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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身份特殊，是鲁迅的兄弟。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有附逆之嫌。解放后，他自知其“有用”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译书，一是提供有关鲁迅的史料，但仍多次上书给党和国家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和周扬、康生等。上书的目的不一，起初瞄准政治待遇，其后只求生活待遇的改善，有时被挡回，有时被满足。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从没得到过直接的回音，没有人给他回信，没有人召见，都是交代给具体的办事的人传达意见。
周作人最后一次上书时，他已被赶到一小棚子里居住，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此次不再是致信給某位要人，不指望上达天听。他两次将写好的“呈文”递给儿媳，让她躲过红卫兵交给派出所。显然彼时他已不把自己看作特殊的人物，只是一介小民了。“呈文”大意如下：
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这最后一次“上书”，没有任何幻想。
（摘自《万象》）
周作人最后一次上书时，他已被赶到一小棚子里居住，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此次不再是致信給某位要人，不指望上达天听。他两次将写好的“呈文”递给儿媳，让她躲过红卫兵交给派出所。显然彼时他已不把自己看作特殊的人物，只是一介小民了。“呈文”大意如下：
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这最后一次“上书”，没有任何幻想。
（摘自《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