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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侯德础新著《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教》一书于2005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是侯教授20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亦是近年来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经济和文教状况的一部力作。
著者在言及推出本书的初衷时说：“四川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人对八年抗战的伟大贡献，举世公认，然而其细节及历史影响，却有许多迄今语焉不详，亟待归纳和阐扬。”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侯教授在多年积累并取得若干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正是在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中，中国人进行了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经济开发，掀起了20世纪第一道西部开发的波澜。”(侯教授认为：后两次西部开发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和当今之“西部大开发”)而在四川及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已三起波澜的历史框架下，本书对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近代工业的兴衰，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巴蜀的战时交通等问题作了不失为深刻的探析。本书认为以四川为重心的大后方是国民政府所倚重的战时经济基地，大批东部、中部地区的工矿企业内迁后最集中的区域便是四川。而工矿内迁、军需民用的亟需、国民政府的扶助和大后方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使得抗战时四川及周边地区经济出现一个“跳跃式”发展。本书以大量篇幅向我们介绍了抗战爆发前后四川工农业概况，工矿内迁与四川省工业的开拓，战时四川省工业的意义等；还对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大后方的工业标准化事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鉴于日寇侵略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空前浩劫，我国有几十所高等院校相继内迁，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由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侯教授除以专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详加阐释外，还在本书中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与西南的科技文化事业、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考察；甚至还涉及到了抗战时国统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尝试、成都学术文化和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在更宏阔的层面对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文教进行史实重建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本书还追溯了抗战前巴蜀先贤们的救国兴川活动，并对抗战时期的闻名遐迩的经济救亡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战时的川康禁毒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总之，本书在经济、文教方面较全面、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历史画卷，也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个空白。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书中引述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国民政府及四川等地方政府的档案、年鉴、资料汇编、前人著述、报刊材料、文史资料和当今最新研究成果等；在此基础上，较为忠实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并提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本书文笔平实，然而却令人亲切可信。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史论结合，敢于而且善于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例如“四联总处”是抗战时国民政府设立的财政金融方面最重要的决策机构，按传统的观点通常被视为是国民党大官僚用来从事商业投机，进行巧取豪夺的工具。但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本书认为四联总处的战时工矿贴放政策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如，传统观点一向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直处于“急剧衰退”的境地，而侯教授通过对当时居大后方农业核心地位的四川农业的考察，却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粮棉产量是有所增加的，大体上可以保障本省战时人口之需，并为支援抗战作出较大贡献。”此外，在对四联总处战时农贷政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和抗战时期的川康禁毒的评析中，本书亦给予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正面判断。在充分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经济与文教发展的同时，本书也指出了在全民族抗战中兴起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不足，如发展时间短暂、资金和原材料不足、国民政府对西部经济开发只是立脚于战时利用的短视政策等等；认为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开发成为虎头蛇尾而令人叹息的一段历史。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成都)研究生
著者在言及推出本书的初衷时说：“四川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人对八年抗战的伟大贡献，举世公认，然而其细节及历史影响，却有许多迄今语焉不详，亟待归纳和阐扬。”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侯教授在多年积累并取得若干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正是在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中，中国人进行了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经济开发，掀起了20世纪第一道西部开发的波澜。”(侯教授认为：后两次西部开发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和当今之“西部大开发”)而在四川及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已三起波澜的历史框架下，本书对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近代工业的兴衰，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巴蜀的战时交通等问题作了不失为深刻的探析。本书认为以四川为重心的大后方是国民政府所倚重的战时经济基地，大批东部、中部地区的工矿企业内迁后最集中的区域便是四川。而工矿内迁、军需民用的亟需、国民政府的扶助和大后方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使得抗战时四川及周边地区经济出现一个“跳跃式”发展。本书以大量篇幅向我们介绍了抗战爆发前后四川工农业概况，工矿内迁与四川省工业的开拓，战时四川省工业的意义等；还对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大后方的工业标准化事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鉴于日寇侵略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空前浩劫，我国有几十所高等院校相继内迁，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由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侯教授除以专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详加阐释外，还在本书中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与西南的科技文化事业、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考察；甚至还涉及到了抗战时国统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尝试、成都学术文化和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在更宏阔的层面对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文教进行史实重建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本书还追溯了抗战前巴蜀先贤们的救国兴川活动，并对抗战时期的闻名遐迩的经济救亡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战时的川康禁毒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总之，本书在经济、文教方面较全面、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历史画卷，也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个空白。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书中引述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国民政府及四川等地方政府的档案、年鉴、资料汇编、前人著述、报刊材料、文史资料和当今最新研究成果等；在此基础上，较为忠实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并提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本书文笔平实，然而却令人亲切可信。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史论结合，敢于而且善于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例如“四联总处”是抗战时国民政府设立的财政金融方面最重要的决策机构，按传统的观点通常被视为是国民党大官僚用来从事商业投机，进行巧取豪夺的工具。但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本书认为四联总处的战时工矿贴放政策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如，传统观点一向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直处于“急剧衰退”的境地，而侯教授通过对当时居大后方农业核心地位的四川农业的考察，却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粮棉产量是有所增加的，大体上可以保障本省战时人口之需，并为支援抗战作出较大贡献。”此外，在对四联总处战时农贷政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和抗战时期的川康禁毒的评析中，本书亦给予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正面判断。在充分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经济与文教发展的同时，本书也指出了在全民族抗战中兴起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不足，如发展时间短暂、资金和原材料不足、国民政府对西部经济开发只是立脚于战时利用的短视政策等等；认为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开发成为虎头蛇尾而令人叹息的一段历史。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