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监理与质监机制的失位，是导致中国抗震设计规范乃至各类建筑质量规范难以在施工中得到保障的直接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汶川大地震发生，李晨根本不会关注自家房屋的抗震性能。他的房子只买了不到五年，是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四环路附近的经济适用房。
让他担心的是，一位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的朋友不久前告诉他，这栋砖混楼房看似时髦的转角飘窗设计，存在着严重的抗震安全隐患。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砖混结构不允许设转角飘窗，但仍有一些开发商这么做。”南京丁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验房师丁渤告诉《财经》记者。所谓“飘窗”，是指悬于墙体之外的窗子，因为可以增加房屋面积，采光较好，近年十分流行。
在中国的城市，大量低层和多层建筑采用砌体结构设计，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楼板和屋面，竖向承重墙则采用砖混结构。而根据2001年修订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砌体结构房屋不宜超过七层，而且其阳角——即凸起的墙柱——均要求设计为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尽量避免敞开。
“如果遭遇强烈地震，转角飘窗的设计，很容易造成房屋瞬间垮塌。”丁渤警告说。
或许，这种不合规范的飘窗，暴露出的仅仅是建筑抗震方面所存隐患的冰山一角而已。
标准已经够用
结构力学专家、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新修订的抗震设计规范施工，此次汶川大地震不至于出现如此惨烈的房屋倒塌场面。
实际上，一个基本得到公认的看法是，即使与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从条文上讲也是够用的。
所谓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工业化和钢筋混凝土时代的产物。中国建筑抗震技术规范的编制，则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9年，中国参照前苏联规范，拟定了抗震建筑规范草稿。
不过，一直到1974年，在总结1966年邢台大地震经验并综合当时国内外抗震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才发布了第一份全国性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即《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试行)》TJ 11-74（下称74规范）。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国家建委（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现住宅和城乡建设部的前身）对74规范进行修改，颁发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TJ 11-78（下称78规范）。
1989年11月，原建设部正式发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下称89规范)。在这部被业内认为已经趋于完善的抗震设计规范的首页，就明确提出，“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建筑业内俗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抗震设防目标及对应这一目标确立的设计规范，堪与国际标准比肩。
2001年7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又完成了第四次修订（业内称为01规范），但该规范仍沿用了89规范的原则和设防目标，只是修订了一些技术细节，并提出更高标准。
因此，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赴震区调研的结构工程专家们，也普遍以89规范作为衡量抗震质量的试金石。
“89规范实施前建造的房屋，因为抗震设计标准较低，的确很难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但在1989年后建造的房屋，如果严格执行89规范设计，是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脆性倒塌的。”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师王邦进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对《财经》记者表示，89规范大大提高了建筑抗震的设计标准；此后，在这个基础上，一系列的建筑抗震法规才逐步完善起来。
这一系列法规中，就包括1995年颁布并于2004年修订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这一标准将各类建筑抗震设防级别划分为四类，其中普通民居为丙类；而甲乙两类建筑须在该地区抗震设防的烈度标准上，增加一度。学校这一牵涉众多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建筑，最初被划入丙类，即按一般抗震设防标准建造即可；但在新修订的标准中，被升格为乙类。
此外，加上《建筑抗震鉴定标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等法规，以及《建筑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国的建筑抗震法规体系已经相当完备。
致命的“软化”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在地震后指出的那样，中国已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
如同地震容易导致建筑基础出现“软化”一样，本来严格的抗震标准也出现了事实上的软化。
乡镇农民自建房屋，由于并不在中国现行的强制性规范之内，自然最为脆弱；但即使纳入建设标准的公共建筑、商品住宅等，实际的表现也难如人意。《财经》记者在四川震区现场看到，这种“软化”的痕迹，在整个震区几乎到处皆是。
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四川震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一个特例。或许，它仅是整个中国建筑抗震质量的一个缩影而已。
“89规范后建造的建筑，大多数在设计上能达到抗震要求，但在施工中，这些符合规范的设计却很难执行。”丁渤说。作为一名资深验房师，他曾在一家房地产企业任职，现在专职替商品住宅业主验收房屋。
他半开玩笑地表示，这是一个在房地产市场推动下产生的行业，因为建筑质量的问题太普遍了。而现有的监理、质量监督机构也形同虚设，无法为购房者提供房屋质量的保障。丁渤所创建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在南京已颇具影响，一年中仅受业主委托的维权诉讼便多达上千起。
据丁渤介绍，验房中最常见的质量问题便是墙体开裂。中国的各类房屋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墙壁裂缝问题，开发商一般会辩称这不属于质量问题，0.3毫米以内的裂缝不会直接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但他提醒说，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时间一长，水分通过裂缝渗入钢筋，就会使得钢筋生锈，如遇地震自然会断裂倒塌。
按照程序，监理是执行抗震设计规范的重要一环。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监理与质监机制的失位，恰恰是导致抗震设计规范乃至各类建筑质量规范难以在施工中得到保障的直接原因。原建设部明确规定了总监理工程师在施工进展各环节的职责，并要求每一个工程环节必须有监理工程师签字，方可进入下一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建设方与施工方为追求工程效率，处于弱势地位的监理公司很难因工程质量问题，强迫施工方停工整改。
在这种情况下，受利润、权限制约，一些监理公司逐渐蜕变为“挂牌公司”，甚至将监理制演变为“红包”制，成为建筑业灰色利益链的一部分。
1986年，原建设部及各部委下属基建主管部门建立了一套县以上四级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体系，主管工程验收，只有验收合格才能取得竣工许可证。但实际上，开发商只在质监部门进行备案，质监站并没真正担负起工程质量监督职责。
“质监站是事业单位，但其员工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质监人员一边创收一边监管。一名省会城市质监站员工一年的工资及奖金加上灰色收入，有时可达15万元至16万元，是很多人眼中的肥差。”一位建筑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验房师与质监站这两个本应具有相同目标的行业，如今也多有摩擦。因为验房师一旦发现房屋质量问题，质监站也将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对于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质监站来说，验房师的存在显然妨碍了它的权威性。
正是由于这种困境，尽管大多数房屋质量纠纷都会提起诉讼，但九成以上都只能通过调解。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即使一些房屋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也是不可能推倒重建的。
业主的合法利益和开发商的非法利益，只能在潜规则下无奈平衡。当然，这相对于完全失衡而言仍是“进步”。这或许也是汶川大地震中商品住宅在建筑抗震性能上强于公共建筑的一个原因，毕竟这中间存在着真实的博弈。
6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中，特别提出了对医院、学校等公共建设抗震将做出特殊的处理。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亦表示，政府将考虑提高公共建筑设防标准问题。
作为对公共建筑的一项补救性措施，提高标准固然是好事，但抗震设计规范的执行真空，却并不能就此改善。只有尽快弥补质量监管体系的缺失，方能让在实际执行中几乎被遗忘的建筑规范，成为内在于每栋建筑的坚实约束。■
如果不是因为汶川大地震发生，李晨根本不会关注自家房屋的抗震性能。他的房子只买了不到五年，是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四环路附近的经济适用房。
让他担心的是，一位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的朋友不久前告诉他，这栋砖混楼房看似时髦的转角飘窗设计，存在着严重的抗震安全隐患。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砖混结构不允许设转角飘窗，但仍有一些开发商这么做。”南京丁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验房师丁渤告诉《财经》记者。所谓“飘窗”，是指悬于墙体之外的窗子，因为可以增加房屋面积，采光较好，近年十分流行。
在中国的城市，大量低层和多层建筑采用砌体结构设计，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楼板和屋面，竖向承重墙则采用砖混结构。而根据2001年修订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砌体结构房屋不宜超过七层，而且其阳角——即凸起的墙柱——均要求设计为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尽量避免敞开。
“如果遭遇强烈地震，转角飘窗的设计，很容易造成房屋瞬间垮塌。”丁渤警告说。
或许，这种不合规范的飘窗，暴露出的仅仅是建筑抗震方面所存隐患的冰山一角而已。
标准已经够用
结构力学专家、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新修订的抗震设计规范施工，此次汶川大地震不至于出现如此惨烈的房屋倒塌场面。
实际上，一个基本得到公认的看法是，即使与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从条文上讲也是够用的。
所谓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工业化和钢筋混凝土时代的产物。中国建筑抗震技术规范的编制，则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9年，中国参照前苏联规范，拟定了抗震建筑规范草稿。
不过，一直到1974年，在总结1966年邢台大地震经验并综合当时国内外抗震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才发布了第一份全国性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即《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试行)》TJ 11-74（下称74规范）。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国家建委（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现住宅和城乡建设部的前身）对74规范进行修改，颁发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TJ 11-78（下称78规范）。
1989年11月，原建设部正式发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下称89规范)。在这部被业内认为已经趋于完善的抗震设计规范的首页，就明确提出，“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建筑业内俗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抗震设防目标及对应这一目标确立的设计规范，堪与国际标准比肩。
2001年7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又完成了第四次修订（业内称为01规范），但该规范仍沿用了89规范的原则和设防目标，只是修订了一些技术细节，并提出更高标准。
因此，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赴震区调研的结构工程专家们，也普遍以89规范作为衡量抗震质量的试金石。
“89规范实施前建造的房屋，因为抗震设计标准较低，的确很难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但在1989年后建造的房屋，如果严格执行89规范设计，是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脆性倒塌的。”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师王邦进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对《财经》记者表示，89规范大大提高了建筑抗震的设计标准；此后，在这个基础上，一系列的建筑抗震法规才逐步完善起来。
这一系列法规中，就包括1995年颁布并于2004年修订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这一标准将各类建筑抗震设防级别划分为四类，其中普通民居为丙类；而甲乙两类建筑须在该地区抗震设防的烈度标准上，增加一度。学校这一牵涉众多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建筑，最初被划入丙类，即按一般抗震设防标准建造即可；但在新修订的标准中，被升格为乙类。
此外，加上《建筑抗震鉴定标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等法规，以及《建筑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国的建筑抗震法规体系已经相当完备。
致命的“软化”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在地震后指出的那样，中国已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
如同地震容易导致建筑基础出现“软化”一样，本来严格的抗震标准也出现了事实上的软化。
乡镇农民自建房屋，由于并不在中国现行的强制性规范之内，自然最为脆弱；但即使纳入建设标准的公共建筑、商品住宅等，实际的表现也难如人意。《财经》记者在四川震区现场看到，这种“软化”的痕迹，在整个震区几乎到处皆是。
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四川震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一个特例。或许，它仅是整个中国建筑抗震质量的一个缩影而已。
“89规范后建造的建筑，大多数在设计上能达到抗震要求，但在施工中，这些符合规范的设计却很难执行。”丁渤说。作为一名资深验房师，他曾在一家房地产企业任职，现在专职替商品住宅业主验收房屋。
他半开玩笑地表示，这是一个在房地产市场推动下产生的行业，因为建筑质量的问题太普遍了。而现有的监理、质量监督机构也形同虚设，无法为购房者提供房屋质量的保障。丁渤所创建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在南京已颇具影响，一年中仅受业主委托的维权诉讼便多达上千起。
据丁渤介绍，验房中最常见的质量问题便是墙体开裂。中国的各类房屋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墙壁裂缝问题，开发商一般会辩称这不属于质量问题，0.3毫米以内的裂缝不会直接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但他提醒说，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时间一长，水分通过裂缝渗入钢筋，就会使得钢筋生锈，如遇地震自然会断裂倒塌。
按照程序，监理是执行抗震设计规范的重要一环。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监理与质监机制的失位，恰恰是导致抗震设计规范乃至各类建筑质量规范难以在施工中得到保障的直接原因。原建设部明确规定了总监理工程师在施工进展各环节的职责，并要求每一个工程环节必须有监理工程师签字，方可进入下一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建设方与施工方为追求工程效率，处于弱势地位的监理公司很难因工程质量问题，强迫施工方停工整改。
在这种情况下，受利润、权限制约，一些监理公司逐渐蜕变为“挂牌公司”，甚至将监理制演变为“红包”制，成为建筑业灰色利益链的一部分。
1986年，原建设部及各部委下属基建主管部门建立了一套县以上四级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体系，主管工程验收，只有验收合格才能取得竣工许可证。但实际上，开发商只在质监部门进行备案，质监站并没真正担负起工程质量监督职责。
“质监站是事业单位，但其员工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质监人员一边创收一边监管。一名省会城市质监站员工一年的工资及奖金加上灰色收入，有时可达15万元至16万元，是很多人眼中的肥差。”一位建筑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验房师与质监站这两个本应具有相同目标的行业，如今也多有摩擦。因为验房师一旦发现房屋质量问题，质监站也将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对于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质监站来说，验房师的存在显然妨碍了它的权威性。
正是由于这种困境，尽管大多数房屋质量纠纷都会提起诉讼，但九成以上都只能通过调解。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即使一些房屋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也是不可能推倒重建的。
业主的合法利益和开发商的非法利益，只能在潜规则下无奈平衡。当然，这相对于完全失衡而言仍是“进步”。这或许也是汶川大地震中商品住宅在建筑抗震性能上强于公共建筑的一个原因，毕竟这中间存在着真实的博弈。
6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中，特别提出了对医院、学校等公共建设抗震将做出特殊的处理。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亦表示，政府将考虑提高公共建筑设防标准问题。
作为对公共建筑的一项补救性措施，提高标准固然是好事，但抗震设计规范的执行真空，却并不能就此改善。只有尽快弥补质量监管体系的缺失，方能让在实际执行中几乎被遗忘的建筑规范，成为内在于每栋建筑的坚实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