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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国：在抗疫过程中，中俄守望相助，坚持多边主义，力推国际合作，而“守望相助”正是对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最典型描述。
在中国向国际社会率先报告疫情后，俄是首批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向中国派出援助医疗队的国家。普京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中国抗疫的支持，“我们准备向友好的中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在俄疫情趋于严峻后，中国向俄派出了医疗队，并援助了大批的医疗物资。迄今，就疫情问题，两国领导人已经三次通话，表达相互支持。对美西方抹黑中国抗疫的言行，俄站出来驳斥。《俄罗斯报》连续发文，批驳西方言论，如《美国不厌其烦地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中国》。俄学者提出，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
→ 2020年5月22日起，美国全国降半旗三天，向新冠疫情逝者致哀。
针对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攻击，中俄都坚持维护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多边平台。不久前的世卫大会期间，俄常驻日内瓦代表加季洛夫表示，我们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相信世卫组织必须协调各国在国际卫生领域的互动关系；美国指称世卫组织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但约90%的世卫组织领导层是美国专家，他们对新冠疫情暴发和蔓延的信息非常清楚。美专家参与了派往中国的三个专家组，所以美至少已从其专家处获取了一手信息。
尽管在疫情暴发初期，俄加强了对中俄口岸及外国公民的管控，引起一些“不适”，各种各样的谣（传）言层出不穷，不乐见中俄关系发展的人更是冲锋在前，但绝大多数信息经中国驻俄使馆核实后发现并不属实。不过这也暴露出中俄关系民间基础仍较薄弱的问题。在双方的合作中，互利、相互尊重是基础，在共同抗疫中，不能把一些瑕疵放大，不能把维护中俄友谊与保护民众安危对立起来，“友谊换利益”的心态要不得。
丁晓星：中俄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正好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具体情况我不再重复，补充两点：一是疫情期间，中俄贸易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各国经济萎缩，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4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5%，其中对欧盟贸易下降9%，对美贸易下降15.2%。同期，中国贸易总额达335亿美元，同比增长0.1%，从俄进口增长7%。疫情之后，中俄经济合作的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掘。二是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协调。俄2020年是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在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特别外长会。中俄通过金砖机制与上合组织共同发声，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战疫情。金砖国家元首峰会和上合組织峰会如能在7月下旬按期举行，中俄领导人将就全球重大问题面对面交流看法，普京总统也可能于下半年访华。
关贵海：俄罗斯是最早关闭中俄陆路口岸的国家，也是在其首都对中国人实施最严厉隔离和监控措施、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中国人采取包括驱逐出境在内极端措施的国家，还是在其境内对登机（车）前往中国（口岸）的旅行者不测温、不监控的国家，更是通过发表俄美关于易北河会师精神联合声明反衬中美关系恶化趋势的国家。这些细节被许多专家捕捉到。不过，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度互信和良性互动，特别是在俄方高层在美国借病毒来源、赔偿责任等问题上甩锅中国时，明确批评类似做法以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回归正常轨道，也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高层主导特点和基础牢靠的优势。
庞大鹏：疫情突如其来，俄起初把应对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范中国上，忽视了自欧洲的输入，因此虽赢得几周时间，最终没能阻止全境暴发。这是个防范的方向性问题，却反映了在俄心中，对中国和亚洲是一种思考方式，对欧洲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尽管如此，疫情并不会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俄是邻国，“邻居不可选择”，且战略上互相倚重，俄既需要中国的支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方。中国亦然，处理好对俄关系，有利于在欧亚大陆构筑战略缓冲区和安全屏障，使“三北”方向成为“可靠的后方”。中俄双方都深知：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要区分战略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张志新：疫情本应成为中美相互接近与合作的契机，然而在美极右翼势力推动下，中美竞争面被无限放大，合作面则越来越小，美政府似乎正试图“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近期特朗普在参观宾夕法尼亚州医疗制造厂时表示：“我的目标是，美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制药工厂在内，然后出口全世界”。特朗普又将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行政令延长一年，该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对中企的打压，尤其是对在高科技领域对美构成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排挤，正加紧落地。这显示，美方已下定决心无论自身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从根本上压制中国的创新能力增长。特朗普政府还宣称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上按下“暂停键”，例如重新考虑发放学生签证给中国留学生，以及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变相驱逐中国记者。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47%，今年 4月则有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好感度降至26%，两项数据均创2005年进行此调查以来的新纪录，且过去三年来，美国两党选民对华负面看法均显著增加。
张腾军：疫情的暴发将国内政治推向两国关系的前台，美国内政治力量正在对华事务上比硬斗狠，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病毒论”“对华索赔论”层出不穷，理性、温和派人士噤若寒蝉，这是“新麦卡锡主义”的征兆，持续积累“新冷战”的可能性。两国恶性竞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当前显然缺乏克制这种冲动的因素或力量。一方面，受整体氛围影响，两国合作基础大为萎缩，双边框架下谈合作受到不少牵绊。另一方面，民意基础持续下滑，伤及两国关系基本盘。但中美暂时不会进入敌对状态。敌对状态意味着冷战，美对华强硬派尚未做好准备，强硬派内部也有争论，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是比前苏联更具威胁和难对付的对手，需充分计算新冷战的后果。
刁大明：作为非战争态势下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无疑塑造着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格局。就中美关系而言，疫情打破了基于以往经验而得出的危机可能促使中美携手合作的一般认识。究其原因，应该是危机本身的性质、持续时间、中美先后暴发且情况差异之大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交错影响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疫情之下，由于美方的非理性做法，原本就已凸显竞争性的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对峙明显、脱钩加剧、民意恶化、舆论战升级，基本已呈现出一些情绪化对抗。但疫情本身未必导致中美不可避免地彻底“敌对”起来，也不会如同战争那样直接导致权力转移的重大变化，而只会加剧疫情之前就已显现出的某些趋势。
赵明昊：疫情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从竞争向对抗的转变。疫情尚未结束，美战略界已在筹谋“后疫情时期”如何深化对华压制的问题。中美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保持相互尊重或维护一定默契，是确保两国关系不走向“敌对”终局的前提。然而，美方部分势力似有冲撞底线的冲动，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恶性竞争。疫情令中美围绕治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趋显著。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在公开讲话中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表挑衅性言论，比如5月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波廷杰用中文发表的涉华政策演讲。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有很多“亲台”甚至是支持“台独”的议员。以往美国行政部门常会发挥“刹车闸”作用，但如今美国国务院在很多问题上也冲到前台。在两岸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沟通很不顺畅的情况下，中美出现误判甚至是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
在中国向国际社会率先报告疫情后，俄是首批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向中国派出援助医疗队的国家。普京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中国抗疫的支持，“我们准备向友好的中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在俄疫情趋于严峻后，中国向俄派出了医疗队，并援助了大批的医疗物资。迄今，就疫情问题，两国领导人已经三次通话，表达相互支持。对美西方抹黑中国抗疫的言行，俄站出来驳斥。《俄罗斯报》连续发文，批驳西方言论，如《美国不厌其烦地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中国》。俄学者提出，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
针对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攻击，中俄都坚持维护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多边平台。不久前的世卫大会期间，俄常驻日内瓦代表加季洛夫表示，我们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相信世卫组织必须协调各国在国际卫生领域的互动关系；美国指称世卫组织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但约90%的世卫组织领导层是美国专家，他们对新冠疫情暴发和蔓延的信息非常清楚。美专家参与了派往中国的三个专家组，所以美至少已从其专家处获取了一手信息。
尽管在疫情暴发初期，俄加强了对中俄口岸及外国公民的管控，引起一些“不适”，各种各样的谣（传）言层出不穷，不乐见中俄关系发展的人更是冲锋在前，但绝大多数信息经中国驻俄使馆核实后发现并不属实。不过这也暴露出中俄关系民间基础仍较薄弱的问题。在双方的合作中，互利、相互尊重是基础，在共同抗疫中，不能把一些瑕疵放大，不能把维护中俄友谊与保护民众安危对立起来，“友谊换利益”的心态要不得。
丁晓星：中俄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正好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具体情况我不再重复，补充两点：一是疫情期间，中俄贸易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各国经济萎缩，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4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5%，其中对欧盟贸易下降9%，对美贸易下降15.2%。同期，中国贸易总额达335亿美元，同比增长0.1%，从俄进口增长7%。疫情之后，中俄经济合作的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掘。二是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协调。俄2020年是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在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特别外长会。中俄通过金砖机制与上合组织共同发声，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战疫情。金砖国家元首峰会和上合組织峰会如能在7月下旬按期举行，中俄领导人将就全球重大问题面对面交流看法，普京总统也可能于下半年访华。
关贵海：俄罗斯是最早关闭中俄陆路口岸的国家，也是在其首都对中国人实施最严厉隔离和监控措施、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中国人采取包括驱逐出境在内极端措施的国家，还是在其境内对登机（车）前往中国（口岸）的旅行者不测温、不监控的国家，更是通过发表俄美关于易北河会师精神联合声明反衬中美关系恶化趋势的国家。这些细节被许多专家捕捉到。不过，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度互信和良性互动，特别是在俄方高层在美国借病毒来源、赔偿责任等问题上甩锅中国时，明确批评类似做法以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回归正常轨道，也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高层主导特点和基础牢靠的优势。
庞大鹏：疫情突如其来，俄起初把应对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范中国上，忽视了自欧洲的输入，因此虽赢得几周时间，最终没能阻止全境暴发。这是个防范的方向性问题，却反映了在俄心中，对中国和亚洲是一种思考方式，对欧洲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尽管如此，疫情并不会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俄是邻国，“邻居不可选择”，且战略上互相倚重，俄既需要中国的支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方。中国亦然，处理好对俄关系，有利于在欧亚大陆构筑战略缓冲区和安全屏障，使“三北”方向成为“可靠的后方”。中俄双方都深知：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要区分战略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张志新：疫情本应成为中美相互接近与合作的契机，然而在美极右翼势力推动下，中美竞争面被无限放大，合作面则越来越小，美政府似乎正试图“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近期特朗普在参观宾夕法尼亚州医疗制造厂时表示：“我的目标是，美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制药工厂在内，然后出口全世界”。特朗普又将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行政令延长一年，该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对中企的打压，尤其是对在高科技领域对美构成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排挤，正加紧落地。这显示，美方已下定决心无论自身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从根本上压制中国的创新能力增长。特朗普政府还宣称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上按下“暂停键”，例如重新考虑发放学生签证给中国留学生，以及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变相驱逐中国记者。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47%，今年 4月则有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好感度降至26%，两项数据均创2005年进行此调查以来的新纪录，且过去三年来，美国两党选民对华负面看法均显著增加。
张腾军：疫情的暴发将国内政治推向两国关系的前台，美国内政治力量正在对华事务上比硬斗狠，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病毒论”“对华索赔论”层出不穷，理性、温和派人士噤若寒蝉，这是“新麦卡锡主义”的征兆，持续积累“新冷战”的可能性。两国恶性竞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当前显然缺乏克制这种冲动的因素或力量。一方面，受整体氛围影响，两国合作基础大为萎缩，双边框架下谈合作受到不少牵绊。另一方面，民意基础持续下滑，伤及两国关系基本盘。但中美暂时不会进入敌对状态。敌对状态意味着冷战，美对华强硬派尚未做好准备，强硬派内部也有争论，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是比前苏联更具威胁和难对付的对手，需充分计算新冷战的后果。
刁大明：作为非战争态势下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无疑塑造着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格局。就中美关系而言，疫情打破了基于以往经验而得出的危机可能促使中美携手合作的一般认识。究其原因，应该是危机本身的性质、持续时间、中美先后暴发且情况差异之大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交错影响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疫情之下，由于美方的非理性做法，原本就已凸显竞争性的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对峙明显、脱钩加剧、民意恶化、舆论战升级，基本已呈现出一些情绪化对抗。但疫情本身未必导致中美不可避免地彻底“敌对”起来，也不会如同战争那样直接导致权力转移的重大变化，而只会加剧疫情之前就已显现出的某些趋势。
赵明昊：疫情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从竞争向对抗的转变。疫情尚未结束，美战略界已在筹谋“后疫情时期”如何深化对华压制的问题。中美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保持相互尊重或维护一定默契，是确保两国关系不走向“敌对”终局的前提。然而，美方部分势力似有冲撞底线的冲动，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恶性竞争。疫情令中美围绕治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趋显著。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在公开讲话中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表挑衅性言论，比如5月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波廷杰用中文发表的涉华政策演讲。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有很多“亲台”甚至是支持“台独”的议员。以往美国行政部门常会发挥“刹车闸”作用，但如今美国国务院在很多问题上也冲到前台。在两岸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沟通很不顺畅的情况下，中美出现误判甚至是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