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相比较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导致了当时的落后。英国的商人垂涎于中国庞大的消费人口市场，决心改变贸易逆差困境，决定将鸦片通过印度输送至清政府，与此同时，美国也通过渠道贸易鸦片，而北疆的俄国则占领了东北鸦片市场。1838年12月31日，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止吸烟。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而这一事件则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而在将近两百年后的今天，以目前涉毒案件的尖锐矛盾和司法手段来看，显然，新“虎门销烟”的序幕拉开了。同样涉毒处罚缘何不同
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有的涉毒案件采取惩罚手段是行政治安拘留，也就10天左右；有的案件严重一些，要判处有期徒刑，这是怎么划分的呢？
我国对于涉毒案件可以分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两部法律进行处理。只要是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就构成了违法，按照严重程度进一步划分，严重的就由《刑法》进行处罚；不严重但是不可饶恕的，就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主要手段是拘留和罚款。
我们了解到，行政治安处罚的行为全部是较轻的违法案件，如向他人提供毒品，吸食、注射毒品，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非法持有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非法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等。
《刑法》中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七节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在这一节中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
这就能够解释很多读者的疑惑，为什么“房东”同时被公安机关带走，过了几天柯震东出来了，还公开道歉并召开记者招待会，而房祖名连成龙面都见不到，还被提请逮捕准备审判。这是因为，柯震东只是吸食毒品，危害性不大，被采取了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而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危害性较大，将面临最长3年的有期徒刑，当然，也可能被判处更轻些的刑事处罚——拘役或者管制。我想房祖名的毒品不会是其自制的，那么卖给房祖名的上家无疑面临的处罚就会更严厉了。
目前，我正在代理一起贩卖毒品案件，嫌疑人持有1.5公斤左右的冰毒，在准备交易400克时被北京警方当场抓捕，根据《刑法》他将面临最轻无期徒刑，最重死刑的处罚。市面上纯度较高的冰毒大约100元/克，但是交易时一般被卖到350-400元/克，涉毒案件不仅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绝对有理由相信可以引起其他社会问题，例如卖淫、抢劫、盗窃等犯罪。刑法上的准确界定
我国是一个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国家，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也就是说，只要是涉毒犯罪，无论是不是发生在我国，亦或是不是中国公民，我国都有管辖权，这就是“普遍管辖权”如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海盗罪、灭绝种族、贩卖毒品、贩卖奴隶、种族隔离、实施酷刑、航空器劫持等。
国际社会在100多年的禁毒历史中，先后进行了8次重要的禁毒活动。1909年2月1日在我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性禁毒会议，1912年签订了《海牙禁止鸦片公约》，1924年的《关于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及使用的协定》，1925年的《国际鸦片公约》，1931年的《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远东管制吸食鸦片协定》。1936年的《禁止非法买卖麻醉品公约》，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1972年的《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1971年的《精神药物公约》，1988年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我国1989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并积极开展国际禁毒合作。我国还缔结了多个双边合作协议，于2000年和2001年期间，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达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2年与秘鲁签订了《合作议定书》。由此可见，我国不仅在国内对涉毒案件实行长期有效的严厉态势，在国际社会中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侦查控制，践行“国际禁毒公约”的缔约国义务。“大麻合法化”实属可笑可耻
某些明星在涉毒案件处罚完结后，曾提出“大麻合法化”，作为一个论点，值得探讨。我国定义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大麻为例，在荷兰就被合法化了，美国的某些州也立法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我们看到了极少数国家“去犯罪化”了某些软性毒品，这些支持者认为，酒精、烟草都可以合法化，那么软毒品也具有合法化的可能，并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犯罪率。软毒品是指有一定致幻作用，但依赖性相对较低的毒品，从成瘾的比例来看，大麻仅仅为9%，甚至比烟草的32%和酒精的27%要小很多。而与软毒品（soft）相对的，则是硬毒品（hard），硬毒品有很强的兴奋、致幻和刺激作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海洛因，可卡因等绝大多数毒品都在其列。
可是，我们生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情不同，我们刚刚从鸦片的屈辱历史中走出来，没有任何理由重蹈覆辙。我们看到了荷兰和美国的毒品合法化，却没看到同样是这些国家的“性交易合法化”“持枪合法化”“赌博合法化”，我们决不能看到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某一小撮人有利，就去追求他国的立法价值，去褒扬他国的法律制度，去赞颂他国的民主自由。性交易、赌博、持枪同涉毒一样，都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线，背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不可能被合法化的，所以，鼓吹毒品合法化的支持者只有一条路，移民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要忘记前述的普遍管辖原则。
涉毒案件，从微观上说关系着每个个体的健康和家庭幸福，从宏观上将关系着民族命运。我作为律师，看到了很多因为涉毒案件的悲剧，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追悔莫及。在办案期间，有年迈的父母亲为儿子彻夜未眠，有娇媚的女友在铁窗外失声痛哭，有亲朋好友在我的办公室唉声叹气。这些涉毒人员浪掷了自己青春，辜负了亲人的期望，践踏了法律，丧失了尊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健康。
而在将近两百年后的今天，以目前涉毒案件的尖锐矛盾和司法手段来看，显然，新“虎门销烟”的序幕拉开了。同样涉毒处罚缘何不同
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有的涉毒案件采取惩罚手段是行政治安拘留，也就10天左右；有的案件严重一些，要判处有期徒刑，这是怎么划分的呢？
我国对于涉毒案件可以分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两部法律进行处理。只要是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就构成了违法，按照严重程度进一步划分，严重的就由《刑法》进行处罚；不严重但是不可饶恕的，就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主要手段是拘留和罚款。
我们了解到，行政治安处罚的行为全部是较轻的违法案件，如向他人提供毒品，吸食、注射毒品，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非法持有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非法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等。
《刑法》中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七节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在这一节中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
这就能够解释很多读者的疑惑，为什么“房东”同时被公安机关带走，过了几天柯震东出来了，还公开道歉并召开记者招待会，而房祖名连成龙面都见不到，还被提请逮捕准备审判。这是因为，柯震东只是吸食毒品，危害性不大，被采取了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而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危害性较大，将面临最长3年的有期徒刑，当然，也可能被判处更轻些的刑事处罚——拘役或者管制。我想房祖名的毒品不会是其自制的，那么卖给房祖名的上家无疑面临的处罚就会更严厉了。
目前，我正在代理一起贩卖毒品案件，嫌疑人持有1.5公斤左右的冰毒，在准备交易400克时被北京警方当场抓捕，根据《刑法》他将面临最轻无期徒刑，最重死刑的处罚。市面上纯度较高的冰毒大约100元/克，但是交易时一般被卖到350-400元/克，涉毒案件不仅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绝对有理由相信可以引起其他社会问题，例如卖淫、抢劫、盗窃等犯罪。刑法上的准确界定
我国是一个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国家，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也就是说，只要是涉毒犯罪，无论是不是发生在我国，亦或是不是中国公民，我国都有管辖权，这就是“普遍管辖权”如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海盗罪、灭绝种族、贩卖毒品、贩卖奴隶、种族隔离、实施酷刑、航空器劫持等。
国际社会在100多年的禁毒历史中，先后进行了8次重要的禁毒活动。1909年2月1日在我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性禁毒会议，1912年签订了《海牙禁止鸦片公约》，1924年的《关于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及使用的协定》，1925年的《国际鸦片公约》，1931年的《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远东管制吸食鸦片协定》。1936年的《禁止非法买卖麻醉品公约》，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1972年的《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1971年的《精神药物公约》，1988年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我国1989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并积极开展国际禁毒合作。我国还缔结了多个双边合作协议，于2000年和2001年期间，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达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2年与秘鲁签订了《合作议定书》。由此可见，我国不仅在国内对涉毒案件实行长期有效的严厉态势，在国际社会中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侦查控制，践行“国际禁毒公约”的缔约国义务。“大麻合法化”实属可笑可耻
某些明星在涉毒案件处罚完结后，曾提出“大麻合法化”，作为一个论点，值得探讨。我国定义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大麻为例，在荷兰就被合法化了，美国的某些州也立法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我们看到了极少数国家“去犯罪化”了某些软性毒品，这些支持者认为，酒精、烟草都可以合法化，那么软毒品也具有合法化的可能，并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犯罪率。软毒品是指有一定致幻作用，但依赖性相对较低的毒品，从成瘾的比例来看，大麻仅仅为9%，甚至比烟草的32%和酒精的27%要小很多。而与软毒品（soft）相对的，则是硬毒品（hard），硬毒品有很强的兴奋、致幻和刺激作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海洛因，可卡因等绝大多数毒品都在其列。
可是，我们生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情不同，我们刚刚从鸦片的屈辱历史中走出来，没有任何理由重蹈覆辙。我们看到了荷兰和美国的毒品合法化，却没看到同样是这些国家的“性交易合法化”“持枪合法化”“赌博合法化”，我们决不能看到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某一小撮人有利，就去追求他国的立法价值，去褒扬他国的法律制度，去赞颂他国的民主自由。性交易、赌博、持枪同涉毒一样，都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线，背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不可能被合法化的，所以，鼓吹毒品合法化的支持者只有一条路，移民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要忘记前述的普遍管辖原则。
涉毒案件，从微观上说关系着每个个体的健康和家庭幸福，从宏观上将关系着民族命运。我作为律师，看到了很多因为涉毒案件的悲剧，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追悔莫及。在办案期间，有年迈的父母亲为儿子彻夜未眠，有娇媚的女友在铁窗外失声痛哭，有亲朋好友在我的办公室唉声叹气。这些涉毒人员浪掷了自己青春，辜负了亲人的期望，践踏了法律，丧失了尊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