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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顺利召开。本届达沃斯论坛以“塑造未来经济”为主题，共为期3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首脑、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齐聚天津，共同把脉世界经济走向。天津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领略世界各地精英们的睿智和风采，更加密切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央企社会责任能力有待提升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分论坛“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上表示，中国央企面临三大挑战，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缺乏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指导和发展规划，境外机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才支撑还远远不足；央企未能结合企业的核心业务优势找到商业战略与公民责任的有效结合点，发现既能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又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好的商业模式；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有待提升，特别是怎么样通过完善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进一步转变沟通方式，提高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等等，这也是中央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黄淑和认为，应该讲中国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的探讨是从2006年下半年就开始，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以2008年作为国资委的第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联合国（微博）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对这个非常重视，专门对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据说在联合国还把这个翻译成中文，在联合国内部有关机构里散发。我们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应该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现在我们正在致力于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截止到2011年年底，已经有100家中央企业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894个经营单位，实施了国际化的经营。在国际化的经营当中，我们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他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个是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利益相关方和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当地产业链共同发展。第二，坚持尊重人权，维护劳工的权益。中石油一家企业现在在国外雇佣的非中国籍的员工就达到67000人，本土化率达到80%，我们经常都是提供安全健康的生产工作条件，加强当地员工的培训，也促进了当地员工的发展。另外，我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公益事业，我们力所能及地支持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环境人文等多方面的发展。我们加强了沟通与交流，积极的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有90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其中中国石油（8.91，-0.02，-0.22%）、中国五矿、中钢集团等企业还发布了国别报告，许多中央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交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有一些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案例优选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剑桥大学作为教材的案例。中国移动（微博）连续优选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的指数，中国五矿获得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环境先锋企业的荣誉，中远集团可持续的发展报告连续四年被联合国契约组织评为典范报告。现在我们的企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一些成果。但是离我们现在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能够迈出这样可喜的一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时间很短，但是离应有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还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一些企业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缺乏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指导和发展规划，境外机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才支撑还远远不足。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企业公民实践，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缺乏可持续性。我们一些中央企业未能结合企业的核心业务优势找到商业战略与公民责任的有效结合点，发现既能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又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好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挑战，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有待提升，特别是怎么样通过完善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进一步转变沟通方式，提高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等等，这也是中央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么两点，第一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履行的好还是不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和中国企业的形象，走出去过程中可以说每一家走出去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一个名片，这个名片你履行的好，这个名片就会形成良好的正面影响，如果履行不好，就会损害国家的声誉和损害中国企业的声誉，这是一点认识。第二点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一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品质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下一步我们坚定不移地要往前推进。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要当好全国的表率，尤其是在开展国际化经营中，我们更要注意履行好这方面的责任。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往前推，我们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朱民：亚洲新兴国家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引擎
亚洲的整体经济做得不错，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从原来保证是从10-8%，降到5-7%，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经济增长比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好的，比如5.5%还是比较好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关键是这种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跟1998年金融危机来讲，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坏，在亚洲地区，我们看到像这种负债比率下降，像印尼从原来190%降到30%左右，相对来讲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点与1998年经济危机相比降到现在40%，比如说在菲律宾，从150%降到30%，从私营角度来讲，从金融行业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基本面也有很好的改变。相对来讲债务已经相当于金融危机的时候1/3，所以说包括亚行的一些预测还是不错的。的确基本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很明显我们的一些挑战，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亚洲向全球出口，我想这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是资本的流出，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变得非常频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2012又进来，本身的这些国债市场增长了5%，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可以说外资频繁的流动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但是很明显，经济的全球禁闭减速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亚洲还是能够活下去的，而且能够来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增长，因为亚洲必须应该是成为今后几十年当中经济发展的引擎，特别是在新兴国家，比如说2010年实际上也进一步发展，亚洲能不能进一步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亚洲能不能进一步在世界经济危机当中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巴基斯坦总理：达沃斯在中国举行有世界意义
巴基斯坦总理拉贾·佩尔沃兹·阿什拉夫在即将访问中国并参加达沃斯论坛前夕，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书面采访。阿什拉夫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巴基斯坦最亲密的全天候战略伙伴，达沃斯论坛在中国举行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和瑞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两个主办国。”
阿什拉夫说：“此次论坛又被称为‘新领军者年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旗舰品牌，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全球成长型公司聚集一堂，共同规划世界未来工商业的发展远景，同世界1000强公司、各国政府之间展开对话，从而为新老角色、为东西方创造一个强有力的互动与合作平台。‘新领军者年会’在中国举行，体现了中国日渐提高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更体现了世界经济论坛对崛起亚洲的关注。”
阿什拉夫说：“巴基斯坦是世界上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我当选总理后，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改善经济增长环境，如何快速解决能源和电力短缺的问题，如何促进巴基斯坦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巴基斯坦政府和企业界对于如何‘塑造未来经济’的主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巴基斯坦在这次论坛上，能够通过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们的谈话和演示，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尤其对以下主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对如何加强南-南经济合作、如何培育节俭式创新模式、如何获得能源的新模式、如何创新才能满足越来越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如何使科技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如何促进新兴的全球合作与伙伴关系、如何促进健康生活和疾病预防、如何鼓励青年一代参与塑造新经济等。我们十分自豪的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山先生成为此次达沃斯论坛一个主题的主持人，这说明巴基斯坦越来越参与到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讨论中来。我们将努力通过参会和参观向中国企业家和世界企业领袖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奋斗精神，而且学习他们的创新意识和领军责任。”
阿什拉夫说：“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重要的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们不好高骛远，不做不切实际的设计和规划，我们既要着眼于眼前，又要着眼于长远，所谓眼前就是要迅速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难题，所谓着眼于长远就是要解决青年问题和教育问题，更看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我们看到最近5年中国有那么多青年企业领袖成长起来，真为中国感到骄傲。巴基斯坦有上百万海外劳工和技术人员，我们也将采取优惠政策，吸引这些优秀人才高兴地返回祖国服务效力，这方面我们要向中国好好学习。我是带着学习和羡慕的心情访问中国的，相信这次访问一定能为巴基斯坦带回许多新鲜有效的改革开放经验，我们也希望每年有更多的巴基斯坦青年企业领袖能够光顾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此，我还要向巴基斯坦人民的诚挚朋友、即将迎接新中国成立63周年的伟大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和敬意。”
OECD副秘书长：国家的创新政策非常重要
OECD是我们的国际组织，而且是包括四个成员，包括中国，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成员，OECD也有创新，在两年之前制订的，来确定一个希望有政府支持，更多的促进创新和发展，而且我们对创新的方法就是可能是更加宽泛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驱动力，我觉得比如说软件，还有人力，还有包括资源，还有架构是非常重要的，来进行创新。使创新变得成功。而且我们知道在还有设计业务模式，还有投资都能使这些公司也希望能够他们在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组织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环境的管理的一些做法，能够更好的来改善环境的情况，而且能够给技术创新带来很好的环境，不仅仅是OECD的国家成员，还有包括印度巴西还有包括其他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国家，他们也有国家的创新战略。那么现在经济是在下滑期，有一些国家已经是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是紧缩了一点，但是我想要强调两点的是，有一个国家的创新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研发或者是促进创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包括国家的战略应该保护有关于需求方面的这种政策，尤其是要面对现在的危机来讲，而且要促进一些需求，要确保需求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来讲，政策来讲或者是整个的创新的流程的政策，我们应该支持很多的行业，还有包括市场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的力量有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包括有一些对资源有更多的支持未来有潜力发展的行业，而且有更好的资源的配置，我们看到资源也是要支持培训，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来避免对创新的损害，不仅仅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而且从创新的角度来看都需要有这样的政策，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帮助他们创造更多的培训和就业的机会。而且能够有更多的技能的工人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进一步的创新。尤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林毅夫：中国未来20年仍能实现8%增长率
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兼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表示，中国能在未来20年实现8%的增长率。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可持续”，林毅夫表示，中国已经持续了32年的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让一个国家有增长，需要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对于低收入的国家，在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有优势。中国的阶段就像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在1977年的情况。”
林毅夫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这4年，中国依然保持高增长率，“中国可以利用良好的潜力，并且帮助其他国家走出危机。”
他主张，要建立全球“马歇尔计划”，即高收入国家里把钱投入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利用它们的增长潜力，发达国家也能恢复自己的增长。“货币宽松政策已经是发达国家的选择，但这些政策对于投资没有太大作用，风险又高，我们可以采取更新的方式。”
他预计，目前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全球基础领域增加投资以消除发展的瓶颈，并增加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南亚、拉丁美洲，有很多基础设施的瓶颈，这能对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并解决就业。” 对于中国在2008年以来投入的4万亿的基础设施，林毅夫表示，这帮助中国摆脱了危机，保持了9-10%的增长，“人们担心的是通胀压力，但与过去全球相比仍然很低。中国通胀率去年最高也是4-6%，很多人担心房地产的价格的上涨是4万亿的副作用，但主要不是来自财政的作用。”
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财政支出，而非信贷支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过去30年来有更大的改善，但在城市间仍需要。这些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保持优势，可以避免副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林毅夫认为，虽然投资需要资金，但不一定要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某些投机活动，对于经济不利。”
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林毅夫表示，汇率贬值确实能增加出口，但是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如果是出路，对于他的邻居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当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
李东生：欧洲社会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比中国高
TCL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在分论坛“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上表示，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于企业这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的要求，是要比中国要高很多，当然这几年中国的劳动保护的法律更为完善，但是在当时的话，这当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李东生表示，其实开始我们做并购方案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考虑，但是我们的计划是并不需要裁减太多的人。但由于业务的转型使我们必须要做比较大的人员重组，否则的话企业是很难生存的。在重组过程中，我们确实感到在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于企业这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的要求，是要比中国要高很多，当然这几年中国的劳动保护的法律更为完善，但是在当时的话，这当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努力去学习，适应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这种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这种要求，对员工责任的要求，总体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处理了，在重组过程中企业对员工的这种社会责任，你可以看到，我们虽然这当中有一些分歧，有一些问题，但最终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地解决。包括在两年前我们最后一宗和法国的员工的关于劳动合同的争议，也是以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并购的业务，由于我们非常努力的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努力的去推动这种业务的整合，所以我们对彩电并购或者彩电的业务和手机的业务，到目前为止都取得了逐步的经营取得了比较的成效。特别是手机的业务，当时我们并购阿尔卡特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销售大概只有700万台/年，去年的话我们的销售量已经提高到3800万台/年，这是海外的销售量，我们的手机的销量已经在全球进入了第七名。彩电的业务经过整合之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也是保持我们的业务。我们今年彩电的销售量在全球已经上升到第五名。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终身学习确保创新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精明增长与智能经济”分论坛上表示，基于创新的增长必须以教育为根基，但教育也正在发生变化，连续性的教育至关重要，利用网络随时随地学习是趋势。
霍克菲尔德认为，自己感到非常荣幸可以目睹通过创新经济是怎么加强的，我只想提一些警告，我支持大家刚才说的。第一点是融资的问题，这是关键的，刚才我听到政府想保护已经拨发给研发，我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些的确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来源，尤其是早期的研发，把这些发明怎么推向市场，尽快的推向市场，让它规模化，这是很重要的。
有一点经常是被忽略的，我们想改变我们的事实，我们都是现在、目前、一年、五年我们想改变现实，往往是有好奇性驱动的研发，这些可能不是明天就会有成果，可能是20年以后。所以，如果我们的资金只是资助那些短期的活动，就马上可以推广市场的东西，而不去资助那些长远的规划或者研发，实际上我们拆西墙不东墙的做法是不好的。所以，要强调我们的政府融资应该是广泛的，因为我们很难说现在早些的发明哪些会最后，比如GPS技术，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从这些新的技术出现还是不会，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
还有一条，刚才大家说教育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当然教育是关键的，尤其是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必须有教育，但是教育正在变化，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变化非常非常大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怎么提供这种连续性的教育，不间断的教育，大公司正在投资大量的经费来教育他们的职工，但是中小企业是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也都知道，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一条是很重要的，新的教育方向就是怎么样去保持过去我们传统的教育，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新的线上或者网上的教育，所以，不光是传统的面对面的教育，现在网络上的教育。比方有个员工他需要学习新的技能或者巩固过去的东西，就通过网上的受教就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教育。所以，我很多同事都说从网络上学习是很关键的保持自己的技能。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连接性，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好象有点儿困惑，因为连接性先是有好奇驱动的科研，然后慢慢的扩大，通过一个研究室，我们弄完以后推广社会、商业化，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缓慢的。怎么加速？怎么让这个事情更快一点儿呢？我个人认为根据我个人在麻省的经验，方法之一怎么样把整个从头到尾的过程让它更快一点儿，就是应该加强我们的工作关系，也就是工业和学术研究，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距离要缩短。
我的同事可能感到非常惊讶，而且觉得太糟糕了，怎么和工业加强联系？但是我觉得现在变化如此的快，如此的迅速，我们必须要找这种方法，怎么把工业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教育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培养的这些人是可以应对这个挑战，不然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进入社会根本不能应对这些挑战。
埃森哲董事长威廉姆·格林：更多的创新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天津达沃斯“精明增长与智能经济”分论坛上，创新和增长的关系成为了主题。
如何确保商业、政治模式能够更好地与创新相连接，怎样使创新产生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又如何确保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埃森哲董事长威廉姆·格林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威廉姆·格林认为，创新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些创新还未被人足够地认识到，目前更多的是集中在科学界，而没有更多地传达到企业界。
“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一些促进创新的项目，大概有400多亿美元进入资助这些项目。我们知道经济转型、提高质量或者增长，都一定要有创新。但是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意识到一定要把这些创新传播出去才可能实现价值。”威廉姆·格林说。
他认为，包括政府、教育界以及整个大环境，都必须有同样的共识，确保充足的资金和明确的目标，才能保证创新的成果是有效的并能够传播下去，且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
“关于创新的驱动力，还需要明确，我们的教育必须由需求驱动，我们有义务深入到教育系统中去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还有就是好奇这种充满主动性的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威廉姆·格林称。
在谈到关于精明增长和智能经济之间的关系时，威廉姆·格林认为，人才的影响力不仅只局限于所在的工作地，而是往往能够影响整个行业，甚至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因此，合作、互通和连接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关注两点，第一是我们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把比如教育这样的服务传递系统变得更加简单、创新和直接，还有包括医疗等其他公共服务传递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威廉姆·格林说。
他谈到的第二点，就是创新并不会全部都在发达市场内出现，而是会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能够面对并且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让人非常兴奋的。”
另外在人力资源方面，如何向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教授、帮助他们成功的技能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有一个项目能够给他们进行培训，并能够让他们开始自己的公司。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现在已经有25万人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威廉姆·格林说。
（据和讯网、凤凰网、网易整理）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央企社会责任能力有待提升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分论坛“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上表示，中国央企面临三大挑战，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缺乏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指导和发展规划，境外机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才支撑还远远不足；央企未能结合企业的核心业务优势找到商业战略与公民责任的有效结合点，发现既能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又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好的商业模式；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有待提升，特别是怎么样通过完善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进一步转变沟通方式，提高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等等，这也是中央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黄淑和认为，应该讲中国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的探讨是从2006年下半年就开始，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以2008年作为国资委的第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联合国（微博）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对这个非常重视，专门对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据说在联合国还把这个翻译成中文，在联合国内部有关机构里散发。我们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应该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现在我们正在致力于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截止到2011年年底，已经有100家中央企业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894个经营单位，实施了国际化的经营。在国际化的经营当中，我们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他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个是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利益相关方和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当地产业链共同发展。第二，坚持尊重人权，维护劳工的权益。中石油一家企业现在在国外雇佣的非中国籍的员工就达到67000人，本土化率达到80%，我们经常都是提供安全健康的生产工作条件，加强当地员工的培训，也促进了当地员工的发展。另外，我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公益事业，我们力所能及地支持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环境人文等多方面的发展。我们加强了沟通与交流，积极的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有90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其中中国石油（8.91，-0.02，-0.22%）、中国五矿、中钢集团等企业还发布了国别报告，许多中央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交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有一些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案例优选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剑桥大学作为教材的案例。中国移动（微博）连续优选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的指数，中国五矿获得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环境先锋企业的荣誉，中远集团可持续的发展报告连续四年被联合国契约组织评为典范报告。现在我们的企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一些成果。但是离我们现在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能够迈出这样可喜的一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时间很短，但是离应有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还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一些企业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缺乏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指导和发展规划，境外机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才支撑还远远不足。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企业公民实践，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缺乏可持续性。我们一些中央企业未能结合企业的核心业务优势找到商业战略与公民责任的有效结合点，发现既能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又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好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挑战，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有待提升，特别是怎么样通过完善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进一步转变沟通方式，提高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等等，这也是中央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么两点，第一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履行的好还是不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和中国企业的形象，走出去过程中可以说每一家走出去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一个名片，这个名片你履行的好，这个名片就会形成良好的正面影响，如果履行不好，就会损害国家的声誉和损害中国企业的声誉，这是一点认识。第二点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一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品质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下一步我们坚定不移地要往前推进。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要当好全国的表率，尤其是在开展国际化经营中，我们更要注意履行好这方面的责任。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往前推，我们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朱民：亚洲新兴国家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引擎
亚洲的整体经济做得不错，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从原来保证是从10-8%，降到5-7%，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经济增长比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好的，比如5.5%还是比较好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关键是这种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跟1998年金融危机来讲，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坏，在亚洲地区，我们看到像这种负债比率下降，像印尼从原来190%降到30%左右，相对来讲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点与1998年经济危机相比降到现在40%，比如说在菲律宾，从150%降到30%，从私营角度来讲，从金融行业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基本面也有很好的改变。相对来讲债务已经相当于金融危机的时候1/3，所以说包括亚行的一些预测还是不错的。的确基本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很明显我们的一些挑战，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亚洲向全球出口，我想这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是资本的流出，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变得非常频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2012又进来，本身的这些国债市场增长了5%，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可以说外资频繁的流动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但是很明显，经济的全球禁闭减速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亚洲还是能够活下去的，而且能够来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增长，因为亚洲必须应该是成为今后几十年当中经济发展的引擎，特别是在新兴国家，比如说2010年实际上也进一步发展，亚洲能不能进一步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亚洲能不能进一步在世界经济危机当中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巴基斯坦总理：达沃斯在中国举行有世界意义
巴基斯坦总理拉贾·佩尔沃兹·阿什拉夫在即将访问中国并参加达沃斯论坛前夕，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书面采访。阿什拉夫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巴基斯坦最亲密的全天候战略伙伴，达沃斯论坛在中国举行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和瑞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两个主办国。”
阿什拉夫说：“此次论坛又被称为‘新领军者年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旗舰品牌，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全球成长型公司聚集一堂，共同规划世界未来工商业的发展远景，同世界1000强公司、各国政府之间展开对话，从而为新老角色、为东西方创造一个强有力的互动与合作平台。‘新领军者年会’在中国举行，体现了中国日渐提高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更体现了世界经济论坛对崛起亚洲的关注。”
阿什拉夫说：“巴基斯坦是世界上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我当选总理后，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改善经济增长环境，如何快速解决能源和电力短缺的问题，如何促进巴基斯坦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巴基斯坦政府和企业界对于如何‘塑造未来经济’的主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巴基斯坦在这次论坛上，能够通过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们的谈话和演示，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尤其对以下主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对如何加强南-南经济合作、如何培育节俭式创新模式、如何获得能源的新模式、如何创新才能满足越来越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如何使科技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如何促进新兴的全球合作与伙伴关系、如何促进健康生活和疾病预防、如何鼓励青年一代参与塑造新经济等。我们十分自豪的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山先生成为此次达沃斯论坛一个主题的主持人，这说明巴基斯坦越来越参与到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讨论中来。我们将努力通过参会和参观向中国企业家和世界企业领袖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奋斗精神，而且学习他们的创新意识和领军责任。”
阿什拉夫说：“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重要的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们不好高骛远，不做不切实际的设计和规划，我们既要着眼于眼前，又要着眼于长远，所谓眼前就是要迅速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难题，所谓着眼于长远就是要解决青年问题和教育问题，更看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我们看到最近5年中国有那么多青年企业领袖成长起来，真为中国感到骄傲。巴基斯坦有上百万海外劳工和技术人员，我们也将采取优惠政策，吸引这些优秀人才高兴地返回祖国服务效力，这方面我们要向中国好好学习。我是带着学习和羡慕的心情访问中国的，相信这次访问一定能为巴基斯坦带回许多新鲜有效的改革开放经验，我们也希望每年有更多的巴基斯坦青年企业领袖能够光顾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此，我还要向巴基斯坦人民的诚挚朋友、即将迎接新中国成立63周年的伟大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和敬意。”
OECD副秘书长：国家的创新政策非常重要
OECD是我们的国际组织，而且是包括四个成员，包括中国，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成员，OECD也有创新，在两年之前制订的，来确定一个希望有政府支持，更多的促进创新和发展，而且我们对创新的方法就是可能是更加宽泛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驱动力，我觉得比如说软件，还有人力，还有包括资源，还有架构是非常重要的，来进行创新。使创新变得成功。而且我们知道在还有设计业务模式，还有投资都能使这些公司也希望能够他们在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组织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环境的管理的一些做法，能够更好的来改善环境的情况，而且能够给技术创新带来很好的环境，不仅仅是OECD的国家成员，还有包括印度巴西还有包括其他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国家，他们也有国家的创新战略。那么现在经济是在下滑期，有一些国家已经是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是紧缩了一点，但是我想要强调两点的是，有一个国家的创新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研发或者是促进创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包括国家的战略应该保护有关于需求方面的这种政策，尤其是要面对现在的危机来讲，而且要促进一些需求，要确保需求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来讲，政策来讲或者是整个的创新的流程的政策，我们应该支持很多的行业，还有包括市场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的力量有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包括有一些对资源有更多的支持未来有潜力发展的行业，而且有更好的资源的配置，我们看到资源也是要支持培训，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来避免对创新的损害，不仅仅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而且从创新的角度来看都需要有这样的政策，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帮助他们创造更多的培训和就业的机会。而且能够有更多的技能的工人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进一步的创新。尤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林毅夫：中国未来20年仍能实现8%增长率
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兼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表示，中国能在未来20年实现8%的增长率。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可持续”，林毅夫表示，中国已经持续了32年的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让一个国家有增长，需要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对于低收入的国家，在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有优势。中国的阶段就像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在1977年的情况。”
林毅夫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这4年，中国依然保持高增长率，“中国可以利用良好的潜力，并且帮助其他国家走出危机。”
他主张，要建立全球“马歇尔计划”，即高收入国家里把钱投入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利用它们的增长潜力，发达国家也能恢复自己的增长。“货币宽松政策已经是发达国家的选择，但这些政策对于投资没有太大作用，风险又高，我们可以采取更新的方式。”
他预计，目前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全球基础领域增加投资以消除发展的瓶颈，并增加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南亚、拉丁美洲，有很多基础设施的瓶颈，这能对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并解决就业。” 对于中国在2008年以来投入的4万亿的基础设施，林毅夫表示，这帮助中国摆脱了危机，保持了9-10%的增长，“人们担心的是通胀压力，但与过去全球相比仍然很低。中国通胀率去年最高也是4-6%，很多人担心房地产的价格的上涨是4万亿的副作用，但主要不是来自财政的作用。”
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财政支出，而非信贷支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过去30年来有更大的改善，但在城市间仍需要。这些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保持优势，可以避免副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林毅夫认为，虽然投资需要资金，但不一定要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某些投机活动，对于经济不利。”
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林毅夫表示，汇率贬值确实能增加出口，但是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如果是出路，对于他的邻居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当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
李东生：欧洲社会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比中国高
TCL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在分论坛“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上表示，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于企业这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的要求，是要比中国要高很多，当然这几年中国的劳动保护的法律更为完善，但是在当时的话，这当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李东生表示，其实开始我们做并购方案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考虑，但是我们的计划是并不需要裁减太多的人。但由于业务的转型使我们必须要做比较大的人员重组，否则的话企业是很难生存的。在重组过程中，我们确实感到在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于企业这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对员工责任的承担的要求，是要比中国要高很多，当然这几年中国的劳动保护的法律更为完善，但是在当时的话，这当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努力去学习，适应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这种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这种要求，对员工责任的要求，总体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处理了，在重组过程中企业对员工的这种社会责任，你可以看到，我们虽然这当中有一些分歧，有一些问题，但最终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地解决。包括在两年前我们最后一宗和法国的员工的关于劳动合同的争议，也是以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并购的业务，由于我们非常努力的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努力的去推动这种业务的整合，所以我们对彩电并购或者彩电的业务和手机的业务，到目前为止都取得了逐步的经营取得了比较的成效。特别是手机的业务，当时我们并购阿尔卡特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销售大概只有700万台/年，去年的话我们的销售量已经提高到3800万台/年，这是海外的销售量，我们的手机的销量已经在全球进入了第七名。彩电的业务经过整合之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也是保持我们的业务。我们今年彩电的销售量在全球已经上升到第五名。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终身学习确保创新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精明增长与智能经济”分论坛上表示，基于创新的增长必须以教育为根基，但教育也正在发生变化，连续性的教育至关重要，利用网络随时随地学习是趋势。
霍克菲尔德认为，自己感到非常荣幸可以目睹通过创新经济是怎么加强的，我只想提一些警告，我支持大家刚才说的。第一点是融资的问题，这是关键的，刚才我听到政府想保护已经拨发给研发，我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些的确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来源，尤其是早期的研发，把这些发明怎么推向市场，尽快的推向市场，让它规模化，这是很重要的。
有一点经常是被忽略的，我们想改变我们的事实，我们都是现在、目前、一年、五年我们想改变现实，往往是有好奇性驱动的研发，这些可能不是明天就会有成果，可能是20年以后。所以，如果我们的资金只是资助那些短期的活动，就马上可以推广市场的东西，而不去资助那些长远的规划或者研发，实际上我们拆西墙不东墙的做法是不好的。所以，要强调我们的政府融资应该是广泛的，因为我们很难说现在早些的发明哪些会最后，比如GPS技术，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从这些新的技术出现还是不会，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
还有一条，刚才大家说教育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当然教育是关键的，尤其是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必须有教育，但是教育正在变化，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变化非常非常大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怎么提供这种连续性的教育，不间断的教育，大公司正在投资大量的经费来教育他们的职工，但是中小企业是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也都知道，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一条是很重要的，新的教育方向就是怎么样去保持过去我们传统的教育，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新的线上或者网上的教育，所以，不光是传统的面对面的教育，现在网络上的教育。比方有个员工他需要学习新的技能或者巩固过去的东西，就通过网上的受教就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教育。所以，我很多同事都说从网络上学习是很关键的保持自己的技能。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连接性，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好象有点儿困惑，因为连接性先是有好奇驱动的科研，然后慢慢的扩大，通过一个研究室，我们弄完以后推广社会、商业化，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缓慢的。怎么加速？怎么让这个事情更快一点儿呢？我个人认为根据我个人在麻省的经验，方法之一怎么样把整个从头到尾的过程让它更快一点儿，就是应该加强我们的工作关系，也就是工业和学术研究，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距离要缩短。
我的同事可能感到非常惊讶，而且觉得太糟糕了，怎么和工业加强联系？但是我觉得现在变化如此的快，如此的迅速，我们必须要找这种方法，怎么把工业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教育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培养的这些人是可以应对这个挑战，不然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进入社会根本不能应对这些挑战。
埃森哲董事长威廉姆·格林：更多的创新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天津达沃斯“精明增长与智能经济”分论坛上，创新和增长的关系成为了主题。
如何确保商业、政治模式能够更好地与创新相连接，怎样使创新产生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又如何确保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埃森哲董事长威廉姆·格林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威廉姆·格林认为，创新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些创新还未被人足够地认识到，目前更多的是集中在科学界，而没有更多地传达到企业界。
“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一些促进创新的项目，大概有400多亿美元进入资助这些项目。我们知道经济转型、提高质量或者增长，都一定要有创新。但是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意识到一定要把这些创新传播出去才可能实现价值。”威廉姆·格林说。
他认为，包括政府、教育界以及整个大环境，都必须有同样的共识，确保充足的资金和明确的目标，才能保证创新的成果是有效的并能够传播下去，且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
“关于创新的驱动力，还需要明确，我们的教育必须由需求驱动，我们有义务深入到教育系统中去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还有就是好奇这种充满主动性的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威廉姆·格林称。
在谈到关于精明增长和智能经济之间的关系时，威廉姆·格林认为，人才的影响力不仅只局限于所在的工作地，而是往往能够影响整个行业，甚至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因此，合作、互通和连接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关注两点，第一是我们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把比如教育这样的服务传递系统变得更加简单、创新和直接，还有包括医疗等其他公共服务传递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威廉姆·格林说。
他谈到的第二点，就是创新并不会全部都在发达市场内出现，而是会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能够面对并且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让人非常兴奋的。”
另外在人力资源方面，如何向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教授、帮助他们成功的技能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有一个项目能够给他们进行培训，并能够让他们开始自己的公司。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现在已经有25万人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威廉姆·格林说。
（据和讯网、凤凰网、网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