具体自由度”。
把关于系统的自主性认识延伸到经济社会系统中来，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由当前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共同决定的，而在这种决定关系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条件总和又进一步对新发展格局的方向与目标标刻了具体的“自由度”。
（一） 新时期新环境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内在需求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推动各项要素市场化的同时，也依托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到国际分工与竞争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1 年，以加入WTO 为标志，我国外向型经济格局正式确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外循环”为主导。
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一度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国转变为外汇储备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存在弊端，这些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发展的深入逐渐显露，并且经过复杂的传导和互动过程形成了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向型经济注重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性，经济安全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系数也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个国家进出口总额占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并在2006 年达到峰值，约为64.2%。之后虽有下降，截止到2019 年底，约为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8]。过高的对外贸易系数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国家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地缘政治波动等影响，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 年的新冠疫情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