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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和宏观扩大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政府所追捧。上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美国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态化、普遍化和长期化。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更多是需求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给约束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中国尤其如此。
2008年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不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我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事实上，当前我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减速的性质是供给约束造成的，一味扩张需求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现在看来，过度关注宏观需求，不仅加剧经济波动，带来资源错配风险，也影响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着眼于供给，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我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政府所追捧。上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美国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态化、普遍化和长期化。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更多是需求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给约束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中国尤其如此。
2008年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不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我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事实上，当前我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减速的性质是供给约束造成的，一味扩张需求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现在看来，过度关注宏观需求，不仅加剧经济波动，带来资源错配风险，也影响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着眼于供给，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我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