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房价,学习广州重庆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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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轮一二线房价普涨的大潮中,没有任何重点城市能逃脱房价上涨的行列,其区别就是涨的幅度大小,涨的速度快慢。比如广州和重庆,就成为这轮楼市中的“三好学生”,尽管广州也出台了调控政策,但更多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并非是因为房价快速上涨而做出激烈的应对。低房价和高经济发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重庆经济发展很好,城市地位较高,各方面资源也不错,但房价一直是不温不火。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黄奇帆在重庆干了15年,市长当了6年,从2013年到2015年,重庆的GDP增长“三连冠”,领跑全国,可是重庆的房价却波澜不惊。在过去的五年里,重庆GDP增长了98%,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5%,而房价却只增长了12%。



  重庆房价之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有人说重庆房价得到控制,得益于“三大法宝”:大量土地储备和供应、房产税、公租房。其中,对土地的控制力、充足的供应量和合理的价格利润约束是较为关键的一点。重庆有地产集团等“八大投”公司,专攻土地整治,把土地整治以后再交给政府,政府再进行出让,保证了充足的土地供应。重庆还通过地票制度,把农村闲置、废弃、低效占用的建设用地,“置换”、“移动”到城建中,从而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量。
  重庆市政府在土地财政上给出了极大让利。黄奇帆制定了几个原则,如重庆每年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5%;政府出让的土地价格不能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此外,住宅建设每平方公里要容纳一万人,工业园区用地,每平方公里不得少于100亿元产值。
  这些方法,看似简单粗暴,实则非常有效。简单说,重庆在土地出让环节,是抱着让利精神的,主动对房地产投资进行了扼制,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限制。这几乎和绝大多数城市不同。如果去翻一翻各大城市的房价增幅,但凡做得好的,地方政府都有让利精神。
  比如广州,土地的集中化和市场化供应,压缩了寻租空间以及地产商“炒地皮”的机会。其旧城改造甚至一度不让房地产商参与,而是政府主导旧城改造,限制了房企通过旧改套利的空间。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这个庞大的课题面前,要做的功课实在太多。并非说地方政府不能依靠卖地,只是应有让利精神,应当做好土地供应的调节。广州和重庆两位好学生,实在有许多优点可以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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