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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概括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整体框架，然后从三个方面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了总结评价。从结构来说，结构严谨，脉络清晰；从创新度来说，确立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典范；从评价来说，评价客观，有理有据。总体說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一部学术史对我们了解清代学术发展概况具有极为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评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在清华大学任课时的讲义，书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梁启超先生对明清学术变化的总结性著作。
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
全书总共十六讲，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这部分主要是楔子，“先驱”交代清楚之前时期学术思潮，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反动”是对明末二三十年间出现的新现象的批驳与创新，主要有五点内容：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固一派）、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明末大公案、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佛教徒方面出现的反动。
第二部分：第二讲至第四讲。这部分主要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第三部分：第五讲至第十二讲，以各个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为例，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三百年的学术变化。
第四部分：第十三讲至第十六讲。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分别对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门类择要叙述，并给予提纲挈领的评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脉络清晰，文中大多运用综论和学者专论分章列节的方法进行论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整本书结构严谨、内容清晰，便于非文学专业读者阅读。其研究方法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学习作用，值得借鉴参考。
综论指全面的综合性论述。如文中作者对谱牒学的研究，首先从整体上介绍了谱牒学的概念，“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1]。然后综述年谱的分类：第一类，自撰年谱，为本人实写的经历感想。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
学者专论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其学术著作揭示学术宗旨，论述学术渊源、影响、地位等。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代表着他的政治理想，富有民主主义精神，书中的一些主张至今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史学是黄宗羲学问影响最大者，特别是他的《明儒学案》，作为中国最早的、最完善的学术史，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二、确立学术史研究的新典范
梁启超在论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明确提出了著述学术史所需的四个必备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的重要各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掣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的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贯彻了这四点要求。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的重要各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梁启超先生将清代三百年的思想潮流基本梳理一遍，可以说是将学科概况、学术流派纵横论列，条分缕析地勾勒出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类别择要叙述；在学术流派中着重分析了阳明学派、程朱学派、实践实用学派（颜李派）、乾嘉学派。
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掣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就将其很好地表现出来。例如，介绍王船山哲学的全系统时，就将其哲学思想体系的要点大致说明：一是他认为“生理体”为实有。二是他认为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三是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四是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五是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1]。
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如梁启超在论述《水经注》这本地理书的校注时，将赵东潜、戴东原、全谢山三人同治此书的真相略述下来，并将这三家的特点进行比较。作者在文中叙述了三人校注此书并发表的时间前后的问题，东原治此书，始于乾隆三十年，后被召入四库馆，据《永乐大典》本校此书，至三十七年刊行，成书四十卷，虽戴书最晚成，但是最先出版。东潜于乾隆十九年校注完成此书，然被四库馆采进，当时并未刻本行市，至乾隆五十一年，此书才刊行。谢山自其先代三世治此书，在乾隆十七年完成，直至光绪十四年才刻本，所以，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虽然只是简单的先后问题，由于关系到著述家道德问题，梁启超先生在此书中点点叙述其真相。并从客观上评价三家特点，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赵本博引清初诸说，辩证最详晰，非戴所及，且凡引他说皆著所出，体例亦严；全氏分别注有大小，注中有注，是其特识，余与赵氏同之。略评三家特点之后，作者进行总结：“吾向未治此学，不敢以门外汉评各家得失，但述此学经过状况如前。治之者多，故叙述不避词费。唯此书值得如此用功与否，实一问题。以吾观之，地理不经实测，总是纸上谈兵，清儒并力治《水经注》，适以表现清代地学内容之贫乏而已。”[1]梁启超先生在重于真相的基础上，适当发表想法，并未代入太多主观情绪。
第四，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的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广泛介绍当时学术界的各家人物，如黄梨州、孙夏峰、李二曲、余姚王学家、王船山、顾亭林、阎百诗、万充宗、朱舜水、万季野、张杨园、颜习斋等。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介绍有详有略，详者如黄梨州、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粗略者如吴伟业、归庄等附录列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这个人的一生经历，让我们从客观上了解这个人，还从做人和做学问这两个微观角度精准把握这个人的品格。如顾亭林，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他相貌丑怪，性情耿直，喜欢抄书，留心经世之学。在经历了国破母亡的隐痛之后，一直游学在外，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以图光复。在做人方面，作者对顾亭林的评价是“行己有耻”。由于身处于晚明混乱飘零的社会环境下，他尤感要用坚强意志抵抗恶社会，用严正的规律约束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于流俗同化，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可谓“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1]。在做学问方面，专标“博学于文”，其做学问的虚心谨慎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梁启超先生对顾炎武的一生经历及人格的了解十分透彻，因而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特别位置，是由于“一曰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考经疏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1]。
三、评价客观，有理有据
梁启超在客观评价的同时，也不隐晦自己的意见。这点在第九讲论述“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一章中最明显。在评价杨园时，梁启超先生称“杨园品格方严，践履笃实，固属可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创，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也还不少，推尊太过，怕反失其真罢”[1]。在客观评价杨园的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作者对于一些依附于程朱学派的假道学先生（李光地、方苞等）的评价亦是毫不留情面。如评价李光地是个只贪图做官，连老子死了都不肯奔丧的假道义之人；方苞则是一个沽名钓誉、品德败坏的伪君子。综上所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史实为基础，对近三百年来的有学识者予以较为公允客观的评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共十六讲，洋洋洒洒二十六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其语言通顺、内容脉络清晰的特点让读者兴趣盎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颇具创新意识和指导意义的难得佳作，对于了解清代学术发展概况及其脉络趋向具有极为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1）.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评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在清华大学任课时的讲义，书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梁启超先生对明清学术变化的总结性著作。
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
全书总共十六讲，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这部分主要是楔子，“先驱”交代清楚之前时期学术思潮，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反动”是对明末二三十年间出现的新现象的批驳与创新，主要有五点内容：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固一派）、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明末大公案、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佛教徒方面出现的反动。
第二部分：第二讲至第四讲。这部分主要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第三部分：第五讲至第十二讲，以各个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为例，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三百年的学术变化。
第四部分：第十三讲至第十六讲。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分别对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门类择要叙述，并给予提纲挈领的评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脉络清晰，文中大多运用综论和学者专论分章列节的方法进行论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整本书结构严谨、内容清晰，便于非文学专业读者阅读。其研究方法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学习作用，值得借鉴参考。
综论指全面的综合性论述。如文中作者对谱牒学的研究，首先从整体上介绍了谱牒学的概念，“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1]。然后综述年谱的分类：第一类，自撰年谱，为本人实写的经历感想。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
学者专论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其学术著作揭示学术宗旨，论述学术渊源、影响、地位等。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代表着他的政治理想，富有民主主义精神，书中的一些主张至今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史学是黄宗羲学问影响最大者，特别是他的《明儒学案》，作为中国最早的、最完善的学术史，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二、确立学术史研究的新典范
梁启超在论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明确提出了著述学术史所需的四个必备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的重要各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掣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的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贯彻了这四点要求。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的重要各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梁启超先生将清代三百年的思想潮流基本梳理一遍，可以说是将学科概况、学术流派纵横论列，条分缕析地勾勒出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类别择要叙述；在学术流派中着重分析了阳明学派、程朱学派、实践实用学派（颜李派）、乾嘉学派。
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掣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就将其很好地表现出来。例如，介绍王船山哲学的全系统时，就将其哲学思想体系的要点大致说明：一是他认为“生理体”为实有。二是他认为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三是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四是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五是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1]。
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如梁启超在论述《水经注》这本地理书的校注时，将赵东潜、戴东原、全谢山三人同治此书的真相略述下来，并将这三家的特点进行比较。作者在文中叙述了三人校注此书并发表的时间前后的问题，东原治此书，始于乾隆三十年，后被召入四库馆，据《永乐大典》本校此书，至三十七年刊行，成书四十卷，虽戴书最晚成，但是最先出版。东潜于乾隆十九年校注完成此书，然被四库馆采进，当时并未刻本行市，至乾隆五十一年，此书才刊行。谢山自其先代三世治此书，在乾隆十七年完成，直至光绪十四年才刻本，所以，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虽然只是简单的先后问题，由于关系到著述家道德问题，梁启超先生在此书中点点叙述其真相。并从客观上评价三家特点，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赵本博引清初诸说，辩证最详晰，非戴所及，且凡引他说皆著所出，体例亦严；全氏分别注有大小，注中有注，是其特识，余与赵氏同之。略评三家特点之后，作者进行总结：“吾向未治此学，不敢以门外汉评各家得失，但述此学经过状况如前。治之者多，故叙述不避词费。唯此书值得如此用功与否，实一问题。以吾观之，地理不经实测，总是纸上谈兵，清儒并力治《水经注》，适以表现清代地学内容之贫乏而已。”[1]梁启超先生在重于真相的基础上，适当发表想法，并未代入太多主观情绪。
第四，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的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广泛介绍当时学术界的各家人物，如黄梨州、孙夏峰、李二曲、余姚王学家、王船山、顾亭林、阎百诗、万充宗、朱舜水、万季野、张杨园、颜习斋等。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介绍有详有略，详者如黄梨州、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粗略者如吴伟业、归庄等附录列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这个人的一生经历，让我们从客观上了解这个人，还从做人和做学问这两个微观角度精准把握这个人的品格。如顾亭林，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他相貌丑怪，性情耿直，喜欢抄书，留心经世之学。在经历了国破母亡的隐痛之后，一直游学在外，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以图光复。在做人方面，作者对顾亭林的评价是“行己有耻”。由于身处于晚明混乱飘零的社会环境下，他尤感要用坚强意志抵抗恶社会，用严正的规律约束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于流俗同化，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可谓“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1]。在做学问方面，专标“博学于文”，其做学问的虚心谨慎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梁启超先生对顾炎武的一生经历及人格的了解十分透彻，因而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特别位置，是由于“一曰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考经疏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1]。
三、评价客观，有理有据
梁启超在客观评价的同时，也不隐晦自己的意见。这点在第九讲论述“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一章中最明显。在评价杨园时，梁启超先生称“杨园品格方严，践履笃实，固属可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创，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也还不少，推尊太过，怕反失其真罢”[1]。在客观评价杨园的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作者对于一些依附于程朱学派的假道学先生（李光地、方苞等）的评价亦是毫不留情面。如评价李光地是个只贪图做官，连老子死了都不肯奔丧的假道义之人；方苞则是一个沽名钓誉、品德败坏的伪君子。综上所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史实为基础，对近三百年来的有学识者予以较为公允客观的评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共十六讲，洋洋洒洒二十六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其语言通顺、内容脉络清晰的特点让读者兴趣盎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颇具创新意识和指导意义的难得佳作，对于了解清代学术发展概况及其脉络趋向具有极为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1）.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