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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空间概念的最完整的定义，当推西格弗里德·吉迪翁(SigfriedGiedion)在《建筑和其演变的现象：建筑中的三种空间概念》(一九七一年哈佛版)一书中所给出的。吉迪翁按照类似黑格尔给艺术阶段定义的方式，把建筑史上空间的发展分为一维的(如埃及金字塔及其轴线)，二维或三维的(如古典主义的放射状建筑群)，以及四维的(如现代空间)。而在更早些时候，一九四七年，他分别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出版了两本书《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和《空间、时间与建筑——一种新传统》。尤其是后者，成为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于建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在建筑学界，四维空间(加上时间这个维度的空间)因此传诵一时。
吉迪翁的这种黑格尔式的论断很容易被人抓住弱点，后起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如查尔斯·詹克斯之辈很快就论定吉迪翁的理论过了时。既然被热腾腾的杂志界认为过了时，吉迪翁的著作便少有人真正去细读了，被人们记诵的无非也就是那个既不能被常识驳倒，也不能被常识证实的四维空间。
然而，学界潮起潮落，留在沙滩上的被潮水抛弃的贝壳，也许会被以后的涛浪卷起。在九四年春至九五年秋，我正忙于写作建筑学历史与理论方面的博士论文，曾匆匆浏览了一下吉迪翁的这几部著作，即为其著作的博大构架和广泛素材所深深吸引。及至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偷闲翻阅那些充满油墨香味的复印件，虽然为不能再睹那布面压膜的原版精装而略感遗憾，但到底有了议论大师先贤名著的闲暇。更令我欣喜莫名的，是发现了理论大师的思想的丰富性。
吉迪翁在《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一书中似乎并没有定下中心主题，但各个章节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当然，我对这本书，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吉迪翁对古罗马的骄奢淫佚的大浴场的空间特征情有独钟。他对现代人把发明创造的冲动全用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大不以为然。某种意义上，他是指发明创造的冲动不应该只用于生产，也应该用于消费与娱乐。消费与生产总是矛盾的。生产需要权威、统制和集体崇拜的象征，而消费往往以秘密、个人或放肆的方式进行。生产是结构性的，而消费是解构性的。
相应于建筑与空间来说，王宫殿宇、市政大楼、教堂、博物馆等等是施教化的结构性场所，而王府花园、戏院、酒楼、青楼妓馆则是浸淫风俗的解构性场所。如是划分，其要旨当然不是仅就建筑形式而论，而是更着眼于人们对它们的用途的态度。众所周知的勒杜一八○四年设计的妓院，平面就是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形式，在这种只有在平面设计图中方可看出来的一本正经的空间象征，却正是消解象征的神秘性的平白话语。
关于性的禁忌，福柯的生活史研究重新揭示了自古希腊的无禁无碍的快感享用到后来的禁忌形成的机制，其思想史的根源在于对生活的所谓“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其实，很早以前，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指出，闲暇(Leisure)是理解希腊艺术的关键。希腊时代的自由民所享有的价值观，在“现代性”高涨的时代，惟有T·范布伦之所谓有闲阶级庶几近之。沿这条理论线索顺流而下，吉迪翁也认为伟大的文化要保持不衰，必须要让社会上的人们有足够的闲适以保持修养、改造心性。为此立论，吉迪翁在《机器主导》一书中专用一章来研究“洗澡”(Bath)的历史。
“洗澡”被吉迪翁引伸为两种方式：斋戒洗礼(Ablution)和沐浴修身(Regeneration)。它们也就是两种宗教仪式的来源：洗礼和修炼。罗马帝国承接了泛希腊时代把工程技术大量运用于享乐生活设施的余绪，并且“发扬光大”，大浴场(Tbermae)乃由一系列大暖房和希腊式运动场组合而成，典型的如戴克里仙浴室(ThermaeofDiocletion，公元三○二年)，它与图书馆、剧场、角斗场(Stadiums)一起成为公众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基督教产生于帝国晚期，教会生活也是以水为中心，以洗礼(受洗和施洗)作为组织仪式。教会“建立在水之上”，洗礼的目标是“启示”、“重生”、乃至是“永生”。
基督教兴起，教堂成为公众活动的中心，教会的交流术语中保留了许多来自罗马浴室中的词汇，但逐渐抽离其世俗的肉欲的意思而取其隐喻义。及至基督教盛期，“洗”已不再是身体卫生的需求，倒成了灵魂更新、悔悟、达到永生的不可或缺的仪式，其神圣庄严，反倒使日常生活中的沐浴梳洗日显逼仄。像罗马人的公共浴室中的欢快放松的养生新(Regeneration)，因为被认为有邪恶的味道，而被禁止了。愈来愈少地洗涤身体的基督徒们，却愈来愈崇尚灵魂的纯洁，因而，个人心灵的斋戒沐浴就成为基督徒的日课。念日课的信徒们终于远离了罗马时代的以裸为尚的公共生活，而把因害黑死病或怕黑死病而干瘪了的身体裹在长袍里。
但真正彻底地以公共的沐浴修身为罪，严格地禁绝裸嬉，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才有的事。在十三世纪薄伽丘的风化小说《十日谈》之前，在民间早就流传着一些关于教士、牧师、修女和修道院长们的粗俗下流的风流韵事。十四、十五世纪的南方人文主义者们对异教的罗马文明方式极为向往，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确实与教士、行政官以及市民们模仿古罗马的世俗生活分不开。而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为了摆脱罗马教廷的统治，一方面也因为教会生活中的圣像崇拜和名存实亡的各种仪式，并未导致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反而让伤风败俗、出售赎罪券之类的方式降低了社会的宗教道德水平，因而北方人文主义者贬抑南方的“贪欲复兴”、公众狂欢，把公共的修身养性机构斥为不敬神和有罪恶。
由此，也可以找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一般说来，“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个性”、“人性”逐步膨胀的过程。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世俗生活的道德约束是与“现代性”的发展同步的。在文艺复兴晚期，公共消费性的、狂欢娱乐性的Regeneration之所日益缩小规模，甚至全部取缔。而在东部如土耳其、穆斯林东正教中则依然保留着公共浴室之类的修身养性之所。
文艺复兴虽然没有全面带来罗马式的重视肉体的生活，但在艺术方面，裸体的雕塑和绘画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冷水浴、温水伴随着医学术语和医疗器械重又推荐给西方人。十九世纪，西方人追求自然的生活的潮流中，诸多东方的(土耳其、伊斯兰教等)生活方式影响到那个建立于水上的教会之权威，人们认识到身体本身的清洁也许比灵魂的纯洁更为重要。对健康的关注，这一回没有表现得那么充满肉味，倒是强调了对“自然”的亲近与回归。“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宗教与历史的束缚而走向成熟。
到了二十世纪，浴室一度成为家庭空间之核，美国著名的建筑师菲力普·约翰逊的玻璃住宅中，甚至只有卫生间是封闭的。而海滨游乐场、健身中心之类设施，以良好的技术条件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和舒适，基于肉体和灵魂二元对立的话题逐渐寂灭。吉迪翁在这个问题的结题处突然回光返照，指出，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晚期，对罗马人日益陷入镇日昏昏的“桑拿”、美酒妇人的无效率的社会大腐败无疑起着警世作用，基督教的教义表达出对机器化的效率的神秘愿望，乃至于希望教会本身就如同逻辑机器，有效而长久。
确实，由于技术的有效作用，使得斋戒沐浴和公共浴室这些有关“洁”、“肉体展露”的概念轻而易举地被抹平了道德的鸿沟。由罗马的大浴室发展到今日的私宅卫生间和海滨浴场，似乎也消失了清晰可辨的历史线索。《技术主导》并不是对技术的礼赞，也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建筑学上的“时—空”时代的现代宣言，吉迪翁的思想的价值，在于他指出了，技术手段并不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根本或关键。
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读吉迪翁的旁征博引的书，就像站在一棵智慧树下，满树的智慧果已令我馋涎欲滴，至于这棵树的枝与干，倒完全是放在一边的事情。
西格弗里德·吉迪翁著：《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牛津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空间、时间与建筑——一种新传统的生长》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建筑及其演变的现象：建筑中的三种空间概念》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吉迪翁的这种黑格尔式的论断很容易被人抓住弱点，后起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如查尔斯·詹克斯之辈很快就论定吉迪翁的理论过了时。既然被热腾腾的杂志界认为过了时，吉迪翁的著作便少有人真正去细读了，被人们记诵的无非也就是那个既不能被常识驳倒，也不能被常识证实的四维空间。
然而，学界潮起潮落，留在沙滩上的被潮水抛弃的贝壳，也许会被以后的涛浪卷起。在九四年春至九五年秋，我正忙于写作建筑学历史与理论方面的博士论文，曾匆匆浏览了一下吉迪翁的这几部著作，即为其著作的博大构架和广泛素材所深深吸引。及至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偷闲翻阅那些充满油墨香味的复印件，虽然为不能再睹那布面压膜的原版精装而略感遗憾，但到底有了议论大师先贤名著的闲暇。更令我欣喜莫名的，是发现了理论大师的思想的丰富性。
吉迪翁在《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一书中似乎并没有定下中心主题，但各个章节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当然，我对这本书，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吉迪翁对古罗马的骄奢淫佚的大浴场的空间特征情有独钟。他对现代人把发明创造的冲动全用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大不以为然。某种意义上，他是指发明创造的冲动不应该只用于生产，也应该用于消费与娱乐。消费与生产总是矛盾的。生产需要权威、统制和集体崇拜的象征，而消费往往以秘密、个人或放肆的方式进行。生产是结构性的，而消费是解构性的。
相应于建筑与空间来说，王宫殿宇、市政大楼、教堂、博物馆等等是施教化的结构性场所，而王府花园、戏院、酒楼、青楼妓馆则是浸淫风俗的解构性场所。如是划分，其要旨当然不是仅就建筑形式而论，而是更着眼于人们对它们的用途的态度。众所周知的勒杜一八○四年设计的妓院，平面就是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形式，在这种只有在平面设计图中方可看出来的一本正经的空间象征，却正是消解象征的神秘性的平白话语。
关于性的禁忌，福柯的生活史研究重新揭示了自古希腊的无禁无碍的快感享用到后来的禁忌形成的机制，其思想史的根源在于对生活的所谓“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其实，很早以前，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指出，闲暇(Leisure)是理解希腊艺术的关键。希腊时代的自由民所享有的价值观，在“现代性”高涨的时代，惟有T·范布伦之所谓有闲阶级庶几近之。沿这条理论线索顺流而下，吉迪翁也认为伟大的文化要保持不衰，必须要让社会上的人们有足够的闲适以保持修养、改造心性。为此立论，吉迪翁在《机器主导》一书中专用一章来研究“洗澡”(Bath)的历史。
“洗澡”被吉迪翁引伸为两种方式：斋戒洗礼(Ablution)和沐浴修身(Regeneration)。它们也就是两种宗教仪式的来源：洗礼和修炼。罗马帝国承接了泛希腊时代把工程技术大量运用于享乐生活设施的余绪，并且“发扬光大”，大浴场(Tbermae)乃由一系列大暖房和希腊式运动场组合而成，典型的如戴克里仙浴室(ThermaeofDiocletion，公元三○二年)，它与图书馆、剧场、角斗场(Stadiums)一起成为公众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基督教产生于帝国晚期，教会生活也是以水为中心，以洗礼(受洗和施洗)作为组织仪式。教会“建立在水之上”，洗礼的目标是“启示”、“重生”、乃至是“永生”。
基督教兴起，教堂成为公众活动的中心，教会的交流术语中保留了许多来自罗马浴室中的词汇，但逐渐抽离其世俗的肉欲的意思而取其隐喻义。及至基督教盛期，“洗”已不再是身体卫生的需求，倒成了灵魂更新、悔悟、达到永生的不可或缺的仪式，其神圣庄严，反倒使日常生活中的沐浴梳洗日显逼仄。像罗马人的公共浴室中的欢快放松的养生
但真正彻底地以公共的沐浴修身为罪，严格地禁绝裸嬉，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才有的事。在十三世纪薄伽丘的风化小说《十日谈》之前，在民间早就流传着一些关于教士、牧师、修女和修道院长们的粗俗下流的风流韵事。十四、十五世纪的南方人文主义者们对异教的罗马文明方式极为向往，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确实与教士、行政官以及市民们模仿古罗马的世俗生活分不开。而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为了摆脱罗马教廷的统治，一方面也因为教会生活中的圣像崇拜和名存实亡的各种仪式，并未导致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反而让伤风败俗、出售赎罪券之类的方式降低了社会的宗教道德水平，因而北方人文主义者贬抑南方的“贪欲复兴”、公众狂欢，把公共的修身养性机构斥为不敬神和有罪恶。
由此，也可以找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一般说来，“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个性”、“人性”逐步膨胀的过程。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世俗生活的道德约束是与“现代性”的发展同步的。在文艺复兴晚期，公共消费性的、狂欢娱乐性的Regeneration之所日益缩小规模，甚至全部取缔。而在东部如土耳其、穆斯林东正教中则依然保留着公共浴室之类的修身养性之所。
文艺复兴虽然没有全面带来罗马式的重视肉体的生活，但在艺术方面，裸体的雕塑和绘画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冷水浴、温水伴随着医学术语和医疗器械重又推荐给西方人。十九世纪，西方人追求自然的生活的潮流中，诸多东方的(土耳其、伊斯兰教等)生活方式影响到那个建立于水上的教会之权威，人们认识到身体本身的清洁也许比灵魂的纯洁更为重要。对健康的关注，这一回没有表现得那么充满肉味，倒是强调了对“自然”的亲近与回归。“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宗教与历史的束缚而走向成熟。
到了二十世纪，浴室一度成为家庭空间之核，美国著名的建筑师菲力普·约翰逊的玻璃住宅中，甚至只有卫生间是封闭的。而海滨游乐场、健身中心之类设施，以良好的技术条件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和舒适，基于肉体和灵魂二元对立的话题逐渐寂灭。吉迪翁在这个问题的结题处突然回光返照，指出，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晚期，对罗马人日益陷入镇日昏昏的“桑拿”、美酒妇人的无效率的社会大腐败无疑起着警世作用，基督教的教义表达出对机器化的效率的神秘愿望，乃至于希望教会本身就如同逻辑机器，有效而长久。
确实，由于技术的有效作用，使得斋戒沐浴和公共浴室这些有关“洁”、“肉体展露”的概念轻而易举地被抹平了道德的鸿沟。由罗马的大浴室发展到今日的私宅卫生间和海滨浴场，似乎也消失了清晰可辨的历史线索。《技术主导》并不是对技术的礼赞，也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建筑学上的“时—空”时代的现代宣言，吉迪翁的思想的价值，在于他指出了，技术手段并不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根本或关键。
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读吉迪翁的旁征博引的书，就像站在一棵智慧树下，满树的智慧果已令我馋涎欲滴，至于这棵树的枝与干，倒完全是放在一边的事情。
西格弗里德·吉迪翁著：《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牛津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空间、时间与建筑——一种新传统的生长》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建筑及其演变的现象：建筑中的三种空间概念》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