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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名作家益希单增先生的访谈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若只闻其音声，很难相信他已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言谈中，他不仅思路清晰，言辞流利，而且声音刚正洪亮，气息中没有丝毫衰微之感，一如他的个性。早就听说过，益希单增先生是个为人刚强耿直、做事极讲原则的人。而难能可贵的是，如此脾气秉性之人，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数十年，并且笔耕不辍，创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竟能保持这般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进而想要探寻他达致理想人生状态的秘诀所在。
益希单增出生于1942年，9岁时就加入十八军成为部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名文工队员；10岁时被派去部队医院学医；14岁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正式入学读书，接着，系统读完中学、考上大学，直到1969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毕业，回西藏自治区工作。先后在自治区革委会、西藏革命展览馆、西藏文联、自治区人大、自治区政协从事领导工作，直到65岁时退休。而他退休后的生活，并不像一般老人那样平静安逸地养老，而是依然每天跑步或是骑自行车两小时左右用以健身，并且每天写作，这两项成为他每个日子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从無间断。“一天没有死，就要写一天。”电话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语。我想，支撑他做到这一切的，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他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和对生命的不懈追求，而文学创作，无疑是他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他的创作历程，以及文学创作之于他的精神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
子嫣：我们知道，您从36岁也即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先后创作完成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数百篇散文、评论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西藏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能否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创作历程？您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哪些关键的嬗变成长阶段？
益希单增：在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时，我被选为院学生会副主席，担任了五年时间，并负责学校的每周新闻广播组的工作。从1959年起，课余时间，我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在班上写的作文，多次被老师表扬。1969年大学毕业回到西藏工作后，在平叛部队担任专案组成员，工作之余，又重读中外文学名著，理解能力深入了一步。中国历代的各种诗歌、杂文、说笑、政论、时评等，也都是我喜欢读的作品。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的作品，我反复读了多次。意大利作家写的“斯巴达克”是我创作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模本。读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给我的脑子开辟了另一个丰富多采的世界，有时我想，活在我们这个世上然后想去自杀的人，一定是一个还不如一只小蚂蚁心胸的人！我最初的写作，不是要去当作家，而是想把在三十九族丁青地方工作时期百姓传说的故事与自已的想法记载下来。当初发现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初稿的是来到我家里要看我笔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组组长老谢同志。老谢说这个笔记要写成书，要出版。他给我讲了文学创作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遵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我答应下来，不过，我一再强调不想当作家，只承认是个作者。从此，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成了指导我写作的灵魂。
子嫣：请问先生，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吗？有没有经过迷茫困惑或找不到创作方向的时段？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流行时期，您是如何做到超越潮流而始终坚守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
益希单增：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很喜欢扎西达娃的作品《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我认为这部作品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不管什么朝代，只要是积极向上的作品，都应该肯定下来。我的少量作品中也有魔幻手法的展示，只是我不愿意太明显。
子嫣：您的文学作品获过多种奖项，比如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迷茫的大地》也分别获奖，这两部无疑是您的重要作品。请问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您个人认为最满意的，或者说最能代表您的创作水平和思想的作品是哪一部？为什么？
益希单增：《幸存的人》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后，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文学奖中，有我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在人民大会堂颁奖时，我代表获奖作者上台发了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接见我们，讲话表扬和鼓励我们。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方毅设宴招待我们。当时我想，改革开放真的在进行了，时代有大变化了。既然有人叫我“作家”，我就要认认真真当下去，不能让读者失望。我曾经是一个在五十六所大专院校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的人，是学校小提琴组的组长和第一把小提琴手，为了写作，我放弃了拉琴，由自认为的作者向作家迈进。不过，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满意的。什么时候能写出满意的作品，自己还不清楚。
子嫣：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家的创作也鲜有人能超越过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为一名成长生活于西藏大地的藏族作家，西藏无疑是您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我们注意到，您的文字中密集又自然地渗透着藏民族的民风民俗和地域风情等文化内涵（以《迷茫的大地》为例），民间谚语和歌曲俯拾皆是，有意无意地传播弘扬着民族文化，我想，这是您的作品的另一个价值所在。另外，您的作品中塑造了多个个性鲜明的进步青年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从旧西藏时的农奴或差巴成长蜕变而成，他们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后，在与农奴主或旧西藏贵族阶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自我的精神思想得以不断地成长进步，也为改变旧西藏的落后面貌乃至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迷茫的大地》中的丹达（强秋坚参）就是代表之一。请问，您为何会特别关注这类人物？他们身上有您个人的命运痕迹吗？又，您认为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关系？
益希单增：应该说，我是农奴子女的一分子，我的旧家乡与旧西藏一样，百万农奴没有学藏文机会，能学能用的只是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农奴主，即官员、活佛、贵族、有势力的商人或有大面积土地或牛羊的庄园主和牧主。在一般人的眼里，整个农奴社会的西藏，除了黑暗、反动、残酷、野蛮外，就是毫无觉醒的愚笨。我常想到，藏族作家难道只会写那些识字的上等人的故事吗？实际生活中就没有像阿古登巴那样的智慧人物吗？农奴子女们翻身解放后上学了，会创作小说了，就要为翻身农奴和西藏广大的普通民众说话。
益希单增出生于1942年，9岁时就加入十八军成为部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名文工队员；10岁时被派去部队医院学医；14岁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正式入学读书，接着，系统读完中学、考上大学，直到1969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毕业，回西藏自治区工作。先后在自治区革委会、西藏革命展览馆、西藏文联、自治区人大、自治区政协从事领导工作，直到65岁时退休。而他退休后的生活，并不像一般老人那样平静安逸地养老，而是依然每天跑步或是骑自行车两小时左右用以健身，并且每天写作，这两项成为他每个日子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从無间断。“一天没有死，就要写一天。”电话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语。我想，支撑他做到这一切的，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他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和对生命的不懈追求，而文学创作，无疑是他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他的创作历程，以及文学创作之于他的精神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
子嫣：我们知道，您从36岁也即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先后创作完成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数百篇散文、评论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西藏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能否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创作历程？您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哪些关键的嬗变成长阶段？
益希单增：在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时，我被选为院学生会副主席，担任了五年时间，并负责学校的每周新闻广播组的工作。从1959年起，课余时间，我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在班上写的作文，多次被老师表扬。1969年大学毕业回到西藏工作后，在平叛部队担任专案组成员，工作之余，又重读中外文学名著，理解能力深入了一步。中国历代的各种诗歌、杂文、说笑、政论、时评等，也都是我喜欢读的作品。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的作品，我反复读了多次。意大利作家写的“斯巴达克”是我创作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模本。读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给我的脑子开辟了另一个丰富多采的世界，有时我想，活在我们这个世上然后想去自杀的人，一定是一个还不如一只小蚂蚁心胸的人！我最初的写作，不是要去当作家，而是想把在三十九族丁青地方工作时期百姓传说的故事与自已的想法记载下来。当初发现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初稿的是来到我家里要看我笔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组组长老谢同志。老谢说这个笔记要写成书，要出版。他给我讲了文学创作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遵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我答应下来，不过，我一再强调不想当作家，只承认是个作者。从此，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成了指导我写作的灵魂。
子嫣：请问先生，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吗？有没有经过迷茫困惑或找不到创作方向的时段？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流行时期，您是如何做到超越潮流而始终坚守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
益希单增：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很喜欢扎西达娃的作品《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我认为这部作品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不管什么朝代，只要是积极向上的作品，都应该肯定下来。我的少量作品中也有魔幻手法的展示，只是我不愿意太明显。
子嫣：您的文学作品获过多种奖项，比如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迷茫的大地》也分别获奖，这两部无疑是您的重要作品。请问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您个人认为最满意的，或者说最能代表您的创作水平和思想的作品是哪一部？为什么？
益希单增：《幸存的人》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后，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文学奖中，有我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在人民大会堂颁奖时，我代表获奖作者上台发了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接见我们，讲话表扬和鼓励我们。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方毅设宴招待我们。当时我想，改革开放真的在进行了，时代有大变化了。既然有人叫我“作家”，我就要认认真真当下去，不能让读者失望。我曾经是一个在五十六所大专院校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的人，是学校小提琴组的组长和第一把小提琴手，为了写作，我放弃了拉琴，由自认为的作者向作家迈进。不过，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满意的。什么时候能写出满意的作品，自己还不清楚。
子嫣：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家的创作也鲜有人能超越过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为一名成长生活于西藏大地的藏族作家，西藏无疑是您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我们注意到，您的文字中密集又自然地渗透着藏民族的民风民俗和地域风情等文化内涵（以《迷茫的大地》为例），民间谚语和歌曲俯拾皆是，有意无意地传播弘扬着民族文化，我想，这是您的作品的另一个价值所在。另外，您的作品中塑造了多个个性鲜明的进步青年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从旧西藏时的农奴或差巴成长蜕变而成，他们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后，在与农奴主或旧西藏贵族阶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自我的精神思想得以不断地成长进步，也为改变旧西藏的落后面貌乃至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迷茫的大地》中的丹达（强秋坚参）就是代表之一。请问，您为何会特别关注这类人物？他们身上有您个人的命运痕迹吗？又，您认为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关系？
益希单增：应该说，我是农奴子女的一分子，我的旧家乡与旧西藏一样，百万农奴没有学藏文机会，能学能用的只是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农奴主，即官员、活佛、贵族、有势力的商人或有大面积土地或牛羊的庄园主和牧主。在一般人的眼里，整个农奴社会的西藏，除了黑暗、反动、残酷、野蛮外，就是毫无觉醒的愚笨。我常想到，藏族作家难道只会写那些识字的上等人的故事吗？实际生活中就没有像阿古登巴那样的智慧人物吗？农奴子女们翻身解放后上学了，会创作小说了，就要为翻身农奴和西藏广大的普通民众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