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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首先恭喜你完成了拍摄《白鹿原》的心愿，做这种高成本的文艺大片压力很大吧？
王全安：没什么压力，要是觉得压力太大就不会做了。
这样的片子其实很难用类型去界定，只能说是个案和特例。首先这部电影建立在一个持久引发关注和争议的小说基础上，这就注定了影片全程都会受到很多关注，再加上中间的波折，可能也会成为观众会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之前宣传部门调查出的数据说，第一款制作特辑和先导预告片的点击量就有六七百万，之前《金陵十三钗》只有一百多万，这说明影片的关注度确实很高。我也希望《白鹿原》这次能在市场上有所作为，这样或许能开启一个新局面，能够帮助这个类型重新打开市场，重新获得很多很好的观众群。
《综艺》：听得出来你对票房还是很有期待。
王全安：当然，信心应该有嘛。首先我觉得读《白鹿原》的人应该就是看《白鹿原》的人。作为导演，票房、档期什么的我自然也关心，但这些不是我最关心的，也不能是。导演要成天老想着这些，我怀疑他还能不能从电影中得到快感。导演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完成作品上。你不可能一个人改变整个外部环境。《白鹿原》显然不是那种能卖多少多少的片子。如果能有一个好票房，我肯定高兴，但主要还是为制片人高兴。我从来不认为票房高的电影就是好的，或者一个没什么票房的电影就不好，我也不认为票房就能体现我的价值，这跟我的趣味也没关系，我的兴趣还是在拍摄上——拍了喜欢拍的电影，而且有观众愿意去看，这才是关键。
《综艺》：《白鹿原》最后的剧本还是以你自己写的那一稿为主？
王全安：是的，芦苇之前看了电影，也说他的东西已经很少了。这个事其实是这样：2004年我们开始合作的时候，花了一年做剧本，但两次都没通过，那稿写到抗战也就写不下去了。当时的制片人很着急，于是我按自己的设想写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本子，厂里送了，通过了。后来虽然又有很多变化，我也一度退出了，但这版始终是惟一通过的剧本。我再进入项目已经是2010年了。只能说作为导演和制片人，我必须从自己拍摄的需要做出选择。
《综艺》：上世纪90年代，这种“历史情节剧”曾经出现过一波高潮。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走此路的《白鹿原》能带来哪些新东西？
王全安：以前的作品是建立在当时的时代基础上，今天已经不一样了，首先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描述就大不一样。现在的影片讲的其实是故事里的人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不管是坚持的还是善变的，都是面对变化与困境的反应，目的也都是为了生存。从更大的格局来说，这其实是古代的农耕文明被新生的工业文明打败时的遭遇，就此《白鹿原》很有代表性。对我来说，《白鹿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够融入我对这段历史变迁的判断，我个人希望这种陈述也能有一些新意。
《综艺》：这种重述历史的意图似乎在白孝文这样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更多？
王全安：没错。二十多年过去了，看待历史的语境发生变化了。此外我们的文化表达也已不同了，打个比方说：前几年大家都去吃粤菜、西餐，觉得时髦，但现在你再看，很多人又都吃回自己打小就喜欢吃的老东西了，这其实是自信了的体现——不管外人爱不爱吃，反正我爱吃。《白鹿原》也是这样的文化表达，就是回到自己的传统，重新面对和接受自己。过去老是要解释、要批判、要展览??现在就是自顾自地表现。比如白嘉轩几十年就是传统那一套，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确实也与个人的诉求有冲突；比如田小蛾这样要释放自我欲望的，跟传统就是有冲突。我无意说谁对谁错，就是把两边都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判断。
《综艺》：虽然投资和题材都大得多，但《白鹿原》在视觉上延续了你之前拍艺术电影的很多风格，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因为要表现出这部电影的特殊质感，而不是要融入到既有的东西里去。如此一来，风格没就什么好变的，变了反而不对了。
之前我反复权衡过，但最终还是想把《白鹿原》拍成比以往更有新意的电影，刚才谈的内核方面是如此，视觉上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更客观地表现历史。我认为正是因为电影语言方面与以往同类作品不同，电影《白鹿原》的特质才更加成立。至于通俗意义上的“好看”与否则是另一个问题。
《综艺》：这部文艺大片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再拍片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王全安：我希望能保持自由，其实我觉得自己比较成功的地方也就是保持了自由。因此，导演工作我还有兴趣，制作和拍摄我都能投入进去，能够享受过程。《白鹿原》后，我能涉猎更广泛的领域，意味着更大的自由。这不是说以后拍片只会越来越大，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所谓的自由，有时是指你能做一件事，有时则是取决于你能够不做一些事。我想未来自己应该还是会随着兴趣去拍片，该是个小片就是个小的，能拍个大的就拍个大的。我认为极佳的状态是能不受外部条件的限制。要知道票房、工业这些固然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扑在上面，总有例外嘛。
另一方面，沿着《白鹿原》的方向往前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
《综艺》：你以前提过的关于杜月笙的项目，会是你下一部电影吗？
王全安：现在正在积极筹备。这个要做的话应该是最大的中国电影吧。要拍这种电影就不能再是游击队的路子了，必须要找真正的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做出符合世界通行规格的作品。《白鹿原》的制片结构非常合适——没有陕西的背景和诉求，这个电影是无法完成的。未来的这部大电影则需要更强悍的制片背景。接下来的电影我要和最有力量的制片人合作，就是要能在更大范围里操控，包括对市场的运作。而且我希望对方能专注在我的戏上，就好像曾经的张伟平和张艺谋、姜文和马珂这样的制片结构。
王全安：没什么压力，要是觉得压力太大就不会做了。
这样的片子其实很难用类型去界定，只能说是个案和特例。首先这部电影建立在一个持久引发关注和争议的小说基础上，这就注定了影片全程都会受到很多关注，再加上中间的波折，可能也会成为观众会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之前宣传部门调查出的数据说，第一款制作特辑和先导预告片的点击量就有六七百万，之前《金陵十三钗》只有一百多万，这说明影片的关注度确实很高。我也希望《白鹿原》这次能在市场上有所作为，这样或许能开启一个新局面，能够帮助这个类型重新打开市场，重新获得很多很好的观众群。
《综艺》：听得出来你对票房还是很有期待。
王全安：当然，信心应该有嘛。首先我觉得读《白鹿原》的人应该就是看《白鹿原》的人。作为导演，票房、档期什么的我自然也关心，但这些不是我最关心的，也不能是。导演要成天老想着这些，我怀疑他还能不能从电影中得到快感。导演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完成作品上。你不可能一个人改变整个外部环境。《白鹿原》显然不是那种能卖多少多少的片子。如果能有一个好票房，我肯定高兴，但主要还是为制片人高兴。我从来不认为票房高的电影就是好的，或者一个没什么票房的电影就不好，我也不认为票房就能体现我的价值，这跟我的趣味也没关系，我的兴趣还是在拍摄上——拍了喜欢拍的电影，而且有观众愿意去看，这才是关键。
《综艺》：《白鹿原》最后的剧本还是以你自己写的那一稿为主？
王全安：是的，芦苇之前看了电影，也说他的东西已经很少了。这个事其实是这样：2004年我们开始合作的时候，花了一年做剧本，但两次都没通过，那稿写到抗战也就写不下去了。当时的制片人很着急，于是我按自己的设想写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本子，厂里送了，通过了。后来虽然又有很多变化，我也一度退出了，但这版始终是惟一通过的剧本。我再进入项目已经是2010年了。只能说作为导演和制片人，我必须从自己拍摄的需要做出选择。
《综艺》：上世纪90年代，这种“历史情节剧”曾经出现过一波高潮。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走此路的《白鹿原》能带来哪些新东西？
王全安：以前的作品是建立在当时的时代基础上，今天已经不一样了，首先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描述就大不一样。现在的影片讲的其实是故事里的人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不管是坚持的还是善变的，都是面对变化与困境的反应，目的也都是为了生存。从更大的格局来说，这其实是古代的农耕文明被新生的工业文明打败时的遭遇，就此《白鹿原》很有代表性。对我来说，《白鹿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够融入我对这段历史变迁的判断，我个人希望这种陈述也能有一些新意。
《综艺》：这种重述历史的意图似乎在白孝文这样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更多？
王全安：没错。二十多年过去了，看待历史的语境发生变化了。此外我们的文化表达也已不同了，打个比方说：前几年大家都去吃粤菜、西餐，觉得时髦，但现在你再看，很多人又都吃回自己打小就喜欢吃的老东西了，这其实是自信了的体现——不管外人爱不爱吃，反正我爱吃。《白鹿原》也是这样的文化表达，就是回到自己的传统，重新面对和接受自己。过去老是要解释、要批判、要展览??现在就是自顾自地表现。比如白嘉轩几十年就是传统那一套，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确实也与个人的诉求有冲突；比如田小蛾这样要释放自我欲望的，跟传统就是有冲突。我无意说谁对谁错，就是把两边都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判断。
《综艺》：虽然投资和题材都大得多，但《白鹿原》在视觉上延续了你之前拍艺术电影的很多风格，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因为要表现出这部电影的特殊质感，而不是要融入到既有的东西里去。如此一来，风格没就什么好变的，变了反而不对了。
之前我反复权衡过，但最终还是想把《白鹿原》拍成比以往更有新意的电影，刚才谈的内核方面是如此，视觉上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更客观地表现历史。我认为正是因为电影语言方面与以往同类作品不同，电影《白鹿原》的特质才更加成立。至于通俗意义上的“好看”与否则是另一个问题。
《综艺》：这部文艺大片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再拍片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王全安：我希望能保持自由，其实我觉得自己比较成功的地方也就是保持了自由。因此，导演工作我还有兴趣，制作和拍摄我都能投入进去，能够享受过程。《白鹿原》后，我能涉猎更广泛的领域，意味着更大的自由。这不是说以后拍片只会越来越大，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所谓的自由，有时是指你能做一件事，有时则是取决于你能够不做一些事。我想未来自己应该还是会随着兴趣去拍片，该是个小片就是个小的，能拍个大的就拍个大的。我认为极佳的状态是能不受外部条件的限制。要知道票房、工业这些固然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扑在上面，总有例外嘛。
另一方面，沿着《白鹿原》的方向往前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
《综艺》：你以前提过的关于杜月笙的项目，会是你下一部电影吗？
王全安：现在正在积极筹备。这个要做的话应该是最大的中国电影吧。要拍这种电影就不能再是游击队的路子了，必须要找真正的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做出符合世界通行规格的作品。《白鹿原》的制片结构非常合适——没有陕西的背景和诉求，这个电影是无法完成的。未来的这部大电影则需要更强悍的制片背景。接下来的电影我要和最有力量的制片人合作，就是要能在更大范围里操控，包括对市场的运作。而且我希望对方能专注在我的戏上，就好像曾经的张伟平和张艺谋、姜文和马珂这样的制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