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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多年，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千里兴安岭、万顷林海……我怀着一种强烈愿望和无以名状的兴奋，又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内蒙古大兴安岭乌尔其汉林场。
我印象中故乡的影子早已不复存在。昔日的村舍喧嚣的小街，老黄牛的哞哞声，拖拉机马达的轰鸣……早已被历史的红尘湮没。代之而起的是满目的松林，清亮亮的流水和鸟儿们的啁啾。故乡变得似乎陌生了。然而，那苍翠的群山，澄澈的大雁河水却激活了我关于故乡所有的记忆，使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建国初期父亲马英廷响应党的号召，从河北阜城县老家来到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大林区那火红的年代、火热的生活。
故乡乌尔其汉林场是1914年俄商沃伦错夫兄弟开办的林场，以乌尔克其罕河取名为乌尔克其罕林场，又称沃伦错夫兄弟林场、牙克石林场等。1953年库都尔森林工业局在此设置乌尔其汉流送混合车间，也就是这时，父亲怀着革命的理想和远大抱负，背着小包裹来到了这里，开始了他一生的森林情结。
就是在这个木材生产主伐林场，父亲从1953年4月到1978年（其间在牧羊林场工作6年）25年间，父亲领着工人平均每年采伐5万多立方米木材，为受过多年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年轻的共和国进行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60年代末，稍稍记事的我嬉闹于父亲的怀里，无论怎样也不敢触摸父亲由于常年抬木头压得肌肉肿胀留在右肩膀那个碗口大的肉包，它像毒蝎一般刺痛了我的双眼。我更难理解父亲的风趣，经常许诺等日子过好了就把这个肉包切下来给我们包顿饺子，并保证绝对是精肉，有嚼头。同时告诉我们他的同伴们多数人的肩膀上也都有這一块肉，这是岁月驻足的港湾，是生活不屈的崛起，是刚性汉子雄浑的凝聚，更是林业工人号歌中一个跳动的音符！
号子，是劳动群众的心声。大兴安岭上的号子，便是林业工人的歌唱。父亲是领唱的号头，是天然的歌手，嗓音宽厚圆润，同时又是上楞、装车的行家。木头抬起来，号子就是命令，号头具有绝对的权威。号子一唱众应，轰然回响，波浪起伏，昂扬而又深厚，有如万里林涛滚滚不息，威风得很。林区抬木头又自有一副功架，工人们一个个上身拔得溜直，俨然就是一座座铁塔。而两条腿，轻抬疾落，随风逐浪，又稳实又整齐，简直就是一种极美的舞蹈。父辈那“哈腰挂，呀么，呼嘿……”铿锵恢宏，错落有致的号歌伴我一路成长。母亲手把手地教我认字，给我讲了许多森林里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幼小心灵中激越、翻腾着，老父亲那有力的森林号歌一直影响着我生命的走向。大森林中曾经有过父亲的血汗与悲壮，豪情与困苦，坚忍与疲惫。每当父亲同我讲起森林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哪一年在哪做什么工作，哪一年在哪完成多少木材生产任务，哪一年开始用上机械化，以及哪一年被评为什么先进或劳模，他都如数家珍。特别是讲起当年抬大木头的事情时，他那平日忧郁的眼神里总会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当年在大兴安岭林区，总能听到林场工作的人像唱歌一样都喊着号子，那时候没有机械，全凭笨重的体力劳动把木材搬运下山，伐木的工具是大片斧、大肚子锯和弯把子锯；倒套子用的是马拉牛拖；归楞用的是卡钩。抬木头有八八的（就是左边八个人、右边八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有六六的（就是左边六个人，右边六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抬木头使用四样工具：蘑菇头、掐钩、绳扣和扒门。蘑菇头也叫尖杠，两头细中间粗，尖杠长1.6米，中间径约9厘米，向两端渐细，杠端尖直径2厘米，杠能负重600斤。尖杠大多采用硬质桦木梆子，因桦木纹理细密光滑，使用时间越长，色泽越明亮。掐钩用锋钢打制而成，两弯臂各长45厘米、宽2.5厘米，厚1厘米。臂下端内侧带3厘米长的倒勾尖，使用时挂在木头上。上端用48厘米长的圆锋钢制成半圆铁环，连接两钩。中间铁环套上绳扣，穿上尖杠即可使用。绳扣用南方产的细棕绳，质地柔软结实。由老工人插编成绳扣，负荷700斤。扒门是由1.2米长桦木梆子制成，一面为平面，另一面为圆面。扒门中径约7厘米，向两端渐细，缩成4厘米。在六人或八人抬时使用。使用时平面朝下，两端各套上绳扣，分别穿进尖杠，然后将一支掐扣挂在扒门中间，便哈腰挂起木头。若六人抬时，前面四人用扒门，后头工人用掐钩，抬原木后段俗称“耍龙”。抬木头归楞、装车时，用右肩抬的拿蘑菇头叫大肩，用左肩抬的拿掐钩绳扣称小肩。抬木头这活和其他行业一样有行规，在抬的过程中，森工号子此呼彼应，按号子的节律走步，步调整齐一致。号头大部分是抬木头的老大，不仅声音洪亮，有韵律地喊号，还能编出生动活泼的歌词。号子没有固定内容，也没有脚本，根据当时的情调、情感、情怀、情绪、情致、情景现场临时发挥，号头可以称为口头文学家。
父亲当了一辈子“红旗”工段的工头（就是指导员、段队长），那时的工头要带头玩命地干活，心里就一个想法：树砍得越多，给国家做的贡献就越大。领着工人在繁重的劳动中，呼喊着号子，像慷慨激昂的歌声，划破了幽静的山谷，唤醒了沉睡的山林。工种不同，号子也不一样。
号子最单纯高亢的是喊山。采伐工每逢伐倒一棵大树之前，都要喊山。根据大树生长态势，确定树倒方向发出顺山倒、横山倒或仰山倒的呼唤。“顺山倒了”——树根锯断以后，一棵参天大树，带起一阵风啸，扑通一声倒下了。地动山摇，树叶乱飞，余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着。伐树作业现场，犹如战场一样，父亲告诉我：“喊山在传说中是向山神爷打招呼，树是山神爷的臣民，人们把它带走了，应该告诉一声。实际是为了安全起见，树倒之前喊山是让人们躲开避免出事故。大树倒向的树枝被砸断时发出的“喀吧”“喀嚓”的响声，如枪弹声一样。落地后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如同炮弹爆炸一样，在宁静的原始林中，回音久久不息。
归楞的号子婉转悠扬。归楞是把山上倒运下来的木材，按长短、粗细在大雁河岸边的楞场归成楞垛，等待春季桃花水（四五月份）下山，从大雁河流送到乌尔其汉镇出河口装车外运。径级大、分量重的不用抬，归在楞底，其余的归成大垛，所以抬着中不溜的木头可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寂静的山林里，很远就能听到他们悦耳的号子声。随着父亲一声“哈腰挂呀”，大伙就都哈下腰应和着，卡钩钩住木头。这时候必须两脚踏实两腿弯下来，可腰板一定要挺直，吸气憋住，等再喊“挺起腰呀”的时候，要慢慢较劲，把两腿伸直，这就抬起来了。但千万不能使猛劲，一使猛劲，就把同杠的伙计给踢蹬了。“哈腰挂呀，呼嘿；迈大步呀，盖大楼呀，修铁路呀，呼嘿……”或者：“哈腰挂呀，呼嘿；挺起腰呀，呼嘿；大步走呀，呼嘿；多赚钱呀，呼嘿；好养家呀，呼嘿……”等等，没有固定的词，目的是利用节奏协调步伐，起指挥作用。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甚是威武雄壮。 那时，在林场采伐作业的都是老爷们，小媳妇或大姑娘如凤毛麟角。偶尔见到一次女人，就可顺口来段荤点的，以调解气氛。“绿绿的树哟，呼嘿；蓝蓝的天哟，呼嘿；采山的妹妹哟，呼嘿；发什么呆哟，呼嘿；哥们心里爱哟，呼嘿；单等妹子来哟，呼嘿；哎嗨哎嗨哟，呼嘿；单等妹子来哟，呼嘿。”或是“抬头看啊，呼嘿；一枝花啊，呼嘿；披红袄啊，呼嘿；穿绿袜啊，呼嘿；红嘴唇啊，呼嘿；露白牙啊，呼嘿；雇台轿啊，呼嘿；抬回家啊，呼嘿；过家家啊，呼嘿；生娃娃啊，呼嘿……”等等。就这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迈着轻松的步伐，把大木头归到了大木垛上。
如果说归楞的号子是抒情的歌曲，那么装大火车的号子便是雄壮慷慨的交响曲。它主要是使人步调一致，唤起每个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感，召唤人们齐心合力，拼搏进取的意志。两根十几米长的跳板一头搭在车上，几个人抬着大木头往上走，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腿软，更不能踏空，否则会出现生命危险。“哈腰挂呀，呼嘿；挺腰起呀，呼嘿；哥儿八个哟，呼嘿；都是亲兄弟，呼嘿；劲往一处使，呼嘿；拧成一股绳，呼嘿……”若赶上一根80个大的4米犍子（即4米长80多公分粗），那大家真得捏把汗，真若4副架八个人中有一人强挺，就容易出现事故；必定是走跳板上火车，因此，必须选择有力气的精干力量。八个人像兄弟一样，同甘苦共患难。一般不随便更换人员，有必要添新人的时候按行规进行至少三天的考验。开始时先抬细点的木头，慢慢地再抬粗的，留着个最大、分量最沉重的最后抬。随着车上的木头越来越高，跳板也起得愈高，爬坡费力；抬了一天木头，累得筋疲力尽，一连几天下来禁得住了考验，便把你留下来算是入伙了。父亲他们就像八个勇士，脸憋得紫红，青筋蹦跳，脸上的汗珠像水往下淌。那毕竟是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定量，饭都吃不饱。每人肩上至少四五百斤的重量，能承受得了吗？号子声从胸膛里迸发出来，雄浑悲壮，迈着寸步，一点点地向前挪动，脚下大地仿佛在震动，发出“嗵嗵”的响声。“哈腰挂呀，呼嘿；稳步走呀，呼嘿；加把劲呀，呼嘿；上跳板呀，呼嘿；加把劲呀，呼嘿；谁要拉松套，呼嘿；不是爹娘生，呼嘿；不惧木头大，呼嘿；不畏肚子空，呼嘿；心里有朝阳，呼嘿；前途真光明，呼嘿；赶快装完车，呼嘿；回家亲老婆，呼嘿……”一棵特大的木头就这样艰难地抬上了大火车。父亲始终是山场一线的工头，抬木头归楞、装车也是头一杠。那时候的林业工人所付出的艰辛和不易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父亲吐血了，大口大口的鲜血浆红了那件羊皮黑大袄。只因为运下山来的原木横七竖八，需要有人归成堆，码成垛。归大楞不是一般体格所能承受的，被列为东北林区四大累活之首。每一根木头需用4人抬，粗一点的需用6人，再粗一点的需用8人，每两人一根木杠，挂上卡钩，父亲一声吼，“哈腰挂，呀么，呼嘿；慢点走，呀么，呼嘿；嘿哟，嘿哟，嘿哟。”一根木头靠着众人共同的努力，容不得任何一个人偷懒藏奸，每一只脚都有一个固定的字符，每一步都踩着同样的调子，一根又一根的原木就像火柴杆一般整齐地垛成一座座木山装上马爬犁，倒運到大雁河边去“流送”到牙克石，再装上火车支援国家建设。也就是那天，父亲选定的搭档由于太累未上工，由他十七岁的儿子替代，小伙子没经过考验，父亲心里没底，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也没有其他的成手，只好这么办了。父亲为了照顾林区后生“小嘎子”挑起了大头，两个人的份量由父亲挑了一个半，哈腰挂了两次没起来，本可以先放在一边，换根小点的，或着再加上两个人，可这样做就不是我父亲，父亲从来没有服过软，在全林业局举办的抬大木头打擂没有一个敢跟父亲比划的。最后一次终于站起来了，随着号子的吼出，父亲的鲜血也一口一口地喷出来。当那根大木头平直地摆在了楞垛上的时候，父亲也平直地躺成一根木头。
大雪覆盖的木刻楞房子里，父亲躺在火炕上三四天，漫漫长夜的煤油灯下，母亲的泪水流了十多天。父亲每天都让母亲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挤、去揉、去压他那肩上的肉包，母亲累了就换哥姐、换我。办法使过了许多，可那个肉包奇痒难忍，却没有减小一分，常是触动父亲的神经后，又吼出我熟悉的“哈腰挂，呀么，呼嘿……”那雄浑的号子。那时工人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上山劳动，人工伐树，到上午九、十点钟才下山休息。这段时间是一天里比较寒冷的时段，树木冻得坚硬而脆，工人锯树比较省力。搬运工人们每天也在凌晨一两点钟，赶着牛马爬犁上山搬运木材。此时路面冻得比较坚硬，牛马拉爬犁也会省力。他们将经过验收合格的原木拖拉到山下坡的楞场里，然后在人工浇灌的冰道上，运到大雁河岸边的楞场里。为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父亲每天跟班带头干，年年是“开门红”，超额完成任务。
由于父亲工作踏实，可谓实干家，1959年被推选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当时劳模不是谁想当就当的，工人群众评，得连续3年出席林业局，才能到林管局；连续3年林管局，才能到自治区。那当时还有些人不服气，林业局在秀地火车站（现乌尔其汉车站）装车场举行了擂台赛，于是4副架吊起了近70个大的4米犍子，随着父亲一声“哈腰挂”，八个人身体猛地向上一拱，只听着蘑菇头、掐钩、扒门一阵噼啪的响声，木头慢慢地动窝，抬起来了，稳步地走上了跳板。快走到跳板头时，父亲却突然住了脚步，朗声道：“各位兄弟停停步，辛苦一下，我犯烟瘾了（父亲那时根本不会抽烟），得抽袋烟提提神。”于是从胯腰拽出了旱烟袋，其他人吃不住劲儿了，这真遇到茬口了，要栽！连忙低声下气说了软话：“爷们，咱们有话好说，先把木头抬上去。”从此，父亲的名气更大了，从此，再没有人敢跟父亲叫号了。从此，在林区流传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个林业工人，力气大得很神，究竟有多大的力气呢？人们把一根八百斤重的铁道轨搭在他肩上，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谁知这个工人却说：“不行，不行，这太硌肩，找一麻袋咸盐垫在肩上吧。”这又添了二百斤……至今，一些还在世的老人一提起我父亲马英廷，佩服！
“哈腰挂呀，呼嘿……”这是父亲从20岁就会唱的一生中唯一一首战歌。这铿锵恢宏、错落有致的号歌也伴我一路成长，在我心中激越着。父亲在林区开发建设中，荣获过三十多枚奖章、四十多张奖状和证书。
1997年春，我们在父亲患肺癌的死亡线上把他抢回来时，检查出父亲肋骨还折了3节，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抬木头归楞、装车，在跳板上来回走动，喊着响亮的号子，看起来神气、潇洒，其实，年轻小伙子抬木头归楞、装车干不了几年便被沉重的大木头压伤，不知多少好汉压得吐血，有多少人扭伤腰，有多少人砸断了腿……我敬佩父亲，父亲是一座山，一座坚实的山，我永远也难以登临。父亲是一片海，一片浩瀚的海，我永远难以游到尽头。父亲更是一曲森林号歌，一首北方浑厚的山歌。父亲当过劳模，不是一般的劳模，父亲捧过“英雄杯”——那可是全国“群英会”的奖杯。
2004年5月6日，我那刚强与病弱的老父亲成了我记忆相册中永不褪色的底片。父亲的腰板从来没有弯曲过，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挺直腰板躺在我的怀里，那双迷离泪眼正跨越时空又到了他那曾经采伐、造过林的大森林里，魂归到他那浑厚的森林号歌中去了。
潺潺流水，诉不尽童年的故事；满目青山，写不尽故土恋情。我更想说的是，我的根在故乡那片大森林里，我的魂生长在大树上。时光荏苒，人世沧桑，但那“哈腰挂，呀么，呼嘿……”一直叩问着我的生命，一直影响着我生命的走向，让我一次次在生活的茫然无助中得到答案。
我印象中故乡的影子早已不复存在。昔日的村舍喧嚣的小街，老黄牛的哞哞声，拖拉机马达的轰鸣……早已被历史的红尘湮没。代之而起的是满目的松林，清亮亮的流水和鸟儿们的啁啾。故乡变得似乎陌生了。然而，那苍翠的群山，澄澈的大雁河水却激活了我关于故乡所有的记忆，使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建国初期父亲马英廷响应党的号召，从河北阜城县老家来到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大林区那火红的年代、火热的生活。
故乡乌尔其汉林场是1914年俄商沃伦错夫兄弟开办的林场，以乌尔克其罕河取名为乌尔克其罕林场，又称沃伦错夫兄弟林场、牙克石林场等。1953年库都尔森林工业局在此设置乌尔其汉流送混合车间，也就是这时，父亲怀着革命的理想和远大抱负，背着小包裹来到了这里，开始了他一生的森林情结。
就是在这个木材生产主伐林场，父亲从1953年4月到1978年（其间在牧羊林场工作6年）25年间，父亲领着工人平均每年采伐5万多立方米木材，为受过多年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年轻的共和国进行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60年代末，稍稍记事的我嬉闹于父亲的怀里，无论怎样也不敢触摸父亲由于常年抬木头压得肌肉肿胀留在右肩膀那个碗口大的肉包，它像毒蝎一般刺痛了我的双眼。我更难理解父亲的风趣，经常许诺等日子过好了就把这个肉包切下来给我们包顿饺子，并保证绝对是精肉，有嚼头。同时告诉我们他的同伴们多数人的肩膀上也都有這一块肉，这是岁月驻足的港湾，是生活不屈的崛起，是刚性汉子雄浑的凝聚，更是林业工人号歌中一个跳动的音符！
号子，是劳动群众的心声。大兴安岭上的号子，便是林业工人的歌唱。父亲是领唱的号头，是天然的歌手，嗓音宽厚圆润，同时又是上楞、装车的行家。木头抬起来，号子就是命令，号头具有绝对的权威。号子一唱众应，轰然回响，波浪起伏，昂扬而又深厚，有如万里林涛滚滚不息，威风得很。林区抬木头又自有一副功架，工人们一个个上身拔得溜直，俨然就是一座座铁塔。而两条腿，轻抬疾落，随风逐浪，又稳实又整齐，简直就是一种极美的舞蹈。父辈那“哈腰挂，呀么，呼嘿……”铿锵恢宏，错落有致的号歌伴我一路成长。母亲手把手地教我认字，给我讲了许多森林里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幼小心灵中激越、翻腾着，老父亲那有力的森林号歌一直影响着我生命的走向。大森林中曾经有过父亲的血汗与悲壮，豪情与困苦，坚忍与疲惫。每当父亲同我讲起森林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哪一年在哪做什么工作，哪一年在哪完成多少木材生产任务，哪一年开始用上机械化，以及哪一年被评为什么先进或劳模，他都如数家珍。特别是讲起当年抬大木头的事情时，他那平日忧郁的眼神里总会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当年在大兴安岭林区，总能听到林场工作的人像唱歌一样都喊着号子，那时候没有机械，全凭笨重的体力劳动把木材搬运下山，伐木的工具是大片斧、大肚子锯和弯把子锯；倒套子用的是马拉牛拖；归楞用的是卡钩。抬木头有八八的（就是左边八个人、右边八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有六六的（就是左边六个人，右边六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抬木头使用四样工具：蘑菇头、掐钩、绳扣和扒门。蘑菇头也叫尖杠，两头细中间粗，尖杠长1.6米，中间径约9厘米，向两端渐细，杠端尖直径2厘米，杠能负重600斤。尖杠大多采用硬质桦木梆子，因桦木纹理细密光滑，使用时间越长，色泽越明亮。掐钩用锋钢打制而成，两弯臂各长45厘米、宽2.5厘米，厚1厘米。臂下端内侧带3厘米长的倒勾尖，使用时挂在木头上。上端用48厘米长的圆锋钢制成半圆铁环，连接两钩。中间铁环套上绳扣，穿上尖杠即可使用。绳扣用南方产的细棕绳，质地柔软结实。由老工人插编成绳扣，负荷700斤。扒门是由1.2米长桦木梆子制成，一面为平面，另一面为圆面。扒门中径约7厘米，向两端渐细，缩成4厘米。在六人或八人抬时使用。使用时平面朝下，两端各套上绳扣，分别穿进尖杠，然后将一支掐扣挂在扒门中间，便哈腰挂起木头。若六人抬时，前面四人用扒门，后头工人用掐钩，抬原木后段俗称“耍龙”。抬木头归楞、装车时，用右肩抬的拿蘑菇头叫大肩，用左肩抬的拿掐钩绳扣称小肩。抬木头这活和其他行业一样有行规，在抬的过程中，森工号子此呼彼应，按号子的节律走步，步调整齐一致。号头大部分是抬木头的老大，不仅声音洪亮，有韵律地喊号，还能编出生动活泼的歌词。号子没有固定内容，也没有脚本，根据当时的情调、情感、情怀、情绪、情致、情景现场临时发挥，号头可以称为口头文学家。
父亲当了一辈子“红旗”工段的工头（就是指导员、段队长），那时的工头要带头玩命地干活，心里就一个想法：树砍得越多，给国家做的贡献就越大。领着工人在繁重的劳动中，呼喊着号子，像慷慨激昂的歌声，划破了幽静的山谷，唤醒了沉睡的山林。工种不同，号子也不一样。
号子最单纯高亢的是喊山。采伐工每逢伐倒一棵大树之前，都要喊山。根据大树生长态势，确定树倒方向发出顺山倒、横山倒或仰山倒的呼唤。“顺山倒了”——树根锯断以后，一棵参天大树，带起一阵风啸，扑通一声倒下了。地动山摇，树叶乱飞，余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着。伐树作业现场，犹如战场一样，父亲告诉我：“喊山在传说中是向山神爷打招呼，树是山神爷的臣民，人们把它带走了，应该告诉一声。实际是为了安全起见，树倒之前喊山是让人们躲开避免出事故。大树倒向的树枝被砸断时发出的“喀吧”“喀嚓”的响声，如枪弹声一样。落地后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如同炮弹爆炸一样，在宁静的原始林中，回音久久不息。
归楞的号子婉转悠扬。归楞是把山上倒运下来的木材，按长短、粗细在大雁河岸边的楞场归成楞垛，等待春季桃花水（四五月份）下山，从大雁河流送到乌尔其汉镇出河口装车外运。径级大、分量重的不用抬，归在楞底，其余的归成大垛，所以抬着中不溜的木头可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寂静的山林里，很远就能听到他们悦耳的号子声。随着父亲一声“哈腰挂呀”，大伙就都哈下腰应和着，卡钩钩住木头。这时候必须两脚踏实两腿弯下来，可腰板一定要挺直，吸气憋住，等再喊“挺起腰呀”的时候，要慢慢较劲，把两腿伸直，这就抬起来了。但千万不能使猛劲，一使猛劲，就把同杠的伙计给踢蹬了。“哈腰挂呀，呼嘿；迈大步呀，盖大楼呀，修铁路呀，呼嘿……”或者：“哈腰挂呀，呼嘿；挺起腰呀，呼嘿；大步走呀，呼嘿；多赚钱呀，呼嘿；好养家呀，呼嘿……”等等，没有固定的词，目的是利用节奏协调步伐，起指挥作用。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甚是威武雄壮。 那时，在林场采伐作业的都是老爷们，小媳妇或大姑娘如凤毛麟角。偶尔见到一次女人，就可顺口来段荤点的，以调解气氛。“绿绿的树哟，呼嘿；蓝蓝的天哟，呼嘿；采山的妹妹哟，呼嘿；发什么呆哟，呼嘿；哥们心里爱哟，呼嘿；单等妹子来哟，呼嘿；哎嗨哎嗨哟，呼嘿；单等妹子来哟，呼嘿。”或是“抬头看啊，呼嘿；一枝花啊，呼嘿；披红袄啊，呼嘿；穿绿袜啊，呼嘿；红嘴唇啊，呼嘿；露白牙啊，呼嘿；雇台轿啊，呼嘿；抬回家啊，呼嘿；过家家啊，呼嘿；生娃娃啊，呼嘿……”等等。就这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迈着轻松的步伐，把大木头归到了大木垛上。
如果说归楞的号子是抒情的歌曲，那么装大火车的号子便是雄壮慷慨的交响曲。它主要是使人步调一致，唤起每个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感，召唤人们齐心合力，拼搏进取的意志。两根十几米长的跳板一头搭在车上，几个人抬着大木头往上走，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腿软，更不能踏空，否则会出现生命危险。“哈腰挂呀，呼嘿；挺腰起呀，呼嘿；哥儿八个哟，呼嘿；都是亲兄弟，呼嘿；劲往一处使，呼嘿；拧成一股绳，呼嘿……”若赶上一根80个大的4米犍子（即4米长80多公分粗），那大家真得捏把汗，真若4副架八个人中有一人强挺，就容易出现事故；必定是走跳板上火车，因此，必须选择有力气的精干力量。八个人像兄弟一样，同甘苦共患难。一般不随便更换人员，有必要添新人的时候按行规进行至少三天的考验。开始时先抬细点的木头，慢慢地再抬粗的，留着个最大、分量最沉重的最后抬。随着车上的木头越来越高，跳板也起得愈高，爬坡费力；抬了一天木头，累得筋疲力尽，一连几天下来禁得住了考验，便把你留下来算是入伙了。父亲他们就像八个勇士，脸憋得紫红，青筋蹦跳，脸上的汗珠像水往下淌。那毕竟是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定量，饭都吃不饱。每人肩上至少四五百斤的重量，能承受得了吗？号子声从胸膛里迸发出来，雄浑悲壮，迈着寸步，一点点地向前挪动，脚下大地仿佛在震动，发出“嗵嗵”的响声。“哈腰挂呀，呼嘿；稳步走呀，呼嘿；加把劲呀，呼嘿；上跳板呀，呼嘿；加把劲呀，呼嘿；谁要拉松套，呼嘿；不是爹娘生，呼嘿；不惧木头大，呼嘿；不畏肚子空，呼嘿；心里有朝阳，呼嘿；前途真光明，呼嘿；赶快装完车，呼嘿；回家亲老婆，呼嘿……”一棵特大的木头就这样艰难地抬上了大火车。父亲始终是山场一线的工头，抬木头归楞、装车也是头一杠。那时候的林业工人所付出的艰辛和不易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父亲吐血了，大口大口的鲜血浆红了那件羊皮黑大袄。只因为运下山来的原木横七竖八，需要有人归成堆，码成垛。归大楞不是一般体格所能承受的，被列为东北林区四大累活之首。每一根木头需用4人抬，粗一点的需用6人，再粗一点的需用8人，每两人一根木杠，挂上卡钩，父亲一声吼，“哈腰挂，呀么，呼嘿；慢点走，呀么，呼嘿；嘿哟，嘿哟，嘿哟。”一根木头靠着众人共同的努力，容不得任何一个人偷懒藏奸，每一只脚都有一个固定的字符，每一步都踩着同样的调子，一根又一根的原木就像火柴杆一般整齐地垛成一座座木山装上马爬犁，倒運到大雁河边去“流送”到牙克石，再装上火车支援国家建设。也就是那天，父亲选定的搭档由于太累未上工，由他十七岁的儿子替代，小伙子没经过考验，父亲心里没底，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也没有其他的成手，只好这么办了。父亲为了照顾林区后生“小嘎子”挑起了大头，两个人的份量由父亲挑了一个半，哈腰挂了两次没起来，本可以先放在一边，换根小点的，或着再加上两个人，可这样做就不是我父亲，父亲从来没有服过软，在全林业局举办的抬大木头打擂没有一个敢跟父亲比划的。最后一次终于站起来了，随着号子的吼出，父亲的鲜血也一口一口地喷出来。当那根大木头平直地摆在了楞垛上的时候，父亲也平直地躺成一根木头。
大雪覆盖的木刻楞房子里，父亲躺在火炕上三四天，漫漫长夜的煤油灯下，母亲的泪水流了十多天。父亲每天都让母亲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挤、去揉、去压他那肩上的肉包，母亲累了就换哥姐、换我。办法使过了许多，可那个肉包奇痒难忍，却没有减小一分，常是触动父亲的神经后，又吼出我熟悉的“哈腰挂，呀么，呼嘿……”那雄浑的号子。那时工人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上山劳动，人工伐树，到上午九、十点钟才下山休息。这段时间是一天里比较寒冷的时段，树木冻得坚硬而脆，工人锯树比较省力。搬运工人们每天也在凌晨一两点钟，赶着牛马爬犁上山搬运木材。此时路面冻得比较坚硬，牛马拉爬犁也会省力。他们将经过验收合格的原木拖拉到山下坡的楞场里，然后在人工浇灌的冰道上，运到大雁河岸边的楞场里。为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父亲每天跟班带头干，年年是“开门红”，超额完成任务。
由于父亲工作踏实，可谓实干家，1959年被推选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当时劳模不是谁想当就当的，工人群众评，得连续3年出席林业局，才能到林管局；连续3年林管局，才能到自治区。那当时还有些人不服气，林业局在秀地火车站（现乌尔其汉车站）装车场举行了擂台赛，于是4副架吊起了近70个大的4米犍子，随着父亲一声“哈腰挂”，八个人身体猛地向上一拱，只听着蘑菇头、掐钩、扒门一阵噼啪的响声，木头慢慢地动窝，抬起来了，稳步地走上了跳板。快走到跳板头时，父亲却突然住了脚步，朗声道：“各位兄弟停停步，辛苦一下，我犯烟瘾了（父亲那时根本不会抽烟），得抽袋烟提提神。”于是从胯腰拽出了旱烟袋，其他人吃不住劲儿了，这真遇到茬口了，要栽！连忙低声下气说了软话：“爷们，咱们有话好说，先把木头抬上去。”从此，父亲的名气更大了，从此，再没有人敢跟父亲叫号了。从此，在林区流传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个林业工人，力气大得很神，究竟有多大的力气呢？人们把一根八百斤重的铁道轨搭在他肩上，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谁知这个工人却说：“不行，不行，这太硌肩，找一麻袋咸盐垫在肩上吧。”这又添了二百斤……至今，一些还在世的老人一提起我父亲马英廷，佩服！
“哈腰挂呀，呼嘿……”这是父亲从20岁就会唱的一生中唯一一首战歌。这铿锵恢宏、错落有致的号歌也伴我一路成长，在我心中激越着。父亲在林区开发建设中，荣获过三十多枚奖章、四十多张奖状和证书。
1997年春，我们在父亲患肺癌的死亡线上把他抢回来时，检查出父亲肋骨还折了3节，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抬木头归楞、装车，在跳板上来回走动，喊着响亮的号子，看起来神气、潇洒，其实，年轻小伙子抬木头归楞、装车干不了几年便被沉重的大木头压伤，不知多少好汉压得吐血，有多少人扭伤腰，有多少人砸断了腿……我敬佩父亲，父亲是一座山，一座坚实的山，我永远也难以登临。父亲是一片海，一片浩瀚的海，我永远难以游到尽头。父亲更是一曲森林号歌，一首北方浑厚的山歌。父亲当过劳模，不是一般的劳模，父亲捧过“英雄杯”——那可是全国“群英会”的奖杯。
2004年5月6日，我那刚强与病弱的老父亲成了我记忆相册中永不褪色的底片。父亲的腰板从来没有弯曲过，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挺直腰板躺在我的怀里，那双迷离泪眼正跨越时空又到了他那曾经采伐、造过林的大森林里，魂归到他那浑厚的森林号歌中去了。
潺潺流水，诉不尽童年的故事；满目青山，写不尽故土恋情。我更想说的是，我的根在故乡那片大森林里，我的魂生长在大树上。时光荏苒，人世沧桑，但那“哈腰挂，呀么，呼嘿……”一直叩问着我的生命，一直影响着我生命的走向，让我一次次在生活的茫然无助中得到答案。