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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印边界争端在1962年引发了一场战争。在战争之外，外交礼仪也是你来我往暗藏杀机。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里的几则记录，我们看到1962年战争爆发前后中印双方在外交礼仪上的交锋，50年后回望，其激烈精彩不亚于一场战争。
1961年3月，上海
地图里有“匕首”怎么办
1961年3月10日，外交部礼宾司突然接到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一封密电。密电说，上海人委摊上大事了：印度驻沪总领事馆给上海市人委负责人送来34本日历记事本当做礼物，问题是记事本中附有涉及中印边界的地图——按照印方认定边界线绘制。
当时关于中印边界划定问题，中印双方各执一词。印方的突然袭击，立时让上海人委外事处有些措手不及，只好请示上级。
“可以收下，不必退回。”3月21日，礼宾司回函指示，“你处应口头向印度总领事馆提出：‘……如你们所知，中印边界是存在着争议的，尚未定界，而记事本的内附地图将未定界划成已定界这是不正确的。’这样指出即可，不必与之纠缠。”
1962年10月，北京
谁砸了印度驻华使馆
随员家玻璃
1962年10月21日，北京，印度驻华使馆一阵纷乱，倒不是为了前一天中国军队展开的军事行动，而是使馆随员白日新（又名斯·克·巴耳，家住东城区麻绳胡同35号）家的玻璃让人给砸了。
当日下午4点23分，坐在家里客厅沙发上的白日新，突然听见一声脆响，他起身检查后发现玻璃窗被打穿了一个小洞。
2个小时后，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沙来到白家，给出了结论，“不是石子打的”。
当晚11点，罗沙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称印馆一官员宿舍的玻璃窗，看来是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为此事要求见礼宾司的负责人。
第二天上午9点45分，外交部礼宾司马振武副司长接见了罗沙。“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请你予以注意。同时，我请求对此事进行调查。”罗沙气势汹汹地说。
“我想首先弄清楚，既然你所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昨天下午4时多，为什么你直到晚上11时后才告诉我们？”马振武反问道。
罗沙回答说：“因为大使馆的官员忙于重要的事物。”
马振武又问：“你说玻璃窗上的小孔看来好像是给子弹打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我不是专家。事情看来是这样。需要请专家予以调查。我们有关的官员只听见一声枪响。”罗沙回答。
“北京市内玩弹弓的孩子很多……”马振武解释说，“打伤眼睛，打坏玻璃等事情也经常发生……”
罗沙却不依不饶，“我想重复关于调查的请求。我确信昨天发生的事情绝不是弹弓所能造成的。我希望进行调查，找出谁干的事，怎样干的。”
马振武回答：“好，要进行调查可以，请大使馆送一个照会来，如果你急于进行调查，你也可以自己在这里写个书面请求。”
“我不是急于，我只是正式提出调查的请求。”罗沙回答说，“如果你认为需要送一个照会，我会转告代办。”
马振武承诺说：“好，收到你们的照会后，我们将很快派人去调查。”
三天后，10月25日下午3点，北京市公安局派干部和翻译等五人会同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干部进入了白日新住宅，在罗沙和白日新夫妇陪同下，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在北京市公安局勘察后写出的调查报告里写道，“……他（白日新）并没有找到弹头，找不出打破玻璃的任何物品……按照我局现场勘察和技术检验的结果，……没有发现武器射击的附着物……据白日新住宅厨师张家顺称，他从院中拾到一个与玻璃上的破孔形状相似的小石块……”
最终，北京市公安局给出的事件结论是：并非枪击，玻璃是被石子打破的，肇事者未知。
1964年5月，新德里
葬礼出了好多洋相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是恩怨纠缠。1950年4月1日，尼赫鲁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10月23日，尼赫鲁访华，北京有数十万民众举行集会，欢迎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1962年，尼赫鲁派兵在中印边境制造事端，引发了中印边界战争，最终印度惨败，这是尼赫鲁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1964年5月26日清晨，尼赫鲁突然觉得下腹部疼痛难忍，待医生赶来，已经到了弥留阶段。27日下午1点40分，尼赫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5岁。
对于尼赫鲁之死，中国可谓百感交集。“据外电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已在5月27日16时50分（当地时间）死了，现任内政兼劳工部长南达已宣誓就任总理（但印度官方人士说，这是一种临时安排）。”当时外交部给中央的汇报中这样写道。
这份报告没用“逝世”，而是用了中性偏向贬义的“死了”——11年后，人民日报在报道蒋介石辞世的消息时，用的也是“死了”。
两天后，驻印大使馆向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尼赫鲁葬礼的报告上换了一个词汇：“尼赫鲁上午6∶20旧病复发，下午2∶00断气。”——死讯引用的是外电消息，时间还弄错了，显然外交部对印度无法掌握第一手消息。
外交部草拟《周总理致印度总统萨瓦帕利的唁电》也是历经多处修改，这很是说明两国之间以及中国对待尼赫鲁的微妙关系。其中原文中“中印两国人民有着世代相传的传统友谊”，改成了“深厚的友谊”。原文中还有“我同尼赫鲁总理相识多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团结”等一个段落，在正式文本中也被删除，可见当时中国已经不认为印度还和中国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了。
29日下午，印度为尼赫鲁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中国驻印使馆对这场葬礼有着极其生动的描述。
“英国首相没有等到追悼会开就先回国了，巴基斯坦外长布托看来是有意不参加”，在列举了出席人员外，这份向外交部的报告继续写道，“印度政府对各国代表的礼仪不一样，蒙巴顿（英国元帅）最受优待，住总统府”，“外宾中只有班夫人（锡兰总理）最悲伤，很多次流泪。印度对其他外国代表接待更差，很多代表参加国葬时连坐位（应为座位，原文如此）也没有，水也喝不上，在摄氏40多度炎夏的下午，连遮阴的东西都没有，让各国代表和外交使团干晒二个多小时。保加利亚大使夫人当场中暑晕倒。在这情况下，许多外宾不顾礼貌，有的脱掉上衣，有的用报纸和手帕遮头，有的掌伞，出了不少洋相。”
1964年6月，莫斯科
苏联要无耻吹捧尼赫鲁啦
尼赫鲁之死还引发了中国、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官方互动，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进行大辩论，双方关系非常冷淡。6月7日，苏联决定在莫斯科为尼赫鲁举办追悼大会，中国驻苏使馆是否参加，颇费思量。“估计苏方一定会在会上吹捧尼赫鲁”、“我们倾向于不出席”，驻苏使馆在向外交部的报告中如是请示。
外交部最终决定由潘自力大使出席这次追悼会。“苏联为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举行追悼会的做法在过去是没有的，就连捷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和德总统皮克逝世时，苏也未集合追悼。”在向外交部的报告中，驻苏大使馆这样写道。
“苏方利用这次集会大肆吹捧尼赫鲁，极力为印度粉饰”，“希望印新政府继续执行尼赫鲁的政策。苏方和印度大使讲话中未指名反华，也未提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报告描述了现场情况。
（据中国外交部相关档案整理）
（摘自《看天下》）
1961年3月，上海
地图里有“匕首”怎么办
1961年3月10日，外交部礼宾司突然接到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一封密电。密电说，上海人委摊上大事了：印度驻沪总领事馆给上海市人委负责人送来34本日历记事本当做礼物，问题是记事本中附有涉及中印边界的地图——按照印方认定边界线绘制。
当时关于中印边界划定问题，中印双方各执一词。印方的突然袭击，立时让上海人委外事处有些措手不及，只好请示上级。
“可以收下，不必退回。”3月21日，礼宾司回函指示，“你处应口头向印度总领事馆提出：‘……如你们所知，中印边界是存在着争议的，尚未定界，而记事本的内附地图将未定界划成已定界这是不正确的。’这样指出即可，不必与之纠缠。”
1962年10月，北京
谁砸了印度驻华使馆
随员家玻璃
1962年10月21日，北京，印度驻华使馆一阵纷乱，倒不是为了前一天中国军队展开的军事行动，而是使馆随员白日新（又名斯·克·巴耳，家住东城区麻绳胡同35号）家的玻璃让人给砸了。
当日下午4点23分，坐在家里客厅沙发上的白日新，突然听见一声脆响，他起身检查后发现玻璃窗被打穿了一个小洞。
2个小时后，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沙来到白家，给出了结论，“不是石子打的”。
当晚11点，罗沙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称印馆一官员宿舍的玻璃窗，看来是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为此事要求见礼宾司的负责人。
第二天上午9点45分，外交部礼宾司马振武副司长接见了罗沙。“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请你予以注意。同时，我请求对此事进行调查。”罗沙气势汹汹地说。
“我想首先弄清楚，既然你所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昨天下午4时多，为什么你直到晚上11时后才告诉我们？”马振武反问道。
罗沙回答说：“因为大使馆的官员忙于重要的事物。”
马振武又问：“你说玻璃窗上的小孔看来好像是给子弹打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我不是专家。事情看来是这样。需要请专家予以调查。我们有关的官员只听见一声枪响。”罗沙回答。
“北京市内玩弹弓的孩子很多……”马振武解释说，“打伤眼睛，打坏玻璃等事情也经常发生……”
罗沙却不依不饶，“我想重复关于调查的请求。我确信昨天发生的事情绝不是弹弓所能造成的。我希望进行调查，找出谁干的事，怎样干的。”
马振武回答：“好，要进行调查可以，请大使馆送一个照会来，如果你急于进行调查，你也可以自己在这里写个书面请求。”
“我不是急于，我只是正式提出调查的请求。”罗沙回答说，“如果你认为需要送一个照会，我会转告代办。”
马振武承诺说：“好，收到你们的照会后，我们将很快派人去调查。”
三天后，10月25日下午3点，北京市公安局派干部和翻译等五人会同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干部进入了白日新住宅，在罗沙和白日新夫妇陪同下，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在北京市公安局勘察后写出的调查报告里写道，“……他（白日新）并没有找到弹头，找不出打破玻璃的任何物品……按照我局现场勘察和技术检验的结果，……没有发现武器射击的附着物……据白日新住宅厨师张家顺称，他从院中拾到一个与玻璃上的破孔形状相似的小石块……”
最终，北京市公安局给出的事件结论是：并非枪击，玻璃是被石子打破的，肇事者未知。
1964年5月，新德里
葬礼出了好多洋相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是恩怨纠缠。1950年4月1日，尼赫鲁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10月23日，尼赫鲁访华，北京有数十万民众举行集会，欢迎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1962年，尼赫鲁派兵在中印边境制造事端，引发了中印边界战争，最终印度惨败，这是尼赫鲁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1964年5月26日清晨，尼赫鲁突然觉得下腹部疼痛难忍，待医生赶来，已经到了弥留阶段。27日下午1点40分，尼赫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5岁。
对于尼赫鲁之死，中国可谓百感交集。“据外电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已在5月27日16时50分（当地时间）死了，现任内政兼劳工部长南达已宣誓就任总理（但印度官方人士说，这是一种临时安排）。”当时外交部给中央的汇报中这样写道。
这份报告没用“逝世”，而是用了中性偏向贬义的“死了”——11年后，人民日报在报道蒋介石辞世的消息时，用的也是“死了”。
两天后，驻印大使馆向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尼赫鲁葬礼的报告上换了一个词汇：“尼赫鲁上午6∶20旧病复发，下午2∶00断气。”——死讯引用的是外电消息，时间还弄错了，显然外交部对印度无法掌握第一手消息。
外交部草拟《周总理致印度总统萨瓦帕利的唁电》也是历经多处修改，这很是说明两国之间以及中国对待尼赫鲁的微妙关系。其中原文中“中印两国人民有着世代相传的传统友谊”，改成了“深厚的友谊”。原文中还有“我同尼赫鲁总理相识多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团结”等一个段落，在正式文本中也被删除，可见当时中国已经不认为印度还和中国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了。
29日下午，印度为尼赫鲁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中国驻印使馆对这场葬礼有着极其生动的描述。
“英国首相没有等到追悼会开就先回国了，巴基斯坦外长布托看来是有意不参加”，在列举了出席人员外，这份向外交部的报告继续写道，“印度政府对各国代表的礼仪不一样，蒙巴顿（英国元帅）最受优待，住总统府”，“外宾中只有班夫人（锡兰总理）最悲伤，很多次流泪。印度对其他外国代表接待更差，很多代表参加国葬时连坐位（应为座位，原文如此）也没有，水也喝不上，在摄氏40多度炎夏的下午，连遮阴的东西都没有，让各国代表和外交使团干晒二个多小时。保加利亚大使夫人当场中暑晕倒。在这情况下，许多外宾不顾礼貌，有的脱掉上衣，有的用报纸和手帕遮头，有的掌伞，出了不少洋相。”
1964年6月，莫斯科
苏联要无耻吹捧尼赫鲁啦
尼赫鲁之死还引发了中国、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官方互动，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进行大辩论，双方关系非常冷淡。6月7日，苏联决定在莫斯科为尼赫鲁举办追悼大会，中国驻苏使馆是否参加，颇费思量。“估计苏方一定会在会上吹捧尼赫鲁”、“我们倾向于不出席”，驻苏使馆在向外交部的报告中如是请示。
外交部最终决定由潘自力大使出席这次追悼会。“苏联为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举行追悼会的做法在过去是没有的，就连捷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和德总统皮克逝世时，苏也未集合追悼。”在向外交部的报告中，驻苏大使馆这样写道。
“苏方利用这次集会大肆吹捧尼赫鲁，极力为印度粉饰”，“希望印新政府继续执行尼赫鲁的政策。苏方和印度大使讲话中未指名反华，也未提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报告描述了现场情况。
（据中国外交部相关档案整理）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