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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子信息产业一个排头兵企业的代表，我们在深受鼓舞、充满信心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在专访中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告诉《中国新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基础十分薄弱的工业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周厚健认为，十大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是一项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的国家战略。要快速高效地落实工业振兴规划还需要尽快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一国家战略又好又快地得以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为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周厚健提出了关于制订《工业振兴法》的议案。
目前，海信集团已形成多媒体、家电、通信、IT、房地产、服务（与配套）六大产业版块。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489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前茅。海信拥有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电器两家在沪、深、港三地的上市公司。
工业振兴需立法
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较比英美等国时间短，且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和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封锁，基础薄弱，百余年来处于世界上落后且受到巨大剥削的位置。我国工业得以快速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创建市场体系以后。中国工业产品的数量现时已占全球的17%，超过了美国的16%。
“我们的工业体系虽然基本建立，但由于基础薄弱和西方的技术封锁导致我们大部分产业处于世界链条的低端，‘两头在外’，缺少话语权，受制于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我国南方来单生产型企业首先受到了巨大威胁，一些企业关门倒闭，说明我国相当多的产业因为技术和自主品牌的缺失而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周厚健说。
去年11月，国务院提出了调整振兴工业的规划，并于今年2月底基本上审议通过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原则和纲要。振兴规划本质上就是促进中国工业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
“从历史经验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各自制订并实施具体的产业政策时，非常重视建立和推行法制化的产业立法制度。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政策之一《国家工业复兴法》（1933年）等。”周厚健认为，产业政策如不通过立法制度化，就会在具体实施中出现诸多变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政策与法律规章相比，有许多不足：政策往往只有行为模式，没有法律后果，在实践中政策的约束力并不强，并且其贯彻实施大多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如果该政策的决策者职务发生变动，该政策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不能用法律的形式确保把精力和资金充分应用在关键技术的积累和突破上，就不能保证产业的持续性领先，很难长盛不衰，只能昙花一现。政策实施还要依靠各部门的综合协调，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在实施中一旦与部门利益发生冲突，会使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实践中被搁置。这些都需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让产业的调整振兴得以高效地推进实施。”周厚健说。
二战后，日本制定了经济复兴时期的战略规划，并出台相应的规划及法律法规和产业扶持政策。20世纪60年代，日本采取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配套的发展或调整性的经济对策和法规包括：《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这些充分保证了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能顺利和有效地实施，促进了日本重化工业的成长，在1968年超过了英、德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韩国也是如此。1969 年韩国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8年基本计划》, 规定限制从国外汽车进口, 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 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韩国汽车工业从1980 年到1986 年, 汽车产量增长了1 倍多。
在周厚健看来，中国振兴产业的规划，首先要选择好重点的项目和卓越的企业。应重点扶持在关键技术上创新和突破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填补国内空白，缩小与国际大公司差距的核心技术项目，不断向上游延伸，打破国际垄断而又能对产业有长远贡献的项目。
“要支持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有项目承担能力的企业，企业若有清晰的战略发展思路，再经由国家的扶持，就能把事情做成，国家投资不至于落空。在筛选项目时要特别关注企业自身是否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否能够进行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能力。通过支持企业对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来优化产业机构，进而带动产业链的健康良性运行。”周厚健强调，制订工业振兴法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涉及到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要统筹考虑，保证立法的全面性。如要统筹工业化发展的宏观规划与各项激励限制措施的执行；要综合完善工业经济运行环境，如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各方面，既要支持重大研发项目的技术开发，又要兼顾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等。“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通过本项立法研究和具体的立法工作予以实现。”周厚健认为，在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工业振兴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对金融海啸
今年两会，周厚健最关心的就是未来的经济走势。
“中国将要经过多长时间（走出阴霾）？要做哪些事情能最快走出低谷？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周厚健说。
这次海信遇到最大的冲击是在海外市场，同时又波及到在国内的供需关系。
“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我们都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冲击，规模上有比较明显的衰竭。但这种现象在去年的8、9月时我们就看到了经济呈现下滑的趋势，那时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调整，包括出口重点区域的调整、海外重点产品的调整、对汇率巨幅变化适应的调整等。一方面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保证好的利润，尽可能把我们的规模稳定住或者扩大些。”周厚健说。
在周厚健看来，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次危机。危机是一种经济规律，需要积极面对，而不是等着受制，实际上世界有很多大的企业就是在危机中发展起来的。“面对危机的可能走势，我们宁肯做最严峻的打算。”周厚健表示，在具体的管理和业务中要强化危机意识，要认识到这是企业接受锤炼的一个过程，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素质自我适应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要抓住机遇，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好风险管理，练好内功。“风险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宁可降低收入，也不能破坏财务状况。宁可降低利润，也不能破坏现金流的基本原则。”
“尽管去年最后一季度受出口影响，总体经营规模是下降的，但海信的智能交通和光通信等高端产业的贡献大幅度提升，达到了20%。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信智能交通信号系统’打破西门子等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垄断’的局面，签单额3个多亿，同比增长60%；三年来我们的光通信模块GPON产品一直在北美市场主要供应商中占90%以上的份额。”说到此，周厚健显得底气十足。
周厚健表示，海信在产业高端布局上，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具备了强大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直流变频空调、高端冰箱和平板电视方面，尤其是平板电视由于芯片、模组等技术储备得早，产品水平在行业中明显领先。
目前，海信已成为唯一一家涉入液晶模组的开发与制造的企业，因技术领先保证了市场销售的快速增长，已连续5年保持着中国平板电视第一的位置，国内销售同比262%，市场占有率达到15.74%，并通过自主研发、制造液晶显示屏，阻断了国外厂家向平板电视延伸的通道，有效地避免了中国培育了30年的电视整机产业被边缘化，为民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周厚健强调，“企业若没有自主技术和品牌，就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旦市场上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遭遇灭顶之灾。海信一向重视技术研发，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在数字芯片、液晶模组显示技术、变频技术、智能交通技术、光通信技术等方面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去年，海信在以色列启动了自主品牌国际化战略，并会在3-5年内在海外建立起15-20个品牌重点市场，把海信打造成全球知名家电品牌。”
2008年，海信进行了一系列自主品牌海外推广活动。冠名了澳洲澳网赛事体育馆，赞助以色列国家队冲击南非世界杯。经过一年时间，效果开始显现：据海关统计，2008年1-11月海信液晶电视出口同比增长136.7%，高出中国液晶电视整体出口的增幅（26.9%）109.8个百分点。在非洲，海信液晶电视出口完成了2008年初计划的301.94%，海信自主品牌占比超过65%。今年1月，澳洲海信业务同比增长38%，海信品牌占比也从2007年的27%提高到70%。在北美，海信品牌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打入加拿大最大的家电连锁CTC的474家门店以及美国大型连锁商场Sears（西尔斯）。
在周厚健看来，越是在这个时期，优秀的中国企业越是应该“走出去”抢市场，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一些世界级企业的全球市场开始萎缩，“据我们的信息掌握，日立、NEC电视已经完全退出澳洲市场，后续市场格局的变化还在进一步扩大。这给我们成长型的品牌一个低成本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和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机会。”
去年11月，海信埃及工厂开工，这是海信的第五个海外生产基地，其产品可辐射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后续我们还会准备地选择一些区域市场进行投入，迅速提升品牌和市场占有率。”
周厚健表示，通过对区域的调整，海信在国外市场成绩已经见效。“估计3月我们就能止住经济危机造成的下滑，4月就能上升。从海信接到的订单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已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此，周厚健深信不已。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基础十分薄弱的工业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周厚健认为，十大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是一项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的国家战略。要快速高效地落实工业振兴规划还需要尽快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一国家战略又好又快地得以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为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周厚健提出了关于制订《工业振兴法》的议案。
目前，海信集团已形成多媒体、家电、通信、IT、房地产、服务（与配套）六大产业版块。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489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前茅。海信拥有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电器两家在沪、深、港三地的上市公司。
工业振兴需立法
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较比英美等国时间短，且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和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封锁，基础薄弱，百余年来处于世界上落后且受到巨大剥削的位置。我国工业得以快速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创建市场体系以后。中国工业产品的数量现时已占全球的17%，超过了美国的16%。
“我们的工业体系虽然基本建立，但由于基础薄弱和西方的技术封锁导致我们大部分产业处于世界链条的低端，‘两头在外’，缺少话语权，受制于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我国南方来单生产型企业首先受到了巨大威胁，一些企业关门倒闭，说明我国相当多的产业因为技术和自主品牌的缺失而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周厚健说。
去年11月，国务院提出了调整振兴工业的规划，并于今年2月底基本上审议通过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原则和纲要。振兴规划本质上就是促进中国工业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
“从历史经验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各自制订并实施具体的产业政策时，非常重视建立和推行法制化的产业立法制度。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政策之一《国家工业复兴法》（1933年）等。”周厚健认为，产业政策如不通过立法制度化，就会在具体实施中出现诸多变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政策与法律规章相比，有许多不足：政策往往只有行为模式，没有法律后果，在实践中政策的约束力并不强，并且其贯彻实施大多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如果该政策的决策者职务发生变动，该政策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不能用法律的形式确保把精力和资金充分应用在关键技术的积累和突破上，就不能保证产业的持续性领先，很难长盛不衰，只能昙花一现。政策实施还要依靠各部门的综合协调，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在实施中一旦与部门利益发生冲突，会使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实践中被搁置。这些都需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让产业的调整振兴得以高效地推进实施。”周厚健说。
二战后，日本制定了经济复兴时期的战略规划，并出台相应的规划及法律法规和产业扶持政策。20世纪60年代，日本采取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配套的发展或调整性的经济对策和法规包括：《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这些充分保证了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能顺利和有效地实施，促进了日本重化工业的成长，在1968年超过了英、德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韩国也是如此。1969 年韩国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8年基本计划》, 规定限制从国外汽车进口, 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 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韩国汽车工业从1980 年到1986 年, 汽车产量增长了1 倍多。
在周厚健看来，中国振兴产业的规划，首先要选择好重点的项目和卓越的企业。应重点扶持在关键技术上创新和突破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填补国内空白，缩小与国际大公司差距的核心技术项目，不断向上游延伸，打破国际垄断而又能对产业有长远贡献的项目。
“要支持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有项目承担能力的企业，企业若有清晰的战略发展思路，再经由国家的扶持，就能把事情做成，国家投资不至于落空。在筛选项目时要特别关注企业自身是否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否能够进行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能力。通过支持企业对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来优化产业机构，进而带动产业链的健康良性运行。”周厚健强调，制订工业振兴法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涉及到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要统筹考虑，保证立法的全面性。如要统筹工业化发展的宏观规划与各项激励限制措施的执行；要综合完善工业经济运行环境，如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各方面，既要支持重大研发项目的技术开发，又要兼顾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等。“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通过本项立法研究和具体的立法工作予以实现。”周厚健认为，在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工业振兴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对金融海啸
今年两会，周厚健最关心的就是未来的经济走势。
“中国将要经过多长时间（走出阴霾）？要做哪些事情能最快走出低谷？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周厚健说。
这次海信遇到最大的冲击是在海外市场，同时又波及到在国内的供需关系。
“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我们都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冲击，规模上有比较明显的衰竭。但这种现象在去年的8、9月时我们就看到了经济呈现下滑的趋势，那时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调整，包括出口重点区域的调整、海外重点产品的调整、对汇率巨幅变化适应的调整等。一方面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保证好的利润，尽可能把我们的规模稳定住或者扩大些。”周厚健说。
在周厚健看来，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次危机。危机是一种经济规律，需要积极面对，而不是等着受制，实际上世界有很多大的企业就是在危机中发展起来的。“面对危机的可能走势，我们宁肯做最严峻的打算。”周厚健表示，在具体的管理和业务中要强化危机意识，要认识到这是企业接受锤炼的一个过程，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素质自我适应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要抓住机遇，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好风险管理，练好内功。“风险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宁可降低收入，也不能破坏财务状况。宁可降低利润，也不能破坏现金流的基本原则。”
“尽管去年最后一季度受出口影响，总体经营规模是下降的，但海信的智能交通和光通信等高端产业的贡献大幅度提升，达到了20%。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信智能交通信号系统’打破西门子等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垄断’的局面，签单额3个多亿，同比增长60%；三年来我们的光通信模块GPON产品一直在北美市场主要供应商中占90%以上的份额。”说到此，周厚健显得底气十足。
周厚健表示，海信在产业高端布局上，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具备了强大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直流变频空调、高端冰箱和平板电视方面，尤其是平板电视由于芯片、模组等技术储备得早，产品水平在行业中明显领先。
目前，海信已成为唯一一家涉入液晶模组的开发与制造的企业，因技术领先保证了市场销售的快速增长，已连续5年保持着中国平板电视第一的位置，国内销售同比262%，市场占有率达到15.74%，并通过自主研发、制造液晶显示屏，阻断了国外厂家向平板电视延伸的通道，有效地避免了中国培育了30年的电视整机产业被边缘化，为民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周厚健强调，“企业若没有自主技术和品牌，就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旦市场上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遭遇灭顶之灾。海信一向重视技术研发，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在数字芯片、液晶模组显示技术、变频技术、智能交通技术、光通信技术等方面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去年，海信在以色列启动了自主品牌国际化战略，并会在3-5年内在海外建立起15-20个品牌重点市场，把海信打造成全球知名家电品牌。”
2008年，海信进行了一系列自主品牌海外推广活动。冠名了澳洲澳网赛事体育馆，赞助以色列国家队冲击南非世界杯。经过一年时间，效果开始显现：据海关统计，2008年1-11月海信液晶电视出口同比增长136.7%，高出中国液晶电视整体出口的增幅（26.9%）109.8个百分点。在非洲，海信液晶电视出口完成了2008年初计划的301.94%，海信自主品牌占比超过65%。今年1月，澳洲海信业务同比增长38%，海信品牌占比也从2007年的27%提高到70%。在北美，海信品牌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打入加拿大最大的家电连锁CTC的474家门店以及美国大型连锁商场Sears（西尔斯）。
在周厚健看来，越是在这个时期，优秀的中国企业越是应该“走出去”抢市场，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一些世界级企业的全球市场开始萎缩，“据我们的信息掌握，日立、NEC电视已经完全退出澳洲市场，后续市场格局的变化还在进一步扩大。这给我们成长型的品牌一个低成本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和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机会。”
去年11月，海信埃及工厂开工，这是海信的第五个海外生产基地，其产品可辐射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后续我们还会准备地选择一些区域市场进行投入，迅速提升品牌和市场占有率。”
周厚健表示，通过对区域的调整，海信在国外市场成绩已经见效。“估计3月我们就能止住经济危机造成的下滑，4月就能上升。从海信接到的订单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已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此，周厚健深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