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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承又名潘启，字逊贤，号文岩，幼时家境较为贫苦。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他早早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青年时期，潘振承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他曾往吕宋三次，贩卖丝茶。潘振承最初在十三行一家陈姓商行当协理，并深受老板的信任。后来陈姓行商获利归乡，潘振承遂开设同文行，并逐渐积累下巨大的财富。细看潘振承经商的经历，其实就是一部不过时的商业经典案例。
最可信赖的商人
潘振承的商业生涯是从南下菲律宾开始的。十三行行商之一——天宝行行主梁经国后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梁嘉彬所著《广州十三行考》一书引述了《潘氏族谱》的一段话，称潘振承“往吕宋国，往返三次”。三下菲律宾的经历使得潘振承学会了多国语言，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这使得他在诸多行商之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许多外国商人之所以喜欢跟潘振承进行贸易往来，主要还是因为潘振承笃守诚信，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在当时，潘振承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
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振承，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乾隆十八年（1753年），潘振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用于从潘振承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振承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振承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除了丝织品外，潘氏商行的茶叶在欧洲市场售价偏高，但仍供不应求。他诚实待商客，茶叶质量上乘。潘振承笃守“诚为先、信为本”“重言诺、重契约” 的基本商业理念，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也正是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引入汇票第一人
只知谨慎，不敢创新的人是无法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的。潘振承虽然经商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但同时不失冒险精神。据潘氏家族第八代后人潘刚儿介绍说，虽然潘振承是政府指定的官商，然而却有自由商人的特点。潘振承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意识，他善纳西方的新事物，引入商业成功的新思维。
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伦敦董事部汇票开始在广州使用，潘振承目睹了这种金融汇划以票据来办理信贷节奏快、效率高、资金安全兑现等优点，认为这是个商机，能够促进商号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振承将伦敦汇票用到了自己商号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為中国人使用汇票的第一人。这在当时只知道使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潘振承这个“敢为人先”的举动，使他的商业潜力大增。而在潘振承开始使用汇票十年后，美国才开始使用伦敦汇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他不再满足于守株待兔等着外商上门做交易，开始主动对外进行投资贸易。后来的他不仅投资成为数艘西洋商船的大股东，还在瑞典设立海外贸易公司，这种走出去的胆略在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简直不可想像。可以说，潘振承是第一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跻身国际贸易大潮、投资海外的中国商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振承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官为外国商人对潘振承的尊称，潘振承以捐银的方式获得候选兵马司正指挥加三品花翎顶戴的官衔）”。闻名于世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到广州与潘启进行贸易，潘启把自己的玻璃画像送给关系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启的玻璃画像还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国人画像。
良好家风鉴后人
外贸致富的潘振承，尊孔重儒，崇文兴学，结合商贸需要，自觉走上商儒结合道路，可谓广州最早的儒商代表。
潘振承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潘振承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
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振承也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他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潘振承的几个儿子一满5岁，就得进入家塾苦读，他的次子潘有为就曾留下“五岁就傅授我书，冀我奋作千里驹”的诗句。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
除了次子潘有为在文章上声名显赫，潘振承的另外一个儿子潘有度则成功地继承了同文行的全盘生意。可见潘有度在待人处事方面尽得父亲真传。著名文人张维屏（1780—1859）曾写道：“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启官卒，容谷承父业。夷仍以启官称之。”潘有度行事稳健，虽说同文行的财富已是十三行之冠，但他还是设法使自己排在其他两个行商之后。
在潘振承的影响下，十八至十九世纪，潘氏家族文才辈出，人人有集，保持欣欣向荣的人文风尚，其中通过清代科举考试授翰林者4人，举人6人，收入近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多达24人，他们都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与国家命运、家族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养。潘家也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
潘家的商行是广州十三行唯一有百年历史的商行，百年薪火相传，潘振承在其中投入的心血可想而知。而潘振承本人能从一介布衣到行商首领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其传奇经历更是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