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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惟纯在台湾被称为“新闻界第一才子”，自称信奉“归零哲学”，随时随地把自己归零，一切再从头开始做起，不愿躺在以往的成就上。1952年，他在高雄眷村出生，是一个没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目不识丁的母亲将他抚养成人。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中国时报》，29岁就担任社论主笔，写下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一般人处在他那种炙手可热的地位，大多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生性不安分的金惟纯只做了一年，便负笈美国，进纽约大学商学院重新做起学生。35岁回到台湾，他敏锐地观察到媒体未来竞争与变迁的趋势，创办了《商业周刊》。这本杂志经历了6年的经营危机，缴了一亿多元新台币的“学费”，最后逐渐起死回生，发行量超过15万份，年广告收入高达近四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期刊。
1999年，石齐平推荐我给《商周》写稿。发表了第一篇政论后，金惟纯就来电话，邀请我在杂志上开一个专栏，承诺付给我每字一元钱的稿酬，这在当年的台湾算是最高标准了。此时我在亚洲电视做新闻总监，老板别出心裁地推出“台评”，我成为主要写手，每天要撰写“遵命文字”，更有甚者，还要将文章送给粗通文墨的老板审阅，他居然还常改来改去。尽管有韩信胯下之辱的感觉，为生计也只能忍气吞声。于是我欣然接受金惟纯的邀请，开始用“林克”的笔名给《商周》写专栏。每周一篇，一写就是整整7年。这些文章不再受制于人，我用我眼看，我用我心想，我用我手写，可说是最用功撰写的评论。就这样，我因文字而与惟纯订交，尽管最初我们未曾见过面。
2000年7月，南怀瑾决定让我执笔，将两岸密使内幕公之于世。我就去台湾找惟纯，准备把这一爆炸性的文章交给《商周》发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穿夹克，戴着眼镜，瘦高个子，眉目清秀，有玉树临风的仪态。说完正事，惟纯轻松地点起烟，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不是那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但观点很独到、谈吐很机智、态度很自信，能感觉到是个绝对聪明的人。惟纯和我谈过去、谈未来，谈国家两岸、谈《商周》经验，还有他“不找别人麻烦，不被别人找麻烦，以及不找自己麻烦”的“三不”原则与“归零哲学”。第一次谈话彼此敞开心怀，也就此成为好朋友。此后，他来香港或者我去台湾，都会聚在一起聊天。他对学佛习禅饶有兴趣，也有心得，我就带他去见怀师。怀师一再夸奖惟纯聪明。
2001年底，惟纯的商周集团、台湾城邦出版被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收购，他继续管理商周集团。老板周凯旋邀我加入新的TOM集团，协助原城邦老板詹宏志经营出版板块。我不认识詹宏志，就去和惟纯商量。他鼓励我加入，但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最后还是婉拒了周凯旋的邀请。到了第二年，亚视股权发生变化，我选择了离职，但一时又没找到工作。惟纯知道后，马上伸出援手，聘请我担任《商周》受薪的顾问，解除我的后顾之忧。2003年春节，他还邀请我去台湾参加《商周》的春茗活动，在这个大家庭浓浓的情谊中消除了失意后的孤独。惟纯兄给了我一个最难忘的春节。
2004年，TOM集团参股《亚洲周刊》，惟纯出任顾问。这份杂志长期亏损，老板问他有什么办法让《亚洲周刊》起死回生。惟纯脱口而出：“换个总编辑。”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管理诀窍中，人比策略还重要，因为人可以修正错误的策略，但错误的人只会让事情愈弄愈糟。此时，他曾私下找我询问去《亚洲周刊》的意愿。起初我有点跃跃欲试，但TOM的首席执行官王兟对我说：“一个杂志有两个股权相等的老板，谁说了都不算，你怎么办？”我不愿夹在两个老板中间做磨心，也就打了退堂鼓，再次失去了和惟纯合作的机会。
2006年以后，金惟纯成为TOM的实际掌舵人，两岸三地华人圈内举足轻重的传媒巨子。前几年，他却再次将自己归零，毫不犹豫地退休。他回到台湾做义工，决心回馈社会。前年，我去台湾，惟纯兄请我去他在新店山上的家里做客。晚饭后，我俩沿着山路散步。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做义工的快乐，劝我搬去台湾和他做邻居，加入他的义工队伍。他还说等女儿大了，准备再次归零，从目前的大豪宅搬去小房子，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我想起十余年前的第一次聊天，惟纯兄一直在实践着“归零哲学”。他的人生是充实的。
1999年，石齐平推荐我给《商周》写稿。发表了第一篇政论后，金惟纯就来电话，邀请我在杂志上开一个专栏，承诺付给我每字一元钱的稿酬，这在当年的台湾算是最高标准了。此时我在亚洲电视做新闻总监，老板别出心裁地推出“台评”，我成为主要写手，每天要撰写“遵命文字”，更有甚者，还要将文章送给粗通文墨的老板审阅，他居然还常改来改去。尽管有韩信胯下之辱的感觉，为生计也只能忍气吞声。于是我欣然接受金惟纯的邀请，开始用“林克”的笔名给《商周》写专栏。每周一篇，一写就是整整7年。这些文章不再受制于人，我用我眼看，我用我心想，我用我手写，可说是最用功撰写的评论。就这样，我因文字而与惟纯订交，尽管最初我们未曾见过面。
2000年7月，南怀瑾决定让我执笔，将两岸密使内幕公之于世。我就去台湾找惟纯，准备把这一爆炸性的文章交给《商周》发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穿夹克，戴着眼镜，瘦高个子，眉目清秀，有玉树临风的仪态。说完正事，惟纯轻松地点起烟，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不是那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但观点很独到、谈吐很机智、态度很自信，能感觉到是个绝对聪明的人。惟纯和我谈过去、谈未来，谈国家两岸、谈《商周》经验，还有他“不找别人麻烦，不被别人找麻烦，以及不找自己麻烦”的“三不”原则与“归零哲学”。第一次谈话彼此敞开心怀，也就此成为好朋友。此后，他来香港或者我去台湾，都会聚在一起聊天。他对学佛习禅饶有兴趣，也有心得，我就带他去见怀师。怀师一再夸奖惟纯聪明。
2001年底，惟纯的商周集团、台湾城邦出版被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收购，他继续管理商周集团。老板周凯旋邀我加入新的TOM集团，协助原城邦老板詹宏志经营出版板块。我不认识詹宏志，就去和惟纯商量。他鼓励我加入，但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最后还是婉拒了周凯旋的邀请。到了第二年，亚视股权发生变化，我选择了离职，但一时又没找到工作。惟纯知道后，马上伸出援手，聘请我担任《商周》受薪的顾问，解除我的后顾之忧。2003年春节，他还邀请我去台湾参加《商周》的春茗活动，在这个大家庭浓浓的情谊中消除了失意后的孤独。惟纯兄给了我一个最难忘的春节。
2004年，TOM集团参股《亚洲周刊》，惟纯出任顾问。这份杂志长期亏损，老板问他有什么办法让《亚洲周刊》起死回生。惟纯脱口而出：“换个总编辑。”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管理诀窍中，人比策略还重要，因为人可以修正错误的策略，但错误的人只会让事情愈弄愈糟。此时，他曾私下找我询问去《亚洲周刊》的意愿。起初我有点跃跃欲试，但TOM的首席执行官王兟对我说：“一个杂志有两个股权相等的老板，谁说了都不算，你怎么办？”我不愿夹在两个老板中间做磨心，也就打了退堂鼓，再次失去了和惟纯合作的机会。
2006年以后，金惟纯成为TOM的实际掌舵人，两岸三地华人圈内举足轻重的传媒巨子。前几年，他却再次将自己归零，毫不犹豫地退休。他回到台湾做义工，决心回馈社会。前年，我去台湾，惟纯兄请我去他在新店山上的家里做客。晚饭后，我俩沿着山路散步。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做义工的快乐，劝我搬去台湾和他做邻居，加入他的义工队伍。他还说等女儿大了，准备再次归零，从目前的大豪宅搬去小房子，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我想起十余年前的第一次聊天，惟纯兄一直在实践着“归零哲学”。他的人生是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