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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而进行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出炉，教师职业高居“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的第二位，连续四年位列该榜单前三甲。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腾讯网组织的近42万教师参与的教师生存状态调查显示，逾八成教师认为自己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低，近五成教师表示绝对不会让其子女从事教师职业。这一调查数据，恐怕很难支撑教师是“最具幸福感的职业”这一公众认识。
——为什么关于教师的职业幸福，公众与教师的认识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我认为，这与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过度关注有深层的内在关系。
由于几乎牵涉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领域。特别是在当下，在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由“有学上”提高到“上好学”的语境下，教师的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被置于聚光灯之下，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常被认为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的确，受到关注、受到重视是能让人产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强光的聚焦也会让教师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社会，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神经。再加上大众媒体对偶发性教育事件的大肆炒作，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多教师因此而变得谨言慎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现实生活中，教师由于试图改变现有的教学生态、尝试进行创造性的教学变革而被家长抵制甚至投诉的案例并不鲜见。
可见，过度关注给定了教师的教育生活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内，教师得到的是充分尊重，而一旦超越了这一阈值，就会触发公众心理警戒线，就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的不安心理，甚至是激烈行动。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位校长朋友曾套用一个经典的句型，半开玩笑地感叹：“如果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当老师；如果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当老师。”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给定通常是以尊重的形式来实现的，是一种隐蔽性极强的软约束，所以被公众所关注往往被仅仅理解为一种幸福。但问题在于，幸福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体验性的，只有生活在给定的教育生活中的教师，才深知过度关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幸福的源头，也可能是痛苦的渊薮。
给定的生活之所以会让人不幸福，是因为它把教师限定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压制了他们对可能生活的追求。
“可能生活”是赵汀阳哲学著作《论可能生活》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尽可能实现各种有积极意义的可能生活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生活就有缺陷。”（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以下引用只注明页码）可能生活不是给定的生活，而是充满着创造性，由此，“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幸福生活等于创造性的生活”（23）；可能生活也不是现实生活，虽然它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但“不完全等于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只是可能生活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可以进入的生活是能够创造出来但尚未创造出来的”（148）。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必须在自由与枷锁、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教师的教育生活当然也不例外。而在当下，很多教师失去了这种平衡，安于或忙于给定的生活之中，而无意或无暇顾及充满创造性的可能生活。缺失了对作为幸福生活必要条件的可能生活的追求，教师离幸福就会越来越远，离乏味、倦怠甚至痛苦自然就越来越近。
这种平衡的建立，需要一种扎根现实生活而努力向可能生活生长的状态。借用作家阿忆博士的一篇散文的题目，我把这种生活状态称作“云在肩头”。在这里，不妨以阿忆博士对“云在肩头”充满诗性的诠释来结束这篇短文：
当云层只有肩头那么高，你的头脑便永远在日月星辰的朗照之下，你的思想高于风暴漩涡，内心便不会雷电交加，而你身处人世，即使双眼无法从云缝中看见大地，肩下的皮肤也知道人间的冷暖。
（杨孝如，《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210013）
责任编辑：颜莹
——为什么关于教师的职业幸福，公众与教师的认识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我认为，这与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过度关注有深层的内在关系。
由于几乎牵涉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领域。特别是在当下，在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由“有学上”提高到“上好学”的语境下，教师的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被置于聚光灯之下，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常被认为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的确，受到关注、受到重视是能让人产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强光的聚焦也会让教师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社会，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神经。再加上大众媒体对偶发性教育事件的大肆炒作，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多教师因此而变得谨言慎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现实生活中，教师由于试图改变现有的教学生态、尝试进行创造性的教学变革而被家长抵制甚至投诉的案例并不鲜见。
可见，过度关注给定了教师的教育生活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内，教师得到的是充分尊重，而一旦超越了这一阈值，就会触发公众心理警戒线，就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的不安心理，甚至是激烈行动。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位校长朋友曾套用一个经典的句型，半开玩笑地感叹：“如果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当老师；如果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当老师。”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给定通常是以尊重的形式来实现的，是一种隐蔽性极强的软约束，所以被公众所关注往往被仅仅理解为一种幸福。但问题在于，幸福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体验性的，只有生活在给定的教育生活中的教师，才深知过度关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幸福的源头，也可能是痛苦的渊薮。
给定的生活之所以会让人不幸福，是因为它把教师限定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压制了他们对可能生活的追求。
“可能生活”是赵汀阳哲学著作《论可能生活》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尽可能实现各种有积极意义的可能生活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生活就有缺陷。”（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以下引用只注明页码）可能生活不是给定的生活，而是充满着创造性，由此，“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幸福生活等于创造性的生活”（23）；可能生活也不是现实生活，虽然它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但“不完全等于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只是可能生活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可以进入的生活是能够创造出来但尚未创造出来的”（148）。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必须在自由与枷锁、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教师的教育生活当然也不例外。而在当下，很多教师失去了这种平衡，安于或忙于给定的生活之中，而无意或无暇顾及充满创造性的可能生活。缺失了对作为幸福生活必要条件的可能生活的追求，教师离幸福就会越来越远，离乏味、倦怠甚至痛苦自然就越来越近。
这种平衡的建立，需要一种扎根现实生活而努力向可能生活生长的状态。借用作家阿忆博士的一篇散文的题目，我把这种生活状态称作“云在肩头”。在这里，不妨以阿忆博士对“云在肩头”充满诗性的诠释来结束这篇短文：
当云层只有肩头那么高，你的头脑便永远在日月星辰的朗照之下，你的思想高于风暴漩涡，内心便不会雷电交加，而你身处人世，即使双眼无法从云缝中看见大地，肩下的皮肤也知道人间的冷暖。
（杨孝如，《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210013）
责任编辑：颜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