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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你的手机上或许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在这一年一度的情人节/七夕节里，如果你的老公或男朋友突然玩失踪，想知道他的位置或他和谁在鬼混，可与我联系，定位4 000元，捉奸1万元，我们的口号就是快、准、狠。”
这个行业有多赚钱？阿杰（化名）告诉记者：每单生意的均价都超过一万元，一个捉奸人平均每年能接60～70单。加上入行门槛低，这便成了很多迫于生计者的首选。
“我就是冲着钱来的。”他不遮掩，咧嘴一笑。
一辆摩托车、一副墨镜、一台DV、一部手机、一个望远镜，是阿杰调查取证的标配。“等、跟、拍、捉。”他概括自己的工作内容，“70%的时间用来等，20%的时间用来跟，剩下的10%，才是真正用于捉奸的时间。捉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原配在场。”
他每天的工作安排随“目标人物”而定。采访当天，他刚完成了一天的蹲点工作，由于被跟踪的“目标人物”与“小三”开房的五星级酒店保安森严，并未拍到清晰照片，阿杰有些失望，又有点庆幸。他点燃一根烟，大吸一口，悠悠地说：“心情很复杂，每捉到一对，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又要散了。”
打着“婚情咨询”的羊头，卖着“捉奸”的狗肉，这个“地下”行业的从业者有八成都与阿杰类似。
剩下的两成中，张玉芬算是另类了。“男人偷腥时，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女人捉奸时，推理仅次于福尔摩斯。”作为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女性从业者，她却是让整个行业声名大噪的代表人物。
张玉芬曾是婚外情的受害者。1995年，在知道公务员丈夫借职务之便频频出轨后，她向法院提交了十一次诉讼请求，告丈夫重婚。但谁举报谁举证，要证明丈夫的重婚嫌疑，她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一定要证明当事人和“小三”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达到一年以上，“当然，自己‘捉奸’也算。”法院的人告诉她。
铁了心要离婚的张玉芬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捉奸人的初次转变。她开始跟踪丈夫，搜集到的证据包括邻居认为张玉芬丈夫和情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她也还曾带人破门而入将两人“捉奸在床”。
2003年，张玉芬瞅到了婚外恋市场的商机，与陆续认识的九个有相似遭遇的女性一起，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搜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媒体称之为“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可钱没挣着，公司开业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公司没了，名气却更大了。张玉芬“情妇杀手”的名号传开，全国各地遭受婚外情伤害的人都找上门来。2008年1月11日，她又联合了16人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里她写道：“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
她彻底把捉奸当成了主业。
还有人是出于正义与同情的目的。
和张玉芬一样，翁语也是行业内的顶尖女调查员。2008年，因为帮几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做了几起调查，之后自己也开始独立接类似单子，越做越大。目前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赤色女子调查团队”就是她在负责。
翁语只接女客户，尤其是那些让她义愤填膺的案子：“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渣啊，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才行。”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翁语告诉记者。许多女客户发现丈夫有出轨迹象时，质问对方，对方不但不会承认，还会挑衅式地跟妻子说：“你有证据吗？”
她独立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拿嚣张跋扈的丈夫没辙的女强人。职场上那么厉害的她，一次出差提前回家后，直接撞破了丈夫和“小三”的奸情。丈夫当场表示忏悔，妻子也自认家丑不可外扬，就没有大闹也没有报警。没想到第三天，丈夫变脸了，全然没有了上次的窘态，甚至挑衅妻子：“你抓到我一次，还能抓到我第二次吗？”这显然是男方咨询过了律师：既然妻子没留有证据，那以后为防对方录音，死不承认被捉奸。
还有的丈夫，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妻子一质问，直接就起诉离婚。而此时毫无准备的妻子只能选择应诉，根本没有时间来收集证据证明丈夫有过错，维护自己的权益。
甚至还有夫家联合起来欺瞒媳妇的。一次捉奸成功后，委托人的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他刚刚升了职，还没坐稳位置，表示希望继续过下去。但听到需要写下保证书时，陷入沉默片刻，“那就不过了吧。”并答应给委托人150万元“赡养费”，但在付款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丈夫当场又叫来了自己的父亲协商。公公尴尬地解释说，对于儿子这样的行为不知情。
翁语听见委托人冷笑着驳回了对方的话：“叔，别说了，您儿子带着她上你们家去过好多回了。”在过去数天，团队成员早已发现真相：小三去情人父亲家时，“进门、换鞋的一系列动作，非常熟练，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
过错方为什么能这么嚣张？甚至理直气壮地在离婚诉讼请求里列举一大堆妻子的‘错事’，甚至连孩子考不上大学都能作为离婚理由？翁语觉得非常嘲讽，也更为妻子们感到悲哀。因此同为女人，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否则心绪难平。
但不管入行的初衷是什么，高度专业性是这个行业的大势所趋。
张玉芬的团队从未遇到过“失手”的情况，这不仅与调查员们旷日持久的艰辛等待有关，也得益于配备的高科技产品——进口的莱卡高倍望远镜、索尼录音笔以及高清DV机。专业性还体现在“调查员”的应变能力上：一旦男方进入房间后，取证就比较困难，此时“捉奸人”必须娴熟地装扮成推销员或者相关工作人员闯进去查看。例如阿杰就曾扮演过送花人——有一次，为了确定“小三”的长相，他扮作花店送花员，上门给对方送了一大束花；而他的同事还多次扮演过快递员、外卖送货员等角色。
接到单子后，工作就不分昼夜。捉奸通常在凌晨进行，捉奸的队伍包括委托人和三四名“专业人士”，后者负责拍照摄像以及“控制现场”。因为大多数委托人都是处于劣势的女性，需要他们帮忙才能够控制住场面。
对阿杰们来说，这是工作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危险的一环。从法律上讲，在整个过程中，原配若打骂第三者，会造成故意伤害罪；闯进第三者的家中，会造成私闯民宅罪；有了证据后，若原配故意散布第三者的隐私，会造成侵犯他人隐私罪。尽管少有人会真的以这些罪名控告委托人与捉奸人，但闯入现场、厮打，将彼此的尊严都折杀殆尽，推到无可挽回的绝境上，所有人其实都成为了婚姻里的输家。
这个行业有多赚钱？阿杰（化名）告诉记者：每单生意的均价都超过一万元，一个捉奸人平均每年能接60～70单。加上入行门槛低，这便成了很多迫于生计者的首选。
“我就是冲着钱来的。”他不遮掩，咧嘴一笑。
一辆摩托车、一副墨镜、一台DV、一部手机、一个望远镜，是阿杰调查取证的标配。“等、跟、拍、捉。”他概括自己的工作内容，“70%的时间用来等，20%的时间用来跟，剩下的10%，才是真正用于捉奸的时间。捉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原配在场。”
他每天的工作安排随“目标人物”而定。采访当天，他刚完成了一天的蹲点工作，由于被跟踪的“目标人物”与“小三”开房的五星级酒店保安森严，并未拍到清晰照片，阿杰有些失望，又有点庆幸。他点燃一根烟，大吸一口，悠悠地说：“心情很复杂，每捉到一对，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又要散了。”
打着“婚情咨询”的羊头，卖着“捉奸”的狗肉，这个“地下”行业的从业者有八成都与阿杰类似。
剩下的两成中，张玉芬算是另类了。“男人偷腥时，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女人捉奸时，推理仅次于福尔摩斯。”作为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女性从业者，她却是让整个行业声名大噪的代表人物。
张玉芬曾是婚外情的受害者。1995年，在知道公务员丈夫借职务之便频频出轨后，她向法院提交了十一次诉讼请求，告丈夫重婚。但谁举报谁举证，要证明丈夫的重婚嫌疑，她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一定要证明当事人和“小三”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达到一年以上，“当然，自己‘捉奸’也算。”法院的人告诉她。
铁了心要离婚的张玉芬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捉奸人的初次转变。她开始跟踪丈夫，搜集到的证据包括邻居认为张玉芬丈夫和情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她也还曾带人破门而入将两人“捉奸在床”。
2003年，张玉芬瞅到了婚外恋市场的商机，与陆续认识的九个有相似遭遇的女性一起，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搜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媒体称之为“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可钱没挣着，公司开业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公司没了，名气却更大了。张玉芬“情妇杀手”的名号传开，全国各地遭受婚外情伤害的人都找上门来。2008年1月11日，她又联合了16人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里她写道：“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
她彻底把捉奸当成了主业。
还有人是出于正义与同情的目的。
和张玉芬一样，翁语也是行业内的顶尖女调查员。2008年，因为帮几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做了几起调查，之后自己也开始独立接类似单子，越做越大。目前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赤色女子调查团队”就是她在负责。
翁语只接女客户，尤其是那些让她义愤填膺的案子：“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渣啊，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才行。”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翁语告诉记者。许多女客户发现丈夫有出轨迹象时，质问对方，对方不但不会承认，还会挑衅式地跟妻子说：“你有证据吗？”
她独立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拿嚣张跋扈的丈夫没辙的女强人。职场上那么厉害的她，一次出差提前回家后，直接撞破了丈夫和“小三”的奸情。丈夫当场表示忏悔，妻子也自认家丑不可外扬，就没有大闹也没有报警。没想到第三天，丈夫变脸了，全然没有了上次的窘态，甚至挑衅妻子：“你抓到我一次，还能抓到我第二次吗？”这显然是男方咨询过了律师：既然妻子没留有证据，那以后为防对方录音，死不承认被捉奸。
还有的丈夫，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妻子一质问，直接就起诉离婚。而此时毫无准备的妻子只能选择应诉，根本没有时间来收集证据证明丈夫有过错，维护自己的权益。
甚至还有夫家联合起来欺瞒媳妇的。一次捉奸成功后，委托人的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他刚刚升了职，还没坐稳位置，表示希望继续过下去。但听到需要写下保证书时，陷入沉默片刻，“那就不过了吧。”并答应给委托人150万元“赡养费”，但在付款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丈夫当场又叫来了自己的父亲协商。公公尴尬地解释说，对于儿子这样的行为不知情。
翁语听见委托人冷笑着驳回了对方的话：“叔，别说了，您儿子带着她上你们家去过好多回了。”在过去数天，团队成员早已发现真相：小三去情人父亲家时，“进门、换鞋的一系列动作，非常熟练，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
过错方为什么能这么嚣张？甚至理直气壮地在离婚诉讼请求里列举一大堆妻子的‘错事’，甚至连孩子考不上大学都能作为离婚理由？翁语觉得非常嘲讽，也更为妻子们感到悲哀。因此同为女人，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否则心绪难平。
但不管入行的初衷是什么，高度专业性是这个行业的大势所趋。
张玉芬的团队从未遇到过“失手”的情况，这不仅与调查员们旷日持久的艰辛等待有关，也得益于配备的高科技产品——进口的莱卡高倍望远镜、索尼录音笔以及高清DV机。专业性还体现在“调查员”的应变能力上：一旦男方进入房间后，取证就比较困难，此时“捉奸人”必须娴熟地装扮成推销员或者相关工作人员闯进去查看。例如阿杰就曾扮演过送花人——有一次，为了确定“小三”的长相，他扮作花店送花员，上门给对方送了一大束花；而他的同事还多次扮演过快递员、外卖送货员等角色。
接到单子后，工作就不分昼夜。捉奸通常在凌晨进行，捉奸的队伍包括委托人和三四名“专业人士”，后者负责拍照摄像以及“控制现场”。因为大多数委托人都是处于劣势的女性，需要他们帮忙才能够控制住场面。
对阿杰们来说，这是工作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危险的一环。从法律上讲，在整个过程中，原配若打骂第三者，会造成故意伤害罪；闯进第三者的家中，会造成私闯民宅罪；有了证据后，若原配故意散布第三者的隐私，会造成侵犯他人隐私罪。尽管少有人会真的以这些罪名控告委托人与捉奸人，但闯入现场、厮打，将彼此的尊严都折杀殆尽，推到无可挽回的绝境上，所有人其实都成为了婚姻里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